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它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俄罗斯仍然有军人在枕戈待旦。科索沃战争使俄军声誉降至最低点。这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现在似乎成了一个泥足巨人。但在全世界面前表现的抢占机场行动，从其不事声张、有条不紊、一气呵成看，如果没有军人对战机的精心把握、对行动的周密策划、对达成既定目标的大胆果敢，纵有政治家的决定和批准，也难保不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俄罗斯军人的素质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以上三点，使俄军抢占普里什蒂那机场的行动，成为以果敢的战术行动产生重大战略影响的典型。现实政治确实严酷：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不要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就因如此，俄罗斯在科索沃维和谈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当然也还要从另一面看。一个1800万平方公里、两亿人口的世界大国，靠200人的大胆军事行动改善战略地位，既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悲剧。俄罗斯军人每每在行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军事造诣，但又每每因国家后劲不足，难以为续，成果东流。抢占机场行动仍然如此。在北约开始以每小时200人以上的速度进人科索沃之后，俄罗斯这支200人的部队却得不到有力补充，几天之后不但开始向周围的英军士兵讨水喝，而且“科索沃解放军”竟然宣称要对俄军动手，只是被英军隔离在了封锁线之外才作罢，大有“虎落平原”的景象出现。俄罗斯灵活机动的作战分队和缓慢锈蚀的国家机器，在小小的普里什蒂那机场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这里既看到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也看到了一个需要大修大补的国家。
所以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还不是通过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的的全部。还是孙子那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伊拉克战争：咬牙唱下这出戏
2004年6月28日，对伊拉克来说，是一个灰色的、低调的、暗淡的日子。这一天，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内，五六个人围着一张被宣读的纸片，完成了交权。这种冷清的局面与一年前攻陷巴格达、半年前抓住萨达姆时美国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相比，真是反差巨大。若与2003年5月1日小布什乘坐舰载机在“林肯”号航母上降落，然后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的戏剧性场面相比，更是天壤之别。伊拉克战争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2003年在战场上似乎一路所向披靡的美国，时隔一年这些优势到哪里去了？
谋求胜利者，必要追求优势。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将其军事优势几乎发展到极致。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军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对方的目标是如何被激光瞄准具套住，然后在精确制导炸弹的打击下轰然爆炸的。在上演这些真实镜头的时候，对美国来说已经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在国内实施国民动员、实施灯火管制、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等紧急措施了，你甚至可以一边看好莱坞大片或NBA比赛，一边喝着可口可乐，同时观看别人怎样在高技术兵器打击下陷人硝烟火海。战争对单方面来说变成一场游戏，军事对单方面来说也在变成一把日益锋利的快刀。正是在这种状态作用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看到：美国动武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低，美国进行战争行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
1993年，克林顿任内的美国统治阶层内部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当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克林·鲍威尔正在起劲地介绍美国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军事行动能做到如何有效，他的话突然被一位老太太打断了。这位老太太就是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她非常不耐烦地说：“将军，你总是在讲美国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但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力量，要它又有什么用呢？”一句话噎得当时的美军参联会主席、四星上将鲍威尔半天说不出话来。奥尔布莱特当时看似不经意说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军事政策的一种明显趋向：不仅追求力量的建设，更加追求力量的使用。
