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只用了五个月时间，行程三千里，就打到了天津杨柳青。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就组织了北伐。
北伐的总目标是攻克北京推翻清王朝，建立统一全国的太平天国政权。
北伐是按照洪秀全的思路展开的，杨秀清也坚决执行了，他们对北伐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当时太平天国高层核心是天王、东王和北王、翼王，他们是决策者；等而下之的，就是丞相了。丞相也是高层领导人。北伐前夕，太平天国还只设有六个正副丞相，而北伐时主力的统帅就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和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占了一半。他们所率领的军队，原是萧朝贵的前军，是最有战斗力的，攻必胜，战必克，萧朝贵死后，在林风祥、李开芳等率领下，自长沙北上，攻占岳阳、武昌，直到南京城下，势如破竹；在攻破南京后，又东征镇江、扬州，可以说是百战而不殆的一支常胜军。它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
洪秀全、杨秀清就是把这支王牌军放在北伐战场的棋盘上的。他们对北伐有充分的信心。
1853年5月初，林凤祥、李开芳等由扬州回天京受命。洪秀全命令他们率军北伐，“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清史稿·洪秀全传》）。
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主力由扬州出发，乘船千余艘，溯长江西上至浦口登岸，西北走安徽，连克滁州、凤阳、临淮关，并与另支北上的吉文元部在毫州会师。
由朱锡锟、许宗扬等统率的又一支北伐军，由天京渡江至浦口，在途经六合当晚因营内火药爆炸，部队伤亡惨重，许宗扬率一部退回天京，朱锡锟率余部继续北上，在滁州与林凤祥、李开芳派出的接应部队会合，自此三支先后由浦口北上的部队汇成一支大部队，继续乘胜前进，直抵河南重镇归德（商丘），接着很快攻下归德，全歼清军四千，缴获火药二万余斤。河南巡抚陆应谷嫌轿子跑得不快，由两人扶掖逃命。这是北伐战争的首次辉煌胜利。
北伐军的编制是八个军约两万余人，按《太平军目》，一个军应是一万二千五百人，这是虚数。虽然是两万余人，却已是人数众多的军队了。当时太平天国能在第一线作战的将士，不过是五六万人。
在北伐军行进的安徽、河南地区，由天灾饥荒的难民成群结队的参加了太平军；以致当北伐军到达朱仙镇时，人数已远远超过两万了。在朱仙镇，林凤祥等派卒长朱增发等回天京报告并请求增援，但杨秀清因为江北大营围攻扬州，江南大营围攻镇江，兵力吃紧，当时又发动了西征，捉襟见肘，再也无机动兵力可调度了。杨秀清传谕北伐诸帅：“现今铺排镇守天京，不必悬望”。此说据时人解释，现在留军在天京把守，不能再外出往援，嘱咐勿须等候之意。
北伐军已是一支孤军了。
当时的清王朝都城北京，驻防就有二十万精兵，北伐军长驱直进，很容易陷入包围圈而遭失败的。
义无反顾。
北伐军是凭勇气作战的。
7月初，北伐军渡过滔滔的黄河，围攻河南怀庆（沁阳）。怀庆是军事重镇，物阜民丰，有卫河直通山东临清而入运河，顺流而上，直达天津。北伐军就此必须夺取怀庆，并以此补给军需粮饷。当时怀庆守军仅三百人，知府余炳焘等募壮勇万人登陴抵抗，致使攻打多天未下。这时，咸丰帝已命饮差大臣纳尔经额等从东、西、南三面逼近怀庆，对围城的北伐军形成反包围。
