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一位曾经留学美国的金融学博士聊天，聊到了中国画，聊到了股票，聊到了收藏。博士是成功人士，是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总，收入颇丰，于是也搞收藏。据说他的收藏种类繁多，且已成规模。他的目标是，将收藏品捐给一个教育基金会，以此来为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聊完了他的目标他的心愿，聊到了有钱没钱的问题，因为搞收藏的，要么是为了以钱生钱，要么是有了不少的钱，收藏只是一种兴趣爱好，是打发时光的一种比较高雅的方式，总之与钱有关。说到钱，博士以为钱够用就行，多了没用。这当然不是什么独到见解，已流传了很久，稍有理性的人都认可并接受。我们共同的认识是，目下的中国，虽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由于分配不公，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国的有钱人，相对地说已经不少。但中国，仍是一个精神上贫困的国度。而且，越有钱的人越不超然，对金钱越发贪婪。当代中国，人们缺乏信念。中国有宗教，儒释道。儒、道更多的是政治、伦理思想，佛教在中国又过于实用，所以中国缺一种能影响人凝聚人的宗教。中国有许多好的思想、理论，但这些代替不了宗教。宗教也许是愚昧的，但它能给人以归属感。许多政治家科学家之所以皈依宗教，原因即在于此。
说到宗教，对别的宗教我了解不多，对于基督教，也略知皮毛。基督教让我欣赏的内容，一是感恩，二是忏悔。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这两种精神。关于感恩，我已有过小文阐述，这里不再展开。关于忏悔，需要唠叨几句。
大凡人，都不是完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及弟子们遵循的原则，是“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反省人生的三个重要方面。这可能也是一种忏悔。孔子之后两千年，中国人发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者，“忏悔”之谓也。可这种忏悔，因为是要面向许多的人去做，所以难度太大，所以就贯彻不下去，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基督教的忏悔，是面对上帝的忏悔，面对上帝的代言人神父的忏悔，一对一的忏悔。因为神父是专门的神职人员，他们有严格的道德标准与原则，所以会为忏悔者保密。忏悔者检讨了自己的过失，诉说了自己的迷惘，灵魂得到了洗礼与解放，校正了人生航线，增强了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却不必为在世俗世界遭遇麻烦而担忧。基督教的忏悔，是非常人性化非常轻松的忏悔，因此也是非常有效的忏悔。
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忏悔方式，但不论方式是怎样的，都应当轻松，甚至愉悦。有了忏悔的精神，有了好的忏悔方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更加自由与丰富，中国的社会也才会更加富足、和谐、繁荣。
2006.3.29。
消息与淌血之关系
前一段时间，为《李庄文集》写了几篇书评，其中一篇，“消息”两字，我手写时按草书的格式写，且极潦草，打字员打成了“淌血”。由于校对时未校出，投给报社，人家也未存疑和改动，发表后便成了“淌血”。那句话是说，在李庄不多的消息色彩浓郁的通讯中如何如何。但用“淌血”置换了“消息”，便让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看了登在报纸上的文章，看到“淌血”二字，我感到滑稽，也感到对不起认真的读者。但静下心来一想，我以为那“消息”错为“淌血”，有歪打正着之意味，似乎是冥冥中的神来之笔。因为“淌血”与“消息”确实有天然的联系，有共同的成分。
封锁消息就会“淌血”。民主的社会，现代的社会，应当是信息畅通自由的社会。唯如此，才能保证民意表达的充分、决策的科学和执行的顺畅。否则，民意就难以充分表达，利益集团间的各种利益要求就难以聚合，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决策就难以做到切合实际、准确可行，决策（即便是正确的）的执行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就会走样，反馈的渠道同样会被阻塞。最终的结果，就是“淌血”。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困难，政策不对头，各地出现了缺粮死人等问题，但媒体却不能报道，全国上下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结果呢，是饿死成百上千万人，光一个河南，就死了好几百万。再比如，人们感觉愈演愈烈的矿难，其实一直没断过，其实过去也不少。问题在于，过去一发生诸如矿难之类的重大工伤事故，从上到下，为了所谓国家民族的面子，为了各级官员的乌纱，为了矿主的利益，一概予以掩盖，不许报道。方法嘛，发文件，发“封口费”，很多。没有“消息”，所以，只能不断“淌血”，而且越淌越多。
失实的“消息”会引致“淌血”。比如那些把“大乱”
