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梅又说：“过了几天，他们又派媒人到我家里，对我爸爸妈妈承诺说，如果我们同意这门亲事，他们马上就给我送两千元钱的彩礼。”
“两千元？”朱锦鹏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现在，送二百元的彩礼，已经算是很高的了，他们要送两千元？这对我目前的财力来说，倒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实话，我直到现在，还只有两百五十多元的积蓄。本来快要积满五百了，可我为班级做校服垫付了一百多元钱，我二哥砌房子，我又拿出一百多元钱给他买桁料。”
姚玉梅抓住他的手，把五指插在他的五指间，表明关系紧密：“怎么样？你实现不了吧？可这还不算，他们说，在两千元彩礼之外，还要给我买一只上海牌女表，送几套外国进口面料的衣服。我们结婚时，他们出钱在县城办三十桌以上的酒席，宴请各路贵客，收到的人情钱全部归我们所有。他们算了一下，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同事部下，关系单位的头头脑脑，总共不会少于一万元钱。”
又是一个天文数字。朱锦鹏的脸有些挂不住了，这凭他现在拿45.5元的工资和一个小教师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难于做到的。
姚玉梅却还在说：“他们保证，吴兵毕业后，分到县城里最吃香的单位，譬如商业局，物质局，粮食局，外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由我们自己挑。”
朱锦鹏说：“我敢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单位都不如教育局吃香。”
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一九八二年，走在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废弃了粮票布票等凭票供应制度，拉开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序幕。
朱锦鹏从报纸看到这样的报道，敏锐地看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曙光。市场经济发展了，象商业局，物资局和粮食局这些原本很吃香的单位，还有刚刚成立的外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常时新抢手的单位，就会渐渐变得不吃香，甚至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所以他才敢说这个话的。
当然，他的意识还太超前了一些，这个小县城此时还笼罩在一片浓郁的计划经济氛围中。人们还被紧锢在一切凭票供应的生活里，所以对手里有些物资供应权的领导和职工充满了膜拜。这时，连买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都要凭票购买。而这些票又紧张到一个单位，譬如一个学校一年连一张票都分配不到的程度。要去托人开后门，等待很长时间，有时要等一二年才能搞到。朱锦鹏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就是通过他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搞到一张票买的。
所以当时“开后门”一词非常流行，连只有在排队时让认识的人插到前面去，最多有权让你用粗粮兑几斤大米的粮站职工，也成了非常吃香的职业，甚至成了人们巴结崇拜的对象。
物质决定意识，这样的物质条件和供应政策，就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你看，连姚玉梅也有这样的观念。
她听了朱锦鹏的表态后，伸手点了点他的鼻子说：“你别阿Q了，老师尽管已经不是臭老九了，但社会地位还是很低的。许多人来劝我时，都是这样说的。”
“是吗？”朱锦鹏更加惊讶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