林凤祥、李开芳等谁也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危机，在敌人大包围圈里，即使攻下怀庆，也仍处在四郊多垒的被动挨打位置。他们凭作战英勇，有一股韧性，讲逞强，越是硬骨头，非得要啃下不可。林凤祥、李开芳等仍保持当年英勇本色，每次出阵，身先士卒。为了攻下怀庆，下了决心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为此还砍伐林木，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木城，城外挖壕开沟，引水入内，内可守御，外能御敌。
北伐军果然有战斗力，他们还分别打败来自东、南、北三路清援军，首先歼灭了大名镇总兵董占元的三千军队，又击溃了将军托明阿的满蒙劲旅，最后击溃纳尔经额所统的骑兵部队，但怀庆城仍未攻下。
9月1日，北伐军在围攻怀庆五十七天后撤围了。但因久打怀庆长达两个月，贻误了战机，至使清军在北面从容布防。北伐军不能再走直路，只能穿越太行山走山西，再绕一个大圈子入直隶。所以说围困怀庆的陷入误区，已预伏北伐军失败的因素。
进入山西的北伐军相当顺利，主持山西军事的胜保率军尾追，跟着北伐军走出山西。
9月29日，北伐军先锋部队进入河北，冒充纳尔经额旗帜攻占临沼关（永年），纳尔经额仓皇出逃，关防令箭文书和军资尽数丢失。清廷革纳尔经额职，其余将帅也均分别予以惩罚。
北伐军乘胜往北推进，仅半个月，即攻占沙河、任县等十一个县城，随占随弃，清军望风披靡。10月13日，直抵离保定六十里的张登镇；北京大震，举国上下，人心浮动，王公大臣准备逃跑。外间传称，清廷“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时的行宫所在地热河”。也有传说，已有三万户达官贵人逃出北京，平日有一万八千户的北城区仅剩八千户，大半逃往外地。街道上十室九空。当时前线虽已有满蒙精兵驻守各处要隘，但咸丰帝仍设立都城巡防所，命皇叔惠亲王绵愉总理其事，未几，又命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捷刀，坐镇北京，以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纳库尼素光刀，出京主持战事，在涿州设大营；并以胜保为前敌总指挥负责正面战场事宜；僧格林沁先后派出蒙古兵六千，配合胜保万余人马，南下深州，围剿北伐军。
北伐军无法突破保定防线北上，他们只得沿滹沱河东进，占献县、泊头和沧州。为占领沧州，北伐军打硬仗竞损失了四千精锐将士，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林凤祥、李开芳等都丧失了统帅应持有的理智，由此引起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城，以发泄一时之快。他们的报复行为，给北方民众开始留下不良的印象，致使后来的各场战役，攻城略地，大受影响。
时值农历九月，北国深秋季节，林凤祥、李开芳这时似乎才感到把握时机的重要，在攻占沧州后翌日，就弃城北上，可是途中都是大水，将士负重涉水，枵腹奔驰。原来早在北伐军到达沧州前几十天，天津地区风雨大作，河堤决口，再筑再决，大水南趋，沧州北道一片汪洋，这时大水还没有退。僧格林沁早已清楚，北伐军很难从这条道上去进攻北京。可是北伐军的情报工作太落后了，害得全军自陷困难，只得留屯天津城周边的静海、独流和杨柳青。
林凤祥指挥的突围大撤退，就因冻足落后和冻倒路边束手被杀的，就有一万多人，如果再加上水上冻死的、陷泥中自杀的，那就更多了。
北伐军经过长期转战，攻城略地，行程万里，没有后方基地，得地随得随弃，粮食弹药完全靠就地获取，兵员消耗而难以有新补充，因而到了天津附近后，他们改变了战略方针，即以流动作战改为坚守据点，等候天京援军。