今天给世界政治带来重大冲击、出现俄罗斯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主席所说的“国际生活武力化”现象的，主要根源于后者。按照美国政界一句通用的话说，就是“武力以及使人相信可能使用武力，对保卫美国重大利益至关重要”。就是在这种不但要建立军事优势、更要运用军事优势的心态和政策双重作用下，人们看到了美国用兵的随意程度：谁说也不听，谁劝也不行，说打就一定要打。至于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并不重要，至于什么联合国决议案、国际战争法则等等，更可以不在话下。用武力在世界拓展美国的“战略机遇期”成为其中长期的主要谋划，用武力在中东建立美式“民主样板”则成为其近期的主要追求。
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美国人认为他们运用独一无二的军事优势的机遇来了，但是他们面临独一无二的麻烦时刻也来了。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在伊拉克，每结束一场战斗都要统计两个数据：消灭了多少敌人，制造了多少敌人。”2004年以来伊拉克安全局势出现的严重恶化，就是美军在伊拉克滥用武力的结果。而其中从阿布格莱布监狱开始被揭露的虐囚事件，实际上不过是在从一个特定侧面，揭示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优势心理和霸权心理，正在导致多么荒谬与龌龊的结果。当美国对《全面核禁试条约》、《京都协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些国际约章表现出极大蔑视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他们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当他们随意指这个是“流氓国家”、那个是“强盗国家”，甚至提出所谓“邪恶轴心”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他们把自己作为“高山上的灯塔”，把别人看作劣等民族甚至“人类渣滓”的时候，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所说的“人权”是普世意义上的人权？一个国家，当它开始蔑视其他国家主权的时候，必然开始蔑视其他种族的人权。曾两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就说过：“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即不受约定俗成的国际法规限制，不受国家主权的限制。这些霸权、霸道的理念汇集到普通军官和士兵脑中发酵为对战俘残酷施虐，也许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一个国家随意践踏别国主权，必然随意践踏别国人权。
美国今天在伊拉克的处境说明，当一个国家的优势心理和霸权意识膨胀到超越其实际能力的时候，真正的麻烦便不期而至、接踵而至了。如果世界上所有问题都能靠信息作战和远程精确打击来实现，美国何至于陷人今天的窘境。如果与军事优势相连接的必然就是政治优势，美国何至于在国际社会陷人如此孤独的境地。如果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拥有可以随意镣铐捕人、随意开枪杀人的权力，又如何去期待这个国家能够为那个国家建立自由和民主。无怪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深深叹息，感叹自以为世界第一的美国，茫然不知自己的“软实力”已经下滑到了多么糟糕的地步。
新世纪以来，美国表现最为鲜明的两个特色：一个是单边主义，事事都想由美国说了算；另一个是先发制人，不管有没有确凿证据和理由，美国都可以首先开火发动战争。正是这两个在全球军事优势支持下的美国特色，陷美国自身于泥潭。其麻烦与灾难并非源于别人的威胁或破坏，恰恰来源于其自以为是的优势。
草草交权之后，美国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如释重负般地坐飞机走了，美国驻伊大使内格罗蓬特又如负重般地来了。虽然美国一定要咬紧牙关，把伊拉克这出戏继续唱下去，但是谁也不知道变调的音符在哪里。
潘多拉盒子与拉登之死
2011年最为轰动的消息笃定是这一条了：拉登死了。
5月1日，巴基斯坦北部山区阿伯塔巴德那场对抗微弱的枪战，以坠毁一架直升飞机为代价带走一具尸体，不但成为本年度最大新闻，而且被说成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拐点。
这场刺杀行动的意义果真如此巨大吗？
在国家力量空前强大的时候，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已是奇观；更何况还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向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叫板，就像是唐·吉诃德面对风车，就像是蚂蚁面对大象，达成了戏剧化的全部条件。这个超级大国也认真地把他当作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他活着的时候，以500万美元（1998年）、2500万美元（2001年）、5000万美元（2007年）作为连续递增的捉拿悬赏；打死了他，还要动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对其进行海葬。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这样做是要“确保其安息之地不会成为一处圣地以及追随者朝拜的场所”。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令人惊叹的奇观。这些离奇的做法除了使这个人真正阴魂不散之外，不知还会招引多少计算机游戏和动漫影视制作者，以他作为童话和神话的临摹蓝本。
或许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这个人真的具有当今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描述的那种巨大能量？
