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日本现在主流的政治思潮，就是日本不愿意再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委曲求全地被别人保护和制约着，而自己的军队却无权跟别人打仗。日本人认为，这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所应该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正常的，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喊“小日本”，但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永远是大日本。
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真正认识今天的日本，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把他们当“自己人”。
1．日本众首相，谁见我谁下台
2006年9月，日本换了首相，对华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卸任，上台的是年轻的世家子弟安倍晋三。安倍上任后的第12天，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也就是轰动一时的“破冰之旅”。第二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名曰“暖春之旅”。在温总理访问日本前，我应邀到东京首相府，对安倍晋三做了一次专访。就在那年9月，安倍突然宣布，因身体原因辞去日本首相。
新的首相名叫福田康夫，这个名字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动画片《机器猫》里的野比康夫。当时甚至还有网友恶搞说，这是令全世界儿童都振奋的消息！《机器猫》里老被人欺负的康夫长大了，大器晚成，成了日本的首相！这位充满卡通感的首相，上任三个月也访问了中国，先去了北京，又去了山东，我在那年的岁末12月份，在济南对他进行了专访。过了9个月，福田康夫也宣布辞职了。
这一次，首相的位子，轮到了资深政治家麻生太郎。2008年10月，他来北京参加亚欧会议期间，我在北京一家日本风味浓厚的酒店——长福宫饭店对他进行了专访。10个月之后，麻生太郎也辞职了。
这便是2006年到2009年间，日本首相上上下下的时间线，而穿插在这个时间线内，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专访。所以，在我们《高端访问》栏目组，有这么一个段子：凡日本首相，谁要接受水均益的采访，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不过一年，就肯定会下台。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我肯定不能对日本首相们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也没那个神通，见到谁就把谁给鼓捣下去。
不过，在我这么多年的采访历程中，也的确隐约有着这样一些，貌似规律的东西，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除了日本这些首相，还有很多我的采访对象，也中过这种“魔咒”：
有一年我采访泰国总理他信，采访中谈到他的执政理念，以及对个人今后生涯的预测。他那时心里可能有所察觉，很伤感地谈到了未来的事情，谈到他如果政治失意会如何。三个月之后，他信黯然辞职跑到了英国，到现在依然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我前后采访他三次，最后一次采访之后不到半年，他突然辞职，出国，一直流亡海外。前不久，他还回巴基斯坦参加大选，一回去就被扣押了。
还有，我采访斯诺文尼亚的总统后不到半年，他就因为得癌症去世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用我们栏目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接受水哥采访，非死即伤。”也算是对我漫长的采访生涯，一种无伤大雅的调侃。
日本政坛走马灯换帅的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算是独特的。这是日本政治的一种生态，也是源于日本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日本换首相很频繁，但是日本职能政府的运作，国家日常管理的政策体系，却并未受到这种更迭起落的影响。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日本有一支非常稳定，而且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公务员队伍。上头再怎么换首相，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冲击，基层的核心运作团队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中间力量非常稳固。
所以，这些年日本虽然首相换来换去，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了不起就是某个党派、某个人的政治主张，会在这一时期有所凸显，国家、政府总体的运作一如既往。如果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个首相就重打鼓另开张的话，日本早就不知道被折腾成什么样了。
近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日本的关注还是很密切的，可能由于我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很多人也把我和日本在某种程度勾连起来。这种联系，其实有些无心插柳，作为一个记者，在完成《高端访问》栏目的过程中，我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对话政要的机会，而近年来，对日本政治家的采访的确也比较多。
我两年之内，连续采访三个日本首相，在这个过程中还采访了若干日本政界要员，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市等。鸠山由纪夫来访华时，我们也跟日本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栏目组同事们开玩笑说：“鸠山肯定知道你名声在外，不敢接受你采访，不然就得下台了。”但就算没有接受我采访，鸠山后来也还是下台了。可见我的“魔力”，远不及政坛风云难测。
2．狡猾的安倍晋三
在这一系列采访中，2007年对安倍晋三的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其过程跌宕起伏，结果又相当成功。