说成“大治”的消息，亩产几百斤说成几万斤的消息，那些隐瞒真相、弄虚作假、指桑骂槐、指鹿为马的消息，那些瞎编政绩的消息，那些将恶棍蠹虫装扮成栋梁模范的消息，会让许多的人“淌血”。为什么？因为内部乱成了一锅粥，在文攻武卫，互相残杀，你却发布“团结和睦”的消息，死的人只能越来越多；亩产几百斤，你百倍千倍地夸大，害得某些领导人愁粮仓太少，愁粮食消费不了，设计“让农民每天吃五顿饭”的方案，不饿死几百万几千万人那才是怪事；明明某些基层干部为了“政绩”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实际情况不顾群众利益，在寅吃卯粮，在盲目蛮干，在杀鸡取卵，在断子孙后路，消息却说此人是干才是开拓型人才是不可多得之才，包庇他纵容他，不出事不“淌血”
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真实的消息也会引致“淌血”。民国时期的报人史量才，因为他的报纸消息忠于事实，忠于民众的知情权，结果他被当权者取下了首级。这是旧社会。而今呢，记者因为报道真实事件而被殴被打被辞退被投进监狱的经常不断，不胜枚举。从报刊上，从电视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因反腐败黑恶势力，因卧底调查，记者被打被扣甚至被杀的消息。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的法制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国度，公众的知情权还不能得到相应的尊重，新闻工作者的权利还比较模糊，也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
讲真话，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对待和报道事件人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一定难度。所以，真实的消息有时也会引致“淌血”，让写真消息发真消息的人淌血。
真消息引致“淌血”的另一种情况是，揭示了真相，揪出了好大喜功者弄虚作假者造成重大事故引致严重灾难者，让这些不法之徒受到应有的惩罚，付出血的代价。
由一段荒谬的打印文字引出一番荒唐的思考，是耶非耶，心里没有多少谱。
2005.11.24。
大人的话统统该听？
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听话，听大人的话家长的话老师的话领导的话领袖的话。我们判断一个孩子一个干部，也以是否听话来作为好坏的标准。
大人的话以及需要、要求我们听话的人的话一定正确，的确有价值值得我们去听去遵从吗？未必！
说几个特别私人的例子。
我的父亲说过许多正确的话值得我听的话，但也说过不那么正确的话。比如我大哥“文革”时辍学，回乡当了农民。大约1970年左右吧，县中学复课，招收高中生，我大哥要去上学，父亲却以为“读书无用”，让我哥在家劳动挣工分，致使我大哥虽说成人与工作后上了成人大专，但文化底子还是不厚。父亲不让上学的话，似乎不那么正确，不应该去“听”。
比如我工作后，经过两年的学徒，要转正。因为当时招收了好几十个新职工，根据工作性质，转正时可转行政级、技术级与工人级，转正时自己有一定选择权，干行政的可以要求转工人级。因为工人级当时比行政级高7元钱，我父亲让我转工人级，我没听话，转了行政级。当时只有20岁，感觉上做干部比当工人要好一些。父亲的这次话，不知说得对不对，因为我很快因上学离开了，没来得及体会。
比如我于1977年考大学，当时我父亲、大哥、三弟均不同意不赞成，以为我刚转正，该养家了，却要去上学，不应该。我没听话，考了，而且考上了。当时我父亲单位有好几百职工，子弟考上大学的，我印象中只我一个。后来因别人的恭贺，才让父亲觉得儿子上大学是件露脸的事，才支持我上大学。
大人的话真的有时不一定正确，不听就对，听了，反而坏事。
老师的话就一定正确？也未必！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教育被严重商业化，有些老师成了商人，课堂上不教，课下招补课生大赚黑心钱。他们的话你要是句句都听，不吃亏才怪。中国某些时期的某些小学老师，他们小时候不是神童，长大了也不是天才，可他们偏偏要别人家的孩子必须个个是神童是天才，才配上他们（混饭）的学校，配被他们教。我儿子上小学时，我常被叫去修理，讲我儿子这不行那不行，让我儿子退学回去，第二年再上。我当时心里冒出了句十分刻薄的话，说你们就让我儿子混着上吧，将来能当一个像你们一样的小学老师就行了。这个愿望不会实现不了吧！我老婆听我说此话，吓了一跳，说千万不敢说，不然儿子可就惨了。但老师一见学生成绩稍差就让回家的话显然不能听。没听老师的某些话，我儿子后来成了北大学生。听了呢，事情就难说了。
领导领袖的话也未必句句是真理。比如王明，是领袖之一吧，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话就不能听。比如林彪，副统帅，接班人，是领袖人物吧，他的“最最最”，“巅峰论”，也不能听。再比如毛泽东，是伟大领袖，有许多伟大的建树与创举，说了许多应当听必须听的话，但他后期关于反右（扩大化），关于大跃进，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话，显然是错误的。听了，中国便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出现了“文革”万劫不复的灾难，出现了社会的大混乱大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大人的话未必正确，领导的话未必正确，领袖的某些话也未必完全正确。
不要盲目、迷信，不要一味强调听话。
不听话自有不听话的道理，不听话自有不听话的原因，也许不听话结果反而会更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错。
2006.4.14。
杂文的堕落
