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做，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每当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大冷饼，口袋里揣着几张旧报纸，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6年11月，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琮英随同任弼时，从上海乘“列宁号”油轮启程，来到了莫斯科。
树木凋零，寒风习习。此时陈琮英心中却升腾着幸福的火焰。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异国他乡。
这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新鲜、好奇。兄弟国代表的热情好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是在1926年11月12日召开的。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也在22日开幕。当时，欧洲的意大利、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运动，先后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但是，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停止。1925年5月，当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蓬勃开展时，英国50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它们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巩固发展，被称作“世界革命的三大主要支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在青年共产国际所属的40个支部中，共有团员220万人；在共产党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拥有5万多团员和15万童子团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数量最多的；特别是中国的青年革命者，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深为各国代表赞赏！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因此在会上受到兄弟国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他参加大会。
这样，任弼时在苏联停留的时间就延长了。在这期间，陈琮英被安排到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为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来自蒙古、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中国，按国别分班。任弼时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学校里的课程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ABC、西方革命史和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等。
东方大学是一座革命的熔炉。来自世界各地的热血青年汇集在一起，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他们努力地学习，探讨。在这里，学员们不仅系统地学理论，而且很重视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和生活方式的训练。它要求学员树立为革命奉献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倡服务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实行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生活集体化，群众化；努力培养刻苦耐劳，不表功、不诿过、不畏难，不苟安的作风。
东方大学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感染着陈琮英。在这生机勃勃的校园里，她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尽管学习时间短，但她的收获却是很大的。
这期间，国内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不断向北推进，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逞凶一时的三大军阀中，吴佩孚和孙传芳已经崩溃，只有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在负隅顽抗。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1927年3月23日，周恩来、罗亦农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市民代表会议选出的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超过半数。这时，蒋介石正从南昌东下，他在安庆得知上海工厂起义的消息后，感到坐立不安。他越来越觉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他独占国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心腹之患，于是兼程东下，沿途摧残工农力量。到达上海后，于4月2日，蒋介石召集反共会议，决定了反共方针和叛变革命的步骤。面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内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却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不作任何应变准备，甚至于4月5日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辩护，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处于无戒备状态。4月12日，蒋利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迫纠察队缴械。各处纠察队奋起抵抗，牺牲120人，伤200人。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星时，遭国民党军队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驻在上海的英、美侵略军也直接出动，帮助蒋介石捕杀革命群众。接着，蒋又下令禁止罢工游行，封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等组织，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到15日，被杀者有300余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余人。着名共产党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牺牲。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由于国内形势的剧变，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陈琮英结束了在东方大学的短暂学习，和任弼时一道，准备迎接国内斗争的考验。
营救丈夫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紧急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一起，严厉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积极主张发动土地革命。会议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新方针。在历史转折关头，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这次会议上，26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1月，任弼时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此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到处是严重的白色恐怖，任弼时冒着巨大危险，坚毅沉着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恶劣环境，革命者的生活随时伴有血雨腥风。正是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下，任弼时投身到了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之中。任务的艰巨，环境的险恶使任弼时先后两次被捕，而每次都是在党组织和陈琮英的全力营救下，任弼时安然脱险了。
第一次是在1928年。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任弼时被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党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巡视工作。
这时，陈琮英已做了母亲。孩子不满一岁，名叫苏明，长得非常可爱，白嫩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胖胖的小手。这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的第一个孩子，任弼时非常疼爱，尽管工作很忙，但一回家见到可爱的女儿，所有的疲劳全消失了。看到父女俩那快乐的样子，陈琮英感到无比幸福。
