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审问，陈琮英都是这样回答，一点也不改口。她听任弼时说过，要坚持原来的“口供”，不要因敌人的威胁和利诱而轻易改变，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他人。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也这么难对付，非常恼火，虽然没有从陈琮英口中抓到什么证据，但敌人还是把陈琮英当作要犯转移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
龙华警备司令部有“杀人魔窟”之称，这里的监狱不仅非常阴暗潮湿，而且臭虫和跳蚤很多，陈琮英和孩子备受煎熬。尤其是远志，细皮嫩肉被咬得红一片、紫一片。孩子是母亲心头的肉，臭虫咬在远志的身上，痛在陈琮英的心上，她成夜成夜地抱着女儿，宁愿让臭虫咬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夜深了，孩子睡着了。铁窗中的陈琮英怎么也睡不着，她在思念远方的亲人，她被关在这深深的牢房里，只能默默地送去深情的祝福。
自从陈琮英和孩子被捕的消息从上海传到苏区以后，任弼时就时时为妻子担心，为没见过的孩子担心，担心母子俩的安全。对于反动派监狱的残忍，他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的，但他相信妻子是会坚贞不屈的，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得知陈琮英被捕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布置了营救陈琮英母女的方案。经过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琮英和女儿远志终于走出了敌人的牢狱。
出狱不久，陈琮英便接到周恩来从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要她去苏区。为了将来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决定把跟着自己一起坐过牢的孩子暂时送回老家，交婆母抚育。
在外奔波数年，陈琮英时常思念家乡的亲人。
这次重逢，使她格外高兴。寒暄问候之际，她也了解到家中的不少情况。
当时，任弼时的二妹培星已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4岁的三妹培辰，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老家只有任弼时的老母亲和在娘家养病的大妹培月。培月是1924年离家到上海的，后来被送到苏联，在纱厂做工。1931年7月，她和丈夫秦龙一起回到上海。不久，夫妇俩被捕入狱，遭受电刑折磨。秦龙牺牲了，培月精神失常。这时，在长沙第一纱厂任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正来到上海购买原棉，公共租界的巡捕突然来到他下榻的惠中旅馆，传讯他对证任培月的身分。任理卿严正地说：“要对证，除非把人带到旅馆来。”因为任理卿并非上海公共租界的居民，租界当局无权传讯，巡捕房只好照办。任理卿对巡捕说：“她是我的侄女，她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她是个无辜女流，你们应当把她送回老家去。”后来，培月被释放，当陈琮英把女儿远志送回湖南老家时，培月正在母亲身边养病。亲人重逢，感慨万千。残酷的现实，使任弼时一家遭受种种不幸，但却没有动摇他们革命的信念。
告别了亲人，陈琮英辗转跋涉，转道香港，到达了闽西苏区。这时，任弼时在福建长汀。
193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夫妇俩别后重逢。这一年，陈琮英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受了考验。陈琮英向任弼时诉说了一年中的种种遭遇以及家中情况。任弼时得知亲属们的情况后，深感内疚。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此生不可能照顾好父母、妹妹及妻儿。他对陈琮英说：
“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随后，他又说了一席非常感人、使陈琮英终生难忘的话：“我们是革命夫妻，我们的爱情是融在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里的。”
从事机要工作
陈琮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十分高兴，亲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他说：陈琮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她做机要工作吧。因此，她被安排在中央苏区机要科工作。
在敌人的封下，没有粮，没有盐。任弼时经常生病，瘦得可怜，陈琮英怕他支持不下去，只好卖了几件从白区带来的衣服，买些鸡蛋给他补养身体。
那时，任弼时和周恩来同住在长汀的一座小楼里。周恩来一有空就来看望任弼时和陈琮英，这使他们十分感动。任弼时对陈琮英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了，我们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他不断鼓励陈琮英抓紧学习，提高自己。
陈琮英在各方面都很努力，果然不负所望，政治觉悟、文化知识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1932年，陈琮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中旬，陈琮英随任弼时调离苏区中央局，被派到湘赣边区工作，任弼时担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陈琮英跟随任弼时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他们在部队的护送下，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出根据地，进游击区，奔赴湘赣苏区。
走了10多天，来到赣江边。这时，赣江水流湍急，江面辽阔，周围一带全部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占据，他们江防严密，日夜派兵巡逻。任弼时和陈琮英一行一面发电和省委联系，一面在江东岸隐蔽待渡，等候了两三天，在一个晚上，他们趁黑夜坐小船横渡赣江，安然到达湘赣苏区。
