邓林对国画艺术兴趣很大，不断执着地追求。
每当有了得意之作，便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邓小平的评价总是简单而意味深长：“有进步！”
卓琳则更多一份关心，总是提醒女儿：“有人捧你的那些话，是真是假？”
邓林回答：“起码有一半是真的吧！”
卓琳还会有些不放心地叮嘱：“不要让人把你捧晕了。”
在母亲面前，邓林永远是个孩子。
在家里，卓琳和邓小平对孩子们的淘气一般不加管束，但是不允许骂人，更不允许讲假话，并且经常教育孩子们要诚实地做人。为了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卓琳每两周就安排举行一次家庭会议，让孩子们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进行交谈，并逐一询问每个孩子的情况。
有一次，在北京“八一”学校读小学三年级的邓朴方站起来告诉妈妈，他上课时受到老师的批评了。
卓琳问道：“为什么事呀？”
邓朴方说是他上课时坐得不直，老师就问他，是不是在家里面沙发坐多了。
卓琳又问：“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呀？”
邓朴方说：“我跟老师说：‘不是，是我太胖了。’结果全班同学都笑了。”
卓琳听罢，也禁不住暗暗发笑。她知道儿子诚实敦厚，但还是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于是，忍住笑说：“在学校就应该听老师的话。上课的时候身体要坐直，把胸脯挺起来。”
母亲真诚的教诲，父亲的榜样作用，对孩子们影响很深。邓朴方曾经这样说道：“我从小就以为，人讲假话的心理负担是很沉重的，所以我不喜欢讲假话。”
培养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卓琳深知要从小抓起。
卓琳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因此，她特别注意从小给孩子灌输科学文化知识。孩子们平时都在寄宿学校上学，每逢周末和星期日，吃完饭后全家人围坐在桌旁时，卓琳便开始“讲授”各种各样的知识，特别是物理方面的知识，如核裂变呀、连锁反应呀，等等。
孩子们一边听，一边插嘴议论，有时还会争论不休。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若干年后，他们的大儿子、二女儿和小儿子三个人，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可见，卓琳对孩子们的影响之大。
“文化大革命”中，卓琳随邓小平在江西监管劳动时，孩子们去探望，邓小平常给他们讲一些历史典故，并且出题考他们。卓琳也时常给他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的精辟之处。
在卓琳不断的启蒙教育下，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热爱生活，喜欢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使邓小平和卓琳的孩子们个个都很有出息。长大成人后，他们各有专长，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明显的作用。
对邓家的孩子来说，母亲确乎为家庭“总理”。邓家的第三代，均以“卓”为姓，可见其影响之大。
贤内助
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帮助的贤内助是分不开的。
1938年，卓琳在延安经人介绍与邓小平相识。不久，他们就在宝塔山下举行婚礼，结成生活伴侣。
婚后，新娘、新郎一起踏着秋日的晨光，离开延安，奔向抗日的战场太行山。
进入太行山，到达八路军总部后，卓琳留下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担任着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职务，因而没有停留，立即赶往一二九师部所在地——辽县桐峪村。
新婚离别，不免增添几分愁怅。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将夫妻二人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他们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接受战争的洗礼。
邓小平一回到一二九师师部，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作战指挥中去。
卓琳所在的八路军总部，虽说是机关，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时常要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
她毫不畏惧地跟随机关和部队一起行军、转战、反“扫荡”。
1940年，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区，被日本侵略军多次“围剿”，处境艰难。这时候，卓琳从八路军总部来到邓小平的身边，被分配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
自与邓小平结婚后，卓琳还没有机会履行妻子的责任。直到这次夫妻团圆了，她才有机会照顾邓小平的生活，协助他的工作。他们一起行军、打仗。虽然因战事紧张时而汇合，时而分离，但无论怎样，他们总算有了一个家。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抗战的第五个年头——1942年。日本侵略军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围剿”，实行“三光”政策，严密封锁通往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加之又遭受自然灾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处于极端困难之中。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号召部队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生产自救。
卓琳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到生产自救运动中去。她和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负责女同志的报名工作。待人员集中后，她们就率领着上山，跟男同志们一起开荒种地。
她那双常年握笔的手，拿起了锄头。
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果实。
地里，绿茵茵的叶子下面，长出一个个红红的大萝卜。拔起来一个称了称，足有六斤多重。
卓琳高兴地抱起这个大萝卜，来到邓小平面前。
邓小平看了，高兴地说：“这叫萝卜大王啦！”
那时，部队的穿衣也是个大问题。入冬了，部队好不容易才筹措到一些土布和棉花。为尽早让大家穿上冬装，刘伯承、邓小平号召官兵自己动手纺线、制衣。
不久，在邓小平的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台土造的手工纺线车。邓小平和卓琳，互相帮助，共同研究纺线的方法，很快就学会了纺线。有时候，邓小平纺线，卓琳就在他身旁用纺出的线直接织毛衣。夜深了，邓小平的办公室里，仍然不停地传出“吱，吱，吱”的纺车声响。
从此，卓琳练就了一手又巧又快的毛线编织技术。解放后，全家老老少少全身上下的毛衣、毛裤，都是由她的巧手编织而成的。
卓琳与邓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过了五年的艰苦岁月。五年里，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亲相爱，并先后生下三个儿女。那时候，条件艰苦，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卓琳只能忍痛将他们寄养在老乡家里。
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12月，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卓琳才将三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全家五口人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是有了三个孩子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