那年的春天，我们得到消息，温总理将针对安倍的“破冰之旅”做一次回访。当一国领导人或元首要对另一国进行访问时，受访国领导人按惯例，往往会接受对方国家媒体的采访，外交上管这叫作“新闻对等”。于是，在温总理出访日本前，我们向日本方面提出，希望对安倍首相进行专访。很快，日本方面回复，很欢迎中央电视台来日本专访首相。
尽管我此前做过多次高端访问，经常率一支报道组赶赴对方国家采访，但2007年对安倍的采访，依然是不小的挑战。
由于此前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漠视历史，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还发表一些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符合中日之间长期共识和联合声明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在其执政期间里，跌到了低谷，很多正常的国家交往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当然，由于中日有着紧密而巨大的经贸往来，相互在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依存度很高，那时的中日关系呈现出的，是“政冷经热”的特点——政治上很冷，两国领导人基本互不来往，谁也不见谁。尽管小泉曾提过要见一下咱们的领导人，但是中方鉴于他的立场和表态，没有跟他进行过接触。经济上，中日那几年的经贸合作基本保持发展势头，也就是说，大家仁义不在买卖照做。
虽然安倍跟小泉同属一个党派，立场接近，安倍也曾是小泉手下的内阁成员，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台之后，想要在外交上寻求一点突破，所以选择了中日关系作为突破口，上任后的第12天就访问了中国。
对于中方而言，只要日方能够在历史问题上正确表态，我们就愿意与之对话。安倍的“破冰之旅”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回暖，温总理在春暖花开之际启动“暖春之旅”，这无论在中日还是东北亚地区，乃至于全世界，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时间节点之下，我们很期待通过这次采访，从安倍口中得到一些有新闻价值的访谈内容，当时纠结的点，不外乎是他对历史的认识；是否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什么规划；中日关系是否就此回暖，从五年的阴冷走向温暖、走向欣欣向荣。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希望了解的焦点。
出发之前，我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做了很周详的规划，除了在《高端访问》《焦点访谈》播出专访外，我们在当地也要做一些实时新闻和连线报道。此次采访不光对我，对中央电视台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选题。国务院、外交部对此次采访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鉴于当时的两国关系和政治氛围，上级将此次采访的基调定得比较积极，并非冷思考或是批判眼光的定位，总体来说，是带着揭示中日关系融合的必然性和现实需要，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设计方案时，也非常谨慎，比如安倍的采访，我们之前列出了大概几十个问题，然后经过再三的取舍、不断的修订，经过电视台、我方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的审核，多次磨合沟通和修改。
比如，我们此前提供的问题里，既涉及了日本在历史认识态度上的问题，也涉及到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都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日本方面反馈信息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要提了，还有关于7月的战败日、8月的投降日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时间还没到，这么问会让首相很为难，所以也表示了委婉的回绝。
对于所谓的“新闻审查”、“新闻监管”，我一向认为需要客观现实地看待，不能过于理想化。如果你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某个主持人，也许你可以骂美国总统，可以骂政客商人，但是你肯定不能骂默多克，这是现实。日本推崇新闻自由，但也不会无所顾忌，需要根据它的利益考量，对新闻做出相应的取舍。
如果我直接问安倍：你承认南京大屠杀吗？以他一贯的政治立场而言，他当然不愿承认，但他如果照实说了，不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了吗？又会再一次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爆发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修订，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们的每一个采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这种程度的修改和限制，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我率领一支报道组到了东京，而我手上那份被“蹂躏”多次的问题单，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个问题，变成了大概只有八个问题。在采访前一天，日本外务省一位相当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官员，邀请我们中午一起吃地道的日本料理，谈谈采访的细节。
我们欣然同意，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东京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小院内。院内亭台楼榭，错落有致，翠竹摇影，樱花吹雪，犹如唯美的电影镜头一般，房间内都是日式传统的榻榻米，空气中飘着轻柔的和风乐曲。在那个幽静的空间内，我们报道组和日本外务省的三个人，吃了我此生最为精致但没吃饱的一顿饭。
日本料理本来就很讲究，餐桌上摆得规规矩矩，筷子要横放在筷托上，调味料都装在小碟子里，每道菜都小巧精细，服务也是相当的周到细致。但是，每道菜分量就一点点：一碗汤，那碗就跟我们的茶杯一样大；一个寿司，小小一块，上面盖一片绿叶子，也不知道能吃还是不能吃；一个大盘子上来，中间就一点点食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介绍才知道是海胆之类。我一边跟他们谈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吃，跟样学样，省得露怯。