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一水之隔，是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西翼。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在这一带首创了农村根据地，摸索了一套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正确经验，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近两年来，在以王首道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分配了土地，建立了主力红八军，扩大了地方武装。但是根据地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周围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根据地内部肃反扩大化气氛紧张以及根据地经济上极度困难等等问题，千头万绪，等待着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来处理。
看到任弼时日夜操劳，陈琮英时常为他担心。
为了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她在生活上备加关心任弼时。这期间，组织上安排陈琮英在机要科工作。
当时，电训班的同志能把截获的国民党军队密码内容破译出来。任弼时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成立侦察台，把周围敌人之间往来的电报都收到，进行破译，分析研究敌人的动向，决定我们的行动。后来，任弼时自己也破译电码，和陈琮英一起天天都到电台去一次。陈琮英诚挚热情，和蔼可亲，与电台的同志很快就熟识起来。环境是艰苦的，但同志们相处是亲密无间的，陈琮英处处关心同志们，大家在她面前也很随便，居然敢当面称呼她的外号。
陈琮英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从不以自己是任弼时的夫人而享受任何特殊待遇。由于电台工作人员常熬夜，他们的津贴相对高些，而陈琮英和任弼时却和普通干部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
电台的同志有时看不过去，要是买了好吃的东西，就去请他们夫妇。
陈琮英一方面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协助任弼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任弼时的得力助手。
当时，湘赣苏区的领导干部正经受着临时中央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无情打击。原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了职务，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和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遭到逮捕，一时间省委机关的干部人人自危。
为了稳定秩序，制止肃反中乱打乱杀干部的错误，任弼时主持的省委成立了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对受错误打击的张启龙，经王震提议，任弼时继续加以使用，派他担任后方委员会主任。但是，省委副书记刘士杰(后叛变)却不肯罢休。有一次，刘士杰趁任弼时在前方的机会，召开省委会，给王首道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去做基层工作。后又开除张启龙的党籍，并召开群众审判会，称他们是“反革命”，判处张启龙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保卫局。
省委宣传部长甘泗淇立即赶到前方，将情况报告任弼时。任弼时对王首道和张启龙的经历是清楚的。1931年秋，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王首道、张启龙等组成临时省委，到湘赣开辟工作。得知公审他们的消息后，任弼时立即赶回省委所在地永新的禾川镇。当天晚上，他就到保卫局，对张启龙说：“把你们关进保卫局是错误的。”
此时王首道已下放在袁州白露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他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生活很苦，没有人管。
任弼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中十分不安。
一天晚上，任弼时沉思良久，忽然对陈琮英说：“琮英，首道同志现在的处境很难呢，最近听说他又生了病，我很不放心。明天，你带些钱和吃的东西，代表我去看看他。”
陈琮英来到袁州，在一间又破又暗的小屋里，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首道同志，弼时听说你病得很厉害，他放心不下，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王首道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叫“同志”。感到很惊奇，几个月来，他已经习惯了管他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可是今天，却有人叫他“同志”。他睁开眼睛，猛然看见是陈琮英，禁不住热泪纵横，一股暖流从胸中涌起。同志间的真挚关怀温暖着身处逆境的王首道。
“琮英啊！如今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是个‘反革命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弼时和你这样关怀我，真怕连累了你们。”说着，眼泪又禁不住淌了下来。
此刻，陈琮英也很难过，但她不愿将眼泪在正蒙受屈辱的同志面前流下来，她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怕，我就不来了。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互相关心是理所当然的。眼下你还要放宽心，注意保重身体。日后，咱们还要并肩战斗哩。”说完，就将两块光洋和一些吃的东西塞到王首道手里。
火一般的同志之情，温暖着王首道的心。这件事深深地印在王首道的心中，无论日月怎样流逝，他都不能忘记陈琮英和任弼时的殷切关怀。
后来王首道多次提及此事，并且赋诗一首：
我在湘赣边，心疑‘左’势凌。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对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我既基层调，罹疾身削形。君遣琮英来，探望复叮咛。关怀与帮助，温暖长心萦？”