天津离北京只有二百里。北伐军又多次派出间谍混进北京，打听清方军事部署和城防，可是这些情报工作人员通常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告示，只能凭道听途说或者是现场直感作为信实。有如，当时的天津城防务极为空虚，当北伐军在间谍向导下，到达离城十里的汪庄子、大稍直口时候，因遭到天津知县谢子澄所率领的地方团练截击，就以为天津有强兵守备，不敢硬攻，就退回去了。
这时，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已分别赶到天津北面的杨村（武清），与天津团练共同防守，尾追的西凌阿、善禄部队也已到达。清军在天津力量骤然增强，攻占天津已是渺望。
北伐军李开芳部前锋驻屯杨柳青和独流，林凤祥部驻屯静海，三地各相距几十里，互为犄角。全部人马有四万余人，含骑兵几千人。
清帅僧格林沁已由涿州移大本营至杨村（武清），由胜保指挥前线战事。北伐军多次击退胜保进攻；但他们只有采取守势，因清军装备精良，拥有所谓五千斤、八千斤和五六百斤神威大炮，另有抬枪、鸟枪手几百名，连环施放，甚受威胁。未几，北伐军放弃杨柳青，坚守独流、静海两地，兵力已减为三万余人。
时值北国隆冬季节，冰封千里，气候寒冷，而北伐军孤军深入，给养多就地获取，但周围村庄尚在水淹中无粮供应，致使在饥寒交迫中，多有饿死冻死的。
北伐军已濒临死亡的临界线上，但仍表现了无畏的战斗精神。
他们仍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
有一次，胜保在北京增援部队到达后，督领一万多名将士在雪地上大举进攻独流，李开芳引军迎战，清军先锋大将达洪阿挥师先进，北伐军稍作交锋就佯作不支后撤，清军争先恐后追赶前来，不料陷入了埋伏圈，副都统佟鉴正要回马，被北伐军新战士王小勇长矛刺中，挑下马来，天津知县、团练统领谢子澄见了赶忙来援，王小勇认识是谢知县，走上阵前，大喝一声，把他活捉过来，将士簇拥向前，乱刀杀死，清军全部溃散，神威大炮也丢掉一半。
谢子澄很能打仗，也有威望，他被杀死后，所部团练因乏人主持而人心涣散，而胜保也因为兵败，给以拔去花翎、降四级留任的严厉处分。皇帝还责令僧格林沁移营独流、静海前线，直接指挥战事。
北伐军的粮草火药渐渐短绌了。他们的兵员损折近半，只有两万人，眼见援军渺茫，而四郊多垒，长期困守独流、静海两城，已非长策。
1854年2月5日，林凤祥会同李开芳放弃静海和独流，突围南下。时值大雪纷飞，将士由冰上踏雪、冒着凛冽的寒风，着单薄的衣裤、裸皴裂的双足，在冰路上踏雪行走六十余里，途中艰苦倍至，不成队形。过后又因道路解冻，淤泥节节皆是，行路更难。此时僧格林沁派出的蒙古马队奔驰而至，北伐军将士极大多数是步兵，抵挡不住马队的冲击，损失惨重。据当事者目击，就在突围这天的黑夜急行军，北伐军就因冻足落后和冻倒路边束手被杀的就有一万多人，如果再加上冰上冻死的，陷泥中自杀的，那就更多了。林凤祥、李开芳等安排的这次大撤退，真可以说是大丧元气。
后来有参与这次大撤退的北伐战士，痛定思痛，追忆惨景时批评林风祥，说他“明知冒雪履冰，贼咸伤足，而不稍加爱惜，趋之夜行泥途，死去悍贼过半”（《复生录》）。
林凤祥等北伐军高层确是疏忽了。
来自南中国的北伐军将士行军作战通常都是习惯于赤足、不着鞋袜的。林凤祥等贵为丞相，行军作战都有挂有双铃铛的坐骑，而且还常乘轿子。据记载，林凤祥在北伐行军中所乘的轿有驴车车厢那么宽敞，内铺有温暖的狐裘貂皮，其余丞相和高级官员也可作如是观。
他们有了代步，再不注切、或是没有能想到基层将士的甘苦了。
这场大撤退，使北伐军走进了彻底败灭的死胡同。
自2月上旬到了3月上旬，由静海、独流大撤退的北伐军，被僧格林沁的骑兵牵制在冀中河间、任邱间的束城、米各庄等村集，两军对仗，互有胜负。北伐军度日如年似地盼望援军北上。
3月9日北伐军冒浓雾出束城，攻占阜城。在据守阜城的五十四天里，北伐军仅以万余兵力对抗僧格林沁的三万围军，双方时战时停。故技重演，他们仍株守孤城，还是盼望有援军前来，会师北进。在一次战斗中，吉文元战死。
