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与盛唐陈子昂、崔灏、韦应物、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李白、杜甫的诗都是钟鼓、磬、琴瑟、箫与羌笛、羯鼓、琵琶等众乐之音，及至中晚唐，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韩愈、张籍、刘长卿的也是众乐之音，但是乐调较隘了。隘则不自足，想要求变以为宽，李贺、孟郊、李义山、杜牧皆有其独得，但终是不够宽阔。又及五代之诗，遂只是一箫一笛或一鼓，各擅一技之长罢了。
至北宋欧阳修、苏轼等，诗文始又备八音，而且宋诗特有一种石磬之音。然而唐朝有秦王李世民的《破阵乐》，宋朝没有，宋诗一般是不及唐诗的气概。便如词，亦是李白的两首《菩萨蛮》好，李白的这两首词，像李陵河梁别苏武的诗也只得两首，是词中的千古绝唱。
宋朝的文章诗词，亦是南宋的不及北宋的好。如李易安即不及朱淑贞。朱淑贞的诗词像前八十回《红楼梦》，少有事故，多有风光，李易安的则像八十回以后，感动人而不感兴人。辛稼轩、陆放翁、姜白石、张炎的诗词都好，但是不及晏殊张先欧阳修苏轼的。
我在景美时偶然又读读《全宋词》中晏殊张先欧阳修苏轼这几个人的词，这回才更知其轩豁、亮直、柔劲，连稍稍晚辈的秦观、周邦彦都所不及，我很喜欢自己比从前懂得读文章了。晏殊的儿子晏几道说：“先元献公词中不作一妇人语”，这我才明白晏殊何以能写美人写得这样美了。
但是宋朝不及唐朝的气概，虽苏轼亦到底不及李白。隋唐是从魏晋南北朝的大变动中开出来的，而宋朝则是从残唐五代之乱出来的，创造力不及，宁是思省的，观照的，所以说唐诗如饮酒，宋词如品茶。但打天下还是要酒徒，刘邦为亭长时就是好酒及色，东下齐城七十二的郦食其是高阳酒徒。史家称历朝惟宋无女祸，这虽然是好，却觉得何处有着不足。
汉末黄巾大乱，魏晋才得小康，随又五胡乱华，生民涂炭，真像遭了雷霆之劫，是从这里又锻炼出统一天下的新意志力来。所以信心是创造的。
唐至天宝遭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也是胡人乱华，下去又黄巢造反，杀戮甚于黄巾，结果是黄巢的余党朱温与沙陀李克用一族争为华夏之主，而随后是契丹石敬瑭进来又大杀朝廷百官，胡兵所过，城市乡村居人与鸡犬同尽。
但五胡乱华当年是有新的知识刺激，残唐五代却是没有。五代没有锻炼出来统一天下的新意志力。吴越钱镠，规制不及昔年南朝，柴氏在北，亦气概不及拓跋魏。从这种格局里转出来的宋朝，当然比不得隋唐。宋朝是从开始就对于被异民族辽国占领的幽燕之地无办法。
比起北魏与南朝的人才，五代的远为不及，宋朝开国的人才亦不及唐朝开国的人才甚远。宋朝人惟是把佛理添入于现世的情操，最好的是表现在苏轼的诗里，佛理成为宋诗格的一个要素。又则是陈抟与邵雍于《易经》有他的新思。
宗教都是否定现世的，宋朝人把佛理夹添入于现世的情操当然是本领。但以前六朝人是把佛经里说的劫毁与当时五胡乱华，生民涂炭，文明濒于存续与消灭在不可知之际的事态，合在一起来感得，比宋朝人的佛理情操大得多了。唐朝人把佛寺合于世俗的热闹，我觉得亦远比宋朝人的讲佛理好。
宋诗于佛理不讲劫毁，只讲真与妄迹，而妄迹亦好，幻与真相俱，才是现世的活泼有光影明迷。此点自柳宗元诗与白居易诗以来，要算苏轼诗里表现得最好。但是这也不及李白诗里的人世想要拔宅飞升，有蓬莱仙山。苏轼诗里亦有仙意，想要飞去，但他的不及李白，是在李白有强大的时代的意志力，李白憧憬秦皇汉武，苏轼的诗里没有。是苏轼之后又过了将近千年，才朱天心的《击壤歌》有像这样强大的时代意志力。
惟有宋儒程灏程颐与朱熹采用佛经的明心见性与静坐，使人无可爱敬。
程朱他们对于佛经里说的劫坏与空色真幻毫不感兴趣，不但如此，他们是人家说句反话亦不晓，如杜甫《居同谷七哀诗》有一首的开头四句是：“呜呼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及身早……”朱熹斥为“叹老悲穷”。
他不知如《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的结句“荡子行不归，空床叹独守”，其实真是贞洁的。朱熹还同调过程颐门人说苏轼这样的人应当杀却，虽他晚年有题苏轼画竹赞，对苏轼其人衷心表示敬意，但已太迟了。
《易经》，陈抟于先天数有新发明，邵雍亦于占有其会意。二人皆近道家。而程颐的所谓《周易程传》，则与《易经》无关，只是在讲他的正心诚意。朱熹的《周易集传》比程颐用功，但亦只是有他的可取而已。《易经》本来于文学相关，程朱的《易传》却于文学不相关，其不好即从此点可以看出。
原来《易经》的主题是占国运，占当前历史的天道与时局形势，志士皆是如此观其文而玩其辞，这就很是文学的，因为文学如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也是报的历史的季节消息。所以《左传》里记占卜可以记得那样好，上了文学。还有《易经》是人对于未知能活泼喜乐，如元曲里桃花女与周公比占课斗法，更有《西游记》是开始于渔樵二人在闲话，惊动了泾河龙王，他要试试袁天罡的占天晴雨，下雨的时辰与雨量，也是上了文学。而程朱的《易传》则与这种志士的革命性及庶民的活泼喜乐全不相关。文学是至程朱而坏，文学坏即是先王的诗教坏，即是礼乐之乐坏了。但此亦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残唐五代至宋，没有像五胡乱华至隋唐那样的出现时代的大创造力，出的人材亦不够，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样强大活泼的士风，虽有程朱，亦将只是像王通（文中子）的不被人注意。
（文中子的语句全仿《论语》，单是这点就已使人厌鄙他。）历史的浩然之气实在要紧，后世儒者只知这气是个人的修养，不知有历史的浩然之气，是全体民族在大灾难中行险，集义而生的开出新时代的大创造力。残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这个。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过当时发达的数学与科学而结合于黄老，及通过变法（行均田制）而结合于黄老。五代时数学与科学亦有一发达，陈抟因之能于易数有新发明。北宋尚出数学与科学的大家，而且变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与保马法，但至程朱之学行于世，儒乃不屑于数学与科学，更不读法家之书，乃至专读《四书》，不读《周礼·王制》，儒遂与黄老绝，与黄老绝就是丧失汉民族的大自然精神与创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乃是因为他考虑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马法与北魏的均田制皆依于《周礼》，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返田只需两次手续，而青苗保马则一年中要有几次手续，假手于吏胥来办就坏了。这要像《周礼》