在阿伯塔巴德山区一住就是五六年，不通电话，不用网络，不与周围来往，仅依赖一两个“绝对可靠”的“信使”徒步、骑毛驴、坐汽车、乘飞机与外界传递消息。家中既没有一件可资顽强抵抗的像样武器，也没有一条基本说得过去的逃逸通道，更没有四周全部预埋高爆炸药、随时准备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最后安排，与好莱坞大片中人们熟知的那些惊险、刺激、充满悬念的镜头和场景大相径庭。所以当依托太空卫星、高空无人机、地面全套信息化装备的特种部队万分紧张地冲进院内之时，当美国各路大员齐集白宫指挥室把心提到嗓子眼、屏息观看刺杀行动实时视频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原始、那么的粗糙、那么的简单。哪里有什么“极为专业的安全措施”，哪里有什么“堡垒一样坚固的豪宅”，夸张的语言，变形的描述，在现场实景面前变得像谎言一样苍白。就是这么一个人，据说指挥着全球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当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不知让多少人寝食难安。究竟是这个躲在阿伯塔巴德深宅里整天吃药、定期做肾透析的人太强大了，还是力量从太空延伸到海底、貌似强大的今日世界太虚弱了？
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开篇就给我们创作了这样一个充满噱头的离奇故事。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以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着名的这位教授话说得很有意思。没有人怀疑美国人编写故事的能力。被《纽约时报》描述为“历史上范围最广、最令人身心疲惫的搜捕行动”已经营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氛围：在必须铲除的这个人身上，集中了世间一切罪恶的根。当然可以说这个人打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潘多拉盒子，“9·11”事件改变了整个国际政治进程。他的故乡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报》说：“拉登以其惊世恐怖之举改写了美国前进的路径，险些使美国这艘大船倾覆。”且不去说这类评论是准确还是过分，一个更深人一些的问题是：这个人又是从哪一个潘多拉盒子中飞出来的，是谁把他放出来的？
此人原本不名一文。20世纪80年代，因为加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反击苏联对阿富汗的人侵，令其名声大噪。这是拉登在国际政治中淘到的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就离不开美国的得力支援，无形中他也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角力争斗中美国的一杆快枪。
装拉登的潘多拉盒子就这样在阿富汗被打开了。
后来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了，随后又垮台了，美国人以为这杆枪将会变成一支无人问津的老枪，撂在那里任其锈蚀。未料到这杆枪掉转枪口，把准星指向美国，而且抠动了扳机，这是原来挨过枪子的塌台超级大国和原来抠动扳机的现存超级大国都始料未及的。后来被人们冠以“国际恐怖大亨”的这个人生于冷战。在冷战中他只是个让人摆布的配角和小伙计，是一枚随棋手安排而落下的棋子。冷战过后，配角竟然想扮演主角、小伙计竟然想当老板、一枚棋子竟然堂而皇之地跑到对面端坐起来，俨然成为与老棋手平等博弈的新棋手了。真不知再过半个世纪，后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如此翻云覆雨的国际政治，是把它看成一幕充满理想和正义的重头大戏，还是一幕荒诞滑稽的国际闹剧？
至于作为基地组织和众多国际恐怖组织的精神领袖，这个人死亡之后恐怖主义是继续泛滥还是开始收敛，反恐斗争是仍要强化还是开始终结，新的恐怖主义领袖是随即产生还是今后朝分散化、本土化方向发展，当然要引起广泛的研究和深人的讨论。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似乎不在这里。宣布拉登死亡的那个深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事实再次提醒我们，美国一旦决定去做，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这句话说得太满了。击毙拉登对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军事科技深人四维空间的超级大国来说，其实并非像今天众多媒体描述的那样困苦艰难。应该去思索的不但是为什么做成这件事要用十余年时间，更是当人们在一茬一茬割韭菜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生长韭菜的土壤。说到底，拉登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说这个人是个怪胎，那么孕育他的国际环境就那么完美？如果说除掉他体现了国际正义，那么决定这一处决的政治体制又将怎样除掉滋生这样人物的土壤，这才是“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中最为重要的一件。
这个人死掉会带来种种现实好处：恐怖主义势力可能精神重挫、奥巴马总统竞选连任、反恐战争可能全球降温、国际秩序可能变得稳定。历史的误区也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将各种成因归于个人，忘掉培育其之力量和产生其之土壤。这个人以当美国人的枪、从事特种作战开始，最终死在美国特种部队的乱枪之下，其中的含义和教训，被今天在大街上游行欢呼的人群所完全忽略，也被今天的大多数分析评论所基本回避。新一轮失误的隐患，就这样在狂欢中悄悄埋下了。
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开启的那个潘多拉盒子，今天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被强行关上了？当年打开盒子的人今天也不敢下此结论。历史不会重复，不意味着错误不会重复。比如说今天纵情欢呼“茉莉花革命”的人们，谁知道是不是又在合力撬开一个崭新的潘多拉盒子。
从机械制胜到信息制胜
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