然而，任弼时要远离她们母女俩前往安徽了。临行前，任弼时亲了亲女儿的脸，叮咛陈琮英说：“要注意安全，我到芜湖后立即写信回来，有事找邓颖超同志。”陈琮英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任弼时起身奔赴安徽。
1928年10月的一天，从芜湖去往一个小镇的路上，小毛驴驮着两个年青人，其中一位就是任弼时。他头戴礼帽，身穿咖啡色长袍，化装成商人模样，改名为胡少甫。因剃掉了胡须，他显得更年轻了。当时安徽省党的工作较薄弱，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内部矛盾尖锐，工作陷入停顿。党中央派任弼时巡视安徽，传达“六大”精神，处理省委的问题。9月19日，他先到芜湖，处理省委的问题后，原来计划到皖南沿长江一带巡视工作，不料省委秘书处和团省委机关被破坏，形势突变，他决定先到南陵视察。
当时，从芜湖到南陵县不通汽车，他只好骑着毛驴到一个小镇，然后搭上漳河的夜航船由水路到南陵。10月14日黎明到达南陵县城。
第二天下午，任弼时出席城关地区党团骨干分子会议。会议地点选在城北的一个古庙香油寺。
香油寺在南陵公园附近，年久失修，香火已废。
寺庙前有一条小河，上有金桥、银桥；不远处有两座坟冢。相传是三国时孙策和周瑜的夫人大乔、小乔的坟墓。任弼时来得早，便在小乔墓旁徘徊，察看动静。突然，一群保安团丁从金桥、银桥边窜出来，把他抓起来。原来，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早就有了埋伏。
南陵县法院会同国民党县党部审问任弼时，任弼时料定敌人不认识自己，更不知道他的身分，便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你叫什么名字？”
“胡少甫”。
“那里人？”
“湖南人。”
“什么职业？”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到南陵来做什么？”
“来催收帐款，顺便到小乔墓玩玩。”任弼时胸有成竹，对答如流。
敌人并不罢休，对他施用酷刑：上夹棍，压杠子，任弼时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分。敌人搜走了任弼时的80元现款，别的一无所获，只好把他作为“共党嫌疑分子”押解到安庆的特种刑事法庭。
在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遇到同乡彭佑亭。他是当年长郡中学的工友，与任弼时家是近邻，此时做贩丝线的买卖。真是天赐良机。他正焦虑着如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陈琮英，使组织上设法前来营救。任弼时急中生智，乘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实际上是个准备好的口供，请这位同乡把信息传给堂叔任理卿再转给陈琮英。
这时，陈琮英在上海焦急地等待任弼时的来信。10月初，她曾收到任弼时从芜湖发出的一封平安家信，之后再也没有音讯。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电报，是长沙的堂叔任理卿发来的，要她速去长沙有要事商量。她预感到任弼时出事了，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根据陈琮英提供的情况，迅速做出了营救任弼时的安排，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营救。
陈琮英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准备乘车赶往长沙。
不料刚到车站，车就开走了。陈琮英心急如焚，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陈琮英此时只有一个信念，救人要紧。她要救的是一位党的领导人，是自己尊敬的丈夫和战友，是孩子慈爱的父亲。
初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何况又是夜间，又是在飞驰的火车上。四周一片漆黑，黑乎乎的树木村庄一擦而过，偶尔几声汽笛呼叫，格外凄惨。寒风吹来，不一会儿母女俩的手脚都冻僵了。陈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母女俩相互取暖。小苏明冻得直哭，后来连哭的气力也没有了，只在母亲怀里不停地抖动。车厢剧烈地摇动，晃起的煤块不时打在她们母女俩身上，陈琮英把女儿搂得更紧了。
长沙的伟伦纸庄是陈琮英的堂兄经营的。陈琮英便以纸庄东家的身分宴请任氏家族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奔走营救。何维道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出庭辩护。他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分，无罪开释。法庭便派人去长沙对质，将任弼时押回看守所。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在国民党的上层开展营救活动。
组织上指示陈琮英坐镇长沙伟伦纸庄，等候敌人对质。当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分时，陈琮英早已作了准备。敌人问她：“你们店有学徒外出吗？”陈琮英镇静地回答：“有个胡少甫，到安徽去了。”
“去安徽干什么？”
“给他姑妈送钱去。”敌人核对了口供，没有找到什么破绽，凶神恶煞地问陈琮英：“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的纸庄敢担保吗？”陈琮英坚定地回答：“这有什么假的，我们纸庄当然敢担保。”就这样，敌人被应付过去了。
1928年底，任弼时出狱回到上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在陈琮英风尘仆仆的奔走营救的过程中，患肺炎夭折了！
任弼时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他握着陈琮英冰冷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陈琮英明白，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此时对陈琮英来说，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她不需要安慰，她要更加坚强。道路还漫长，更艰难的磨练还在后面。
他们明白：他们是孩子的父母，但更是党和人民的儿女。他们需要更加坚强起来。
望着丈夫那遭受伤害的身躯，陈琮英无限怜惜。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休息一段时间，陈琮英也劝他休息，他却坚毅地说：“我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现在要抓紧工作，把坐牢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不久，他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任弼时第二次被捕是在1929年。这年11月17日，西北风夹着初冬的雨雪，铺天盖地，整个上海笼罩在严寒之中。任弼时早早起了床，一边穿衣一边告诉陈琮英，说要到一个地方开会。陈琮英说：“这样的天气，会恐怕开不成吧？”任弼时说：“雨雪再大也得去，今天的会很重要，风雨无阻的。我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去开会。”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就为他的安全担忧，心里边在计算着时间，盼望他快点回来。中午饭做好了，没见他回来。12点过去了，任弼时还没回来。1点、2点、3点？陈琮英一直眼巴巴地等到第二天清早，还没有见到任弼时的身影。
原来，任弼时这天上午是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江苏团省委在公共租界的华德路竞业里，靠近杨树浦的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住着母子两人，母亲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对外的身分是给人带孩子的保姆，4岁的小主人自然就是郭亮的遗孤郭志成。他们是党组织安排看守这个新近建立的共青团省委秘密机关的。
任弼时走进竞业里，没有发现周围有异常的迹象。他这才看准门牌走进石库门去。谁知刚进门，从后门闪出几个暗探，不容分说，将他推上警车，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是一个大统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栅栏)，地下是阴冷的水泥地。
犯人们横七竖八躺倒在水泥地上。任弼时被押了进去。他冷静、沉着地环顾四周，突然发现了原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书记周朴农。
任弼时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曾和周朴农有过接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了了解上海团组织的情况，周朴农曾向任弼时汇报情况。任弼时向他传达了团的“四大”精神，以后，周朴农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捕时，他是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化名周阿康。是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的职员。这天上午，他也接到通知到竞业里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他的住处离竞业里不远，所以第一个到达团省委秘密机关。不一会，10几个巡捕冲进门来，拥上二楼，把周朴农和李灿英母子一起押到英帝国主义的汇山路巡捕房。把他们押走之后，敌人继续埋伏在团省委机关，逮捕了任弼时。
看到周朴农，任弼时装作不认识，直向他走去。周朴农刚要站起来打招呼，任弼时马上按住他的肩膀，暗示他不要说话，并在他身旁地上坐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不应该相认。
陈琮英在家里心急如焚，她一直眼巴巴地等到第二天清早，还没看到任弼时的身影。她着急了，跑到党的机关去打听。李维汉操着浓重的长沙口音，心情沉重地告诉陈琮英：任弼时又被捕了，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