里的王官与王民的关系，即是同生在井田制里的当地之士领导农民与手工业者来实行才可，不然则要有像现代的银行制度亦可以实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备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当然失败。
青苗法与保马法若行成功，宋朝对辽与西夏可以强大，但是当时亦缺乏时代的创造力来做背境，司马光、苏轼等都反对。王安石的文章是有当时人所没有的好处，但是他的文章亦无人继。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几于全无可看，他们推尊韩愈，其实韩文就不怎么好。韩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贵功名。宋儒则是把礼教太肯定了。无论怎样的好东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会是小是陋，就会是妄。诗词远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问、吴梅村的话都缺少一个“兴”字。明初高青邱与清初王渔洋的话中有好的。
朱彝尊我是喜欢他的《红桥诗》。还有是喜欢纳兰性德词《孟姜女庙》：
飞雨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
澄海楼高空极月，望夫石柱留题诗。六王如梦祖龙非。
结尾一句“六王如梦祖龙非”真是大。祖龙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来说，从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学凋萎已极。
彼时亦有禅僧中豪杰，但是不得士与之结合，终究不能有结果。然而士虽疲软，民固健在，民的文学如宋平话、元曲与明清说书小说的旺盛，背后实含有随时可以民间起兵的大行动力。但是彼时民的文学不得士的文学为领导，这就可见彼时士的对于政治亦无领导能力了。
盖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杰者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孙诒让一人。耶律楚材是禅僧之徒，他从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华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没有有为之士的强大集团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对苻坚、崔浩对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间起兵，士又不能领导，所以从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士完全没有敬意，他随意杀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坏。若有像楚汉之际的与隋唐之际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这样卑劣。
明朝与清朝都是最没有创造性的。
明清士专于儒，儒专于科举八股，亦有为朱王理学或训诂之学的，他们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识，亦不知天下形势，亦不会文学。否则清初康熙帝倒是个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汉文明，并研究西洋科学的，他对西洋的新知识都亲自来学。他只是拒绝了传教士的劝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时崔浩、高允那样的智士帮助他，正可以开出一个大有创造性的新时代的。
当清朝康熙时，欧洲的科学新知识与方在开始的世界新形势正可以是对中国文明的一个大刺激，当时若来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晋南北朝时接受西域文明的余裕。康熙帝比俄国的沙皇彼得更早，当时中国还赶得及与英、法、德抢先并驱进入蒸汽机工业革命。英、德、法及后来的美国的进入现代产业，是依其原有的经济构造的不同而变革出来的，所以虽一般的是资本主义，而在其过程上与体质上亦还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时的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世界上最强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国家更有余裕使工业革命可以自然成长，用不着像英国的荒废耕地做成兰开夏机器纺织业的牧羊场，也用不着待童工女工那样残酷，也用不着那样争夺世界殖民地。当时若就来做，是可以使机器工业被涵养在中国文明里，与农业手工业有一调和，它可以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远比西洋更新的产业体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当时若有这个，则全世界的历史都将为之改观。康熙时中国确是有这样做的机会，现在孙先生的开发产业、节制资本、与世界大同的遗教，与我主张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而以机器工业为辅佐的产业新体制，早在康熙时若于新知识上完全开向西洋，是可以大有余裕来自然地形成，被创造出来的。