杂文是什么？有人说是匕首与投枪，有人说是手术刀，有人说是虽苦口却治病的良药。但不论怎样定义，杂文都是正经而非邪恶的文字，杂文是高雅的存在而非下三烂的货色。
有一篇杂文，读了让人悲哀，为杂文悲哀。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谁是嫖客谁是妓》，作者刘诚龙，发表在2006年第四期《经典杂文》半月刊上。
就技巧而言，刘诚龙的文章无可挑剔，有场景，有人物，有对话，有结论，文学性很强。但文章作者的心态是阴暗邪恶的，文章的出发点是污秽下作的。
文章一波三折，从多层面多角度论证秘书和领导是妓女和嫖客。虽然文中设定的两人辩论时各执一端，一方认为秘书是嫖客，领导是妓女，另一方则相反，认为领导是嫖客，秘书是妓女，但作者想昭示人的却是，领导和秘书既是嫖客，又是妓；互为嫖客，互为妓。最为恶心的是，文章结尾骂领导是杂种。
我们这个社会有“秘书政治”的弊端，有些秘书一入“龙门”，身价百倍，呼风唤雨，吆五喝六，一路青云直上，成为不同级别的官员。“秘书政治”现象为民众所诟病，舆论也做了相应的批评。
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官员也确实离《党章》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不勤政为民者有之，无才无德少才少德者有之，欺上瞒下横行霸道者有之，作风浮夸，搞假政绩，坑民害民者有之，行贿受贿、中饱私囊者有之。百姓们对此深恶痛绝，我们的纪检等部门做了大量警示、查处工作，媒体也在不停地予以曝光和监督。
也许，问题的处理不十分令人满意，“秘书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弊端仍程度不同地存在，我们可以揭露，可以曝光，可以批评，可以揶揄调侃讽刺挖苦，但不应下作到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的地步，不应在弄脏领导与秘书之前先弄脏杂文。杂文黔驴技穷了？
领导是什么，是不同层级的头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群体都有头儿。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乡同学可能就是秘书、领导，我们的子女子孙后代今后有可能当秘书当领导。把这些人统统骂为妓女嫖客杂种，那么请问，那篇杂文的作者又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会为此等詈语喝彩？
杂文在堕落，作为杂文作者的一分子，我感到痛心与羞惭。《经典杂文》发表的这篇杂文确实经典，是畸形心态的经典，狂犬吠日的经典，反人性反人道反社会的经典，人格堕落文格堕落的经典。
2006.4.8。
骂人也要有度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杜绝骂人。
理性如鲁迅先生，虽然高举“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之旗，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他也没少骂人。比如“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
伟大如毛泽东主席，面对老大哥的蛮横无理与强权政治，在其大雅之诗中也曾动过粗，说出过“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惊人之语。
骂人不可避免。
但骂人必须有度。
对于当下的社会，公众在肯定的同时有一定的不满，有两句微辞，有两句国骂，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但必须有这样一个理念，骂人不但要有理由，不但要自己痛快，也要有度。“真理向前再走一步就是谬误。”骂人无度，过了头，就可能骂到了自己，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比如骂官，似乎是很过瘾的事，也是可以引来公众喝彩的事。但骂官也有学问有讲究啊，你骂坏官贪官赃官昏官庸官自然没问题，你骂清官好官自然就不对，你骂全部的官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幸的是，时下的一些杂文作者，作愤世嫉俗状，作不合作状，作为民请命为民代言状，张口污言秽语，一篙打翻一船人，似乎社会一团漆黑，并无好处可言，似乎是官就坏是官就庸是官就贪，是官就不是好东西，就应当辱骂调侃讽刺伤害。这种骂法，似乎就骂到了骂人者自己头上。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度这个时代的大大小小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官员统统不是好人，统统如《谁是嫖客谁是妓》一文中所詈骂的是嫖客妓女杂种，那我们这个民族又是什么，作为民族一分子的作者又是什么！
即便是骂坏官贪官昏官庸官，也要有度。要摆事实、讲道理，要骂得得体文明大度高雅。骂之辞不能有伤大雅，有伤风化。骂完了，能让被骂者汗颜、警醒、害怕，能促被骂者自我反省、改邪归正，即便那些被骂者罪有应得甚至死有余辜，你能骂得让他们知罪让他们忏悔也好。
骂完了，也应让旁观者旁听者认同与赞许。倘毫无理性，似泼妇骂街，污言秽语，脏人耳朵，败坏社会风气，公众会对之厌烦与憎恶。如果骂该骂的官骂得当事人心理逆反，心更向恶，骂得公众为之侧目，这通骂虽出自好心，怀有善意，也起不到好的作用。至于那些出自心理阴暗变态者的胡骂，本身就是垃圾，除了污染环境，就没什么存在的价值。
骂人真的应该把握好度。
2006.4.9。
如何对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