吉文元战死在哪里，当时就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战死在河南怀庆，为清军马队流弹击中；一说是战死在独流，还获得他的尸体，身中三矢；一说就是阜城。
通常多认为是阜城战死说。
但即使是阜城说，也有两种版本：
一家是僧格林沁的报告，内称吉文元是在东门外抗拒，而战死的，“见贼队中有大黄方旗一面，骑马贼目头戴黄风帽，我兵即开炮向击，吉林、黑龙江马队枪箭齐施，射中该逆腰肋等处。旋见该贼目身带三箭，跌马倒地，群逆抢回”。
一家是《复生录》作者的追忆，说吉文元是与清军某军官比枪法而伤命的，“忽一日，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文元）与马队中一蓝顶花翎官员比枪，吉明元（文元）枪药是贼营所造，磺少力缓，枪声同响，而吉枪之甫出，即先中喉身死”。
两说各不同。
咸丰皇帝得悉北援军深入山东境，将至阜城与北伐军会师，大声惊呼：将毙之虎，又生双翼。
林凤祥、李开芳等孤军北上，转战千里，在进入黄河流域接近清王朝腹地后，已深感兵力不足，缺乏后援，就几次派遣人员，装扮成乞丐、贫民南返天京禀报。
可是，太平天国除了天京还有城防部队可充预备梯队，已缺乏足够的机动力量。它无兵可调。
这时江北重镇扬州，经被江北大营琦善的部队等围攻了半年，已到了粮尽弹绝的边缘，城内处处荒荆蔓草、狗、猫、鼠都吃尽，吃到煨牛皮箱、煮钉鞋底。天京政府只得动用了城防部队派赖汉英率众来救，从三叉河进军扬州，救出守军，安全撤退。
拆东墙补西墙。杨秀清就命这支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率领的扬州守军，另加上夏官副丞相陈世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许十八）的部队，组成北伐援军，统领十五军约七千五百人，于1854年2月4日经安徽北上，在攻占桐城、舒城后，又与捻军联合攻占六安州，占正阳关、颖上、蒙城和河南永城，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山东，连克单县、金乡、巨野等多县。并于3月31日包围了运河咽喉、商货云集的重镇临清。仅一个多月时间，北伐援军未经大仗，就随得随弃了二三十个府城县城，所过州县，毫无阻滞，如入无人之境。（《咸丰朝实录》）
在此期间，沿途的破产农民、受灾饥民、溃勇、游民和会党成员纷纷参加了北伐援军，使北伐援军人员增加到四万余众。人数虽然增多了，但部队成员结构也就更复杂。曾立昌等又都不懂得不注意对新参加者的纪律约束和组织整顿，以致尾大不掉，为后来全军惨败埋下了伏笔。
咸丰皇帝得悉北伐援军长驱深入山东境地，深恐和阜城的北伐军会师，顿使将毙之虎，又生双翼，再致蔓延。即命僧格林沁派遣胜保、善禄等部会同新任山东巡抚张亮基赴临清州，当他们来到临清北门时，北伐援军正从州城东、西、南三面围攻，胜保和张亮基意见相左，相互弹劾，善禄军躲在远处，置若罔闻。
4月12日，北伐援军在强攻十三天后攻占了临清。原先以为可以由此获取丰盈的粮食，不料在战城前夕，知州张积功已知危城难保，竟将积聚的粮米移于火药局前当城被破时，就将它尽付一炬。
北伐援军夺到的是一座空城。
兵贵神速。北伐援军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援救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临清离阜城仅二百余里，如果不贪功夺取州城，避实击虚，三四天就可抵达，但曾立昌等却一意想在临清获得补给，以致耽误了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