然而康熙帝时没有像拓跋魏时崔浩、高允那样的士帮他。
从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来越变成闭塞固陋，没有人像汉唐之士的对帝王“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且他们也自外于民间起兵。太平天国就可见得是士与民间起兵无缘。曾国藩这边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虽然平了乱，也缺乏创造性。
欲知当年事，只须看当年的文学。
自宋末至于元明清是士的文学固陋已极，但民的文学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剧，说书说白蛇传，说秋香三笑，小调唱孟姜女，闲书看《三国演义》，《说唐》，《精忠岳传》，《征东征西》。士的文学固陋，是反映国之政治已失风光，而民的文学的好精神则见证了中国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从反元朝的民间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间起兵，但是可惜了几次都是当时之士不够来领导。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义当初，志士远溯黄帝纪年，才是士的第一次觉醒，他们对世界的新形势与新知识开了眼界。且自从孙先生，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孙先生上书李鸿章，使人想起西汉贾谊的《陈时事疏》，《三民主义》原稿与《建国大纲》更是直接从《周礼》而来。邹容的《革命军》文气似楚辞。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苏轼的明快。可是言文学者多不及之，以为中国近代文学要从五四时代的文艺作品算起，这是把文学看得太单薄了。《山河岁月》与《革命要诗与学问》就是继承汉魏的、与孙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体，而把“五四”的文学来打开了。
“五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革命，但是“五四”犯有三个错误：一、否定礼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
把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是把文学看小了，这我在前文已有说过。这里只说礼教这样东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门一步。但是“五四”把礼教来否定了，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礼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换朝代，顶多亦只是改了正朔与服色，没有改到祭祀与宾主伦常间之礼的。礼仪是中国人情意的表现形式，“五四”在原则上把礼教来打倒了，至少在文学上写中国人的情意没有了形式，以至小说里用了西洋人的情意与动作的形式来描写中国人，这样，文章先就不美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为西洋无士。士是先知先觉者，布衣疏食，而志在于天下，与民主的个人主义立场不合。
鲁迅一代的前进文人，宁愿他们的儿子做个电气工人。如日本的教师组合，都当自己是劳动者，不知有士之贵。但我还是喜欢世间有贵人。古代希腊是哲学家最尊，日本则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国的士好。
中国的读书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贵人，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尊贵的人与尊贵的物。我曾见一处事务室的职员是好女子，后来听说她嫁给汽车司机，很替她觉得不配似的。《击壤歌》里的小虾说自己绝对不会爱商人，这使我读了很高兴。苏轼题虢国夫人郊游诗有“座中八姨真贵人，走马来看不动尘”。我也有诗赠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盏山，于此烧窑，诗曰：
西京无复旧公卿，陇亩尚栖真贵人。
盏山若问世消息，佛火仙焰劫初成。
文章是写的绝对与永恒，这只有作者是士才能。这是从古老的《周礼》里王官与王民的贵气，然而这才真的是新鲜东西。
辛亥起义原是士的复醒，与民间起兵结合，但是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随即陷于思想上的大迷惑。他们对于旧是不读古书，对于新又不看看今世纪西洋在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新发见，更不看看西南亚细亚的古文明的地下发掘，也不对孙先生的思想求了解，而说要科学与民主。他们自外于中国的历史的现实，亦于世界的历史的现实无知，他们不知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他们于民疏隔了。辛亥之后，民间起兵继续一浪推一浪，而士对之失了领导力。
于此我明白揭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文明的造形的原理，依之以建设中国的、同时亦是世界性的政治与产业的新制度。这样，士就恢复了历史上的先知先觉者的地位，唤起时代的大意志力。但如天下士与天下之民来做这桩大事，也还要有九万里之风把它载起来，这里就用得着文章了，朱天心的《击壤歌》里就有像汉高祖的《大风歌》的发句。
而且孙先生说的唤起民众，亦是先要通过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结合。这就先要看中国文学上两者的共通点在哪里。这里我引一段袁琼琼的写歌仔戏，先来知道民的文学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