此后，卓琳每日忙于照看三个吵吵闹闹的孩子，使家慢慢地安顿下来。邓小平则每日忙于军政大事。
后来，他们又到过邯郸、洛阳、上海、重庆。
在重庆，家里又增加了三口人：小女儿、小儿子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卓琳仍旧担当起教育子女，照顾家庭的重任。随着职务的变动，邓小平更忙了。
1952年，邓小平奉调到中央工作，卓琳及五个儿女和夏伯根随他到了北京。
进京后，卓琳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任邓小平的生活秘书。这段时期，由于体弱多病，她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务，照料邓小平的生活。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卓琳虽然从小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然而参加革命以后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炼，使她深深体会到了勤俭持家的重要性，并成为她生活的基本准则。迁居京城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勤俭节约。晚上就寝之前，她总要到各个房间转转，看看电灯有没有关掉；用完水，总要看看水龙头有没有关好。她这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家里几十年一贯的节电、节水、节约气油以及爱护公物的模范。她常对家里人说：
“这些东西都是党和国家的，都是人民的财产，咱们国家这么穷，可不能浪费了。”
1955年2月，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实行工资制，废除供给制。
实行工资制以后，卓琳和邓小平的工资分别定为170元和404元人民币。拿到工资，卓琳开始计划地安排家里的生活。她先用30元交党费、房费，剩下的几乎全部花在全家人的吃饭上。在这点上，她的想法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一致。
她们认为，孩子们都在长身体，衣服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家里孩子们的衣服几乎都是大人改小人的，即大孩子的改成小孩子穿，打着补钉，十分简朴。全家人的伙食，需要认真计划，而且，邓小平工作繁忙，每日加班加点，身体也需要补养。因而，卓琳想方设法，安排好食谱，买些有营养的食物，让一家人吃好。
另外，邓小平喜欢喝点酒。每天午饭时卓琳便给他斛上一杯，解他的馋。生活困难的时候，为了省钱，卓琳曾用“五粮液”兑一半北京的“二锅头”，给邓小平混着喝。邓小平也不在乎，同样喝得舒服、带劲。
后来卓琳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她不再兑酒，并且主动地对家里的厨师说：“给他喝好酒。
老头子一生也就这么点嗜好，给他喝好啦！”
此后，邓小平又能喝到好酒了。
吸烟，虽然影响身体健康，对人的危害很大，是个不好的习惯，然而，邓小平却早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并且吸得很凶。对于丈夫的这个习惯，卓琳也不劝戒，全由他自主。只是在她的帐本里又多记上了一笔开支。
多少年以后，80多岁的邓小平以惊人的毅力戒除了吸烟的习惯。
卓琳除了照顾邓小平的生活外，还帮助他整理、抄写文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工作忙，她与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多端，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感。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爱抚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
1969年秋，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分被通知下放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
到江西后，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夫妻二人，加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
卓琳给了邓小平许许多多的关心和抚慰，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在江西的监管劳动，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每天，卓琳和邓小平在由住地“将军楼”通往工厂的小道上行走时，卓琳总要走在前面为丈夫开道，生怕比自己大12岁的丈夫摔跤。这条路荆棘遍布，杂草丛生，凹凸不平，不利于老年人行走。
特别是遇到阴天下雨，更是泥泞不堪。每当这时，卓琳就更加注意邓小平的安全。有时候，她一只手搀扶着邓小平的胳膊，另一只手为他撑伞，嘴里还不断地提醒他多加注意，小心脚底打滑。日久天长，他们踩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
邓小平爱喝酒。但是在当时监管劳动的条件下，一家人的日常吃用都很困难，哪里有多余的钱去买酒。为了满足丈夫的这点嗜好，卓琳忽然想到可以用米酒代替普通的白酒。于是，她主动向工人师傅请教酿米酒的方法，决定自己亲自实践一下。朴实、诚恳，热心助人的工人师傅帮助买来了上好的酒药和糯米，认真地传授了酿米酒的技术。卓琳细心地记了下来。不久，她酿出了纯正、酣甜的米酒，邓小平十分爱喝。
邓小平回到北京，重新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邻导职务后，工作十分繁忙。卓琳则投入很大的精力，积极帮助处理一些丈夫无暇顾及的事情。
卓琳身为邓小平的妻子，从来没有到过邓小平的家乡，不过，对邓家的事情，她总是十分热心。邓家的亲友无论有什么事情找上门来，她都代邓小平合情合理地加以处理。邓小平有一个舅父和舅母在家乡居住，卓琳经常给他们寄钱，从生活上帮助他们，并叮嘱二老要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不要搞特殊化。二位老人一直在家乡过着简朴的生活。
1978年2月，卓琳随同邓小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四川成都，接见了邓小平家乡广安县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广安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在交谈中，当听说广安人民要在邓小平的故居建立纪念馆并且对故居加以维修时，卓琳马上转达了邓小平多次提出的不同意建纪念馆、不同意维修故居的意见。如今，广安的“邓家老院子”仍旧朴实无华，同普通的农舍院落一样。
卓琳虽然是家里的主妇，但是，她的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每逢节日，邓小平总是让工作人员早点回家团聚。节日里，煮饭烧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夫人卓琳的身上。
卓琳则是一边动手，一边叫女儿们帮忙打下手，一阵“叮当、叮当”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过后，香味就从厨房里飘散出来。不一会儿，桌上便摆满了美味佳肴。
节日的餐桌上，邓小平总要为夫人倒上一杯葡萄酒，说道：“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一杯。”说罢，自己先举起酒杯。小小的敬意，寄寓着邓小平对妻子卓琳的一片深情。
1988年，卓琳、邓小平度过了金婚纪念日。
夫妻两人生肖均属龙，那一年，恰好也是龙年。
几十年的夫妻情，简直是一曲和谐动听的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