长征途中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兵力，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战斗接连失利，不得不撤离苏维埃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央召开干部会议，编组队伍，抽调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布置红军撤离后地方的游击战争；战士们打草鞋，备干粮，补充弹药。到了7月末，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这时，陈琮英正为怀中的婴儿发愁。孩子叫湘赣，出生方半年，还在襁褓之中。大军远征，一路上枪林弹雨，翻山越岭，孩子怎么受得了？
陈琮英想到第一个孩子苏明，是自己在营救任弼时出狱的奔波途中，得肺炎死的。第二个孩子远志，不满100天就同她一起入狱，在国民党牢房里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后来，又把她送到湖南老家，交给婆婆抚养。现在，湘赣的安置又成了任弼时和陈琮英夫妇的一个难题。
陈琮英迟迟犹豫不决，她问任弼时：“湘赣怎么办呢？”任弼时沉思了一下，说道：“只好托给老乡抚养，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再来接他。”陈琮英又一次母子离别。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生育了三个孩子，一个个相继离开，心中是何等难过！
这次陈琮英再次强忍住泪水，尽力克制母子分离的感情，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里。谁料，后来湘赣一直没有下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派人到永新寻找，但结果仍然令他们夫妇失望。
1934年8月7日，正是三伏天气，罗霄山区，时而烈日当空，酷暑逼人，时而大雨倾盆，道路泥泞。
陈琮英随同红六军团9000多子弟兵，告别了长期哺育红军的湘赣人民，离开了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踏上新的征途。等待着他们的是强敌的围、追、堵、截，是山川的险阻，是没有后方的长途跋涉？
长征途中，陈琮英跟随任弼时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一路上，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翻高山，渡潇水，过湘江，穿过湖南、广西的边界山区进入贵州。
行军途中，有些地方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战士们因缺衣少粮而体力不支。电训班的阎知非也很疲劳，拄着一根木棍慢慢地行进。
这时任弼时身患疟疾，病情很重，但他还是支撑着指挥全军转移。他看到阎知非快走不动了，赶紧让通讯员牵着一匹马来，让阎知非骑。阎知非十分感动，说什么也不骑。他知道，这匹马是为了照顾任弼时的身体，专门从老乡那儿买来的，自己怎么能骑？阎知非想到了陈琮英，陈琮英体质弱，却一直同大家一起艰难地行走，阎知非让她骑，陈琮英也不骑，瘦小的身影一直行进在队伍当中？
在敌人前堵后追，头上飞机扫射，而又没有后方作依托的条件下，红六军团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连续行军78天，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红三军重新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会师后，有一次打了一个大土豪，缴获了一些东西，个人需要可以买，陈琮英特意买了一包丝棉送给阎知非。阎知非考虑到任弼时和陈琮英身体都不好，他们比自己更需要，就把丝棉退了回去。陈琮英见他那么客气，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阎知非见此情景，只好把丝棉收下，陈琮英这才高兴了。
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劳师远征，一路上机动灵活，避强打弱，探明了敌情，查清了民情和地形，为中央红军的长途远征，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接着，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任弼时和贺龙率领部队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北出动，从敌人的侧后发起一个攻势，先后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站住了脚跟，立即宣布成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后，二、六军团是留在长江以南唯一的红军主力，湘鄂川黔是江南唯一的红色根据地。于是蒋介石以重兵再次四面包围。
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等决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向湘黔边转移，1936年2月初进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这时，一二九运动发生，尽管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很高，但蒋介石仍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继续追击二、六军团。遵照红军总部指示，红二、六军团于4月下旬渡过金沙江北上。过金沙江后，二、六军团翻过玉龙雪山，经过藏民地区，于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紧张艰苦、颠沛流离的戎马生涯，使任弼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陈琮英尽自己之所能精心地照料他。夫妻两人同甘共苦，相互照顾。从甘孜到阿坝是茫茫草地，天地相接，一望无垠，渺无人烟。这里气温较低，人们常说这里没有夏天，只有漫长的冬季。红军进入时正是草原雨季，时而细雨瘪瘪，时而大雨滂沱，部队露宿草地，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最困难的事情是粮食不够吃，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正在这困难之际，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了，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这次不平凡的行军，他们给女儿起名“远征”。
为了照顾妻子，任弼时亲自钓鱼给妻子熬汤吃。每次吃饭时，他都急着吃又粗又老的野菜，把嫩一点的留给陈琮英。他给自己缝了个布袋，把远征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搀扶着陈琮英，艰难地向前行走。在长征途中这对夫妻摇摇晃晃的身影，至今还深深刻印在许多老同志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