一顿饭下来，零零散散也吃了不少东西，但就是没吃饱。当然，也因为那天吃得不踏实，吃饭过程中，对方又拿着我们那张备受“蹂躏”的问题单，非常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对了一下。我脑子里对这些问题已背得滚瓜烂熟，做过那么多人物专访，很少有像采访安倍这样，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筹备和策划，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不想日方官员突然对我说：“水先生，希望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你采访时就按照这个问题单问，不要现场再添加问题。”他们都是搞新闻的，很懂这一套，知道我们记者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张口就来，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节外生枝。
随后，他们拿出了厚厚一摞采访安倍的预案，就好像一套项目书，向我们介绍起采访的细节。比如说采访用什么方式，现场翻译坐在哪个位置，首相坐在哪个位置，我们几点钟怎么进到首相府，进去后先到什么地方……非常细致，细致到连我们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旁边有个小桌子，桌子上会给准备一杯水，这水是什么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他们还跟我们协商，首相后面有一面国旗，应该摆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那面旗不是挂在一根杆子上，而是像易拉宝一样，有个底座，旗帜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电视采访时，被采访人后面竖着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又没有风，旗子就会垂着。现在有些国家有经验了，在旗子后面撑根杆子，让旗子舒展一点。2013年我去伊拉克采访马利基，包括采访美国大使时，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日本人更聪明，他们做一个底座，杆子是斜的，旗子挂上去自然就撑开了，自然舒展很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日本人做得精妙到极点，堪称全世界第一。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日本唯一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们做事的这种认真、精细，简直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一年之后，我在北京采访麻生太郎，再次体会到这种细节主义。一样的提前给问题单，一样的多次沟通，一样是提前约喝咖啡，把所有细节过一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的问题中有关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些数据，多少年前是多少亿美元，现在是多少，哪些领域有待发展等等。日方先遣人员当时很仔细的，把我问题单上初步列出，甚至未经确认的东西，都抄下来带走。
等到采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们给麻生太郎准备了一个双面的大题板，正面是日文，写着我那个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回答的数据，而背面，也就是麻生太郎举着这个板子，面对我的那一面，是用中文写上的同样的数据。这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采访，他们不光想到了为首相服务，也为采访的记者服务到家。
日本人的精致，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上，也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采访中，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一摁就弹开了，成了一个小的烟灰缸。桥本说，他偶然从随行官员那里看到这玩意，眼前一亮，从此走到哪儿都揣着这个小盒子。
他告诉我，他有次出访美国，在白宫等候与美国总统会见，突然烟瘾犯了，要抽烟，但白宫的人不让抽，说他们没有准备烟灰缸。这时候，桥本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说：“没关系，我自带了。”
这种便携式的烟灰缸，是日本人众多精巧的发明之一，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随地弹烟灰、扔烟头是不允许的，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抽烟时烟灰都弹在铁盒里，抽完了盖子合上自己带走，既干净又优雅。当然，如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措施，这个便携式烟灰缸也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有了这些精细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在首相府对安倍的采访自然很顺利。虽然此前日方多次打招呼说，要严格按照问题单提问，但是我仍然延续了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采访方式，因为专访本身是一种交流。
比如，我坐下来之后，问首相：“去年你对中国的访问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句寒暄，不算一个问题，但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他回答问题时，说到某个细节，我很有兴趣，那肯定会追问一下。
当说到中日关系时，安倍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破冰之旅，今年温总理马上要来，我们希望中日关系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说话间，他提到一句话——“应该让历史的事情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