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着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巳经下令部队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人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追回撤退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高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中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有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充当伪军。双方比较起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最硬的。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前来“调停中日争端”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蒋自己同意妥协，
“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即便退一万步说这是蒋的推倭，也可见其拿来做挡箭牌的，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共产党人。这是当年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认识那段历史，如果拿现在共产党内那些腐败分子去和当年的共产党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以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双方的仇恨也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今天虽然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第一次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
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共产党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共产党，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它并不需要来个总体推翻、推倒重来，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事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纪念仪式中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国同胞，这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并不都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只会加速思想的成熟。
下回寻找一个轻松话题。
由钓鱼岛揭开的海权意识
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陆疆比较起来，6.3平方公里无人居住的钓鱼岛，真可谓弹丸之地。
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凝结着如此充满伤痛，如此让一个民族耿耿于怀、难以忘却的历史，在人类社会中，恐怕并不多见。
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使一个民族旅居各地的赤子结成共同心愿、发出共同呼唤、订立共同目标，在人类社会中，恐怕也不多见。
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纠结，海洋纠结。
自古以来，我们对海洋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走向世界通道、作为经济贸易重要渠道、作为国家发展的全新空间，这些观念在中国十分缺乏。闭关自守的政治目标，本身就在抑制海权意识的生长和海洋进取信心的获取，最终使我们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得不留下这份“望洋兴叹”的纠结与沉重。
恰恰在中华民族严重丧失海权的时刻，19世纪末，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马汉的美国海军上校提出“海权论”，最终使美国这个1776年刚刚获得独立、以“门罗主义”自我封闭的地区性国家走向大洋、走向世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汉所提的“海权”（Sea Power）与我们理解的“海权”（Sea Right）存在重大差异：前者使用的“Power”是指由力量产生的权力，后者使用的“Right”则是指由公正带来的权力。
东西方的概念这样无情地撕裂了，奇怪现象也随之发生：据说崇尚“专制”的东方，遇事反而总想跟人讲清讲透道理，通过以理服人获得“Right”；而据说崇尚“自由、平等、公正”的西方以及全力“脱亚人欧”的日本，则动辄使用武力，习惯用“Power”夺取权益。结果是相信“有理走遍天下”的，凭借自身道理实在无法走出多远；崇尚力量征服的，反而横冲直撞畅行天下。如马汉所说：海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世界。
我们相信，我们终将迎来一个公正、平等、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世界。但在理想世界到来之前，我们仍然必须生活在这个不甚理想、由力量决定规则而不是由公正决定规则的现实世界中。一部近现代史一再证明，国家遭遇割地赔款甚至亡国亡种，并非仅仅因为战争的失败，本质上在战争尚未发生之时，在确定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以及决定主要依赖何种手段的抉择中，结局就已经大定。
结论很简单：在国际关系中，权利只有在争取和扞卫时才会得到彰显。只有公理没有力量，并不能战胜强权。
钓鱼岛成为中国人完成以上认识的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再次认识自身，再次认识世界。它已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审视自己利益、权衡自己利益，决定扞卫还是放弃这一利益的基本考验。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就是随着现实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一点点扩展开来的，从自然海洋走向权益海洋，最终才能是和谐海洋。没有这些问题发生，不遭遇这些挑战，我们对世界以及对自身的认识，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深刻。
中国所说的国家只是一个词，包含“国”和“家”两层意思。“没有国、哪有家”的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西方所说的国家，则有三个词相对照，且包含三层含义：Country特指“土地”，Nation特指“人民”，State特指“政权”。
如果按照西方观念来阐释，那么此刻说到Country，我脑中会浮现出钓鱼岛；说到Nation，我脑中会浮现张惠荣、孙书贤、郁志荣；说到State，我会记起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那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一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这就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
大挫折造就大变革
什么叫创新思维？一般定义告诉我们：创新思维是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过程中打破常规，寻求获得新成果的思维活动。
那么再问一句：什么叫军事创新思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上述定义稍作改动：军事创新思维是人们探索军事未知领域过程中打破常规，寻求获得新成果的思维活动。
这一定义强调了创新思维的探索性，它要打破常规寻求新成果；也强调了创新思维的自主性，它是人的思维活动，通过这一活动获得发展。但为什么忽略了创新思维，尤其是军事创新思维中往往包含的那种不言而喻的被动性呢？
美国防务分析专家约翰·派克说：“有些军队进行改革，是因为他们打了败仗，或是赢得很困难。如果能够轻松获胜，他们是不会进行变革的。”派克先生不要说别人，美军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皆大获全胜，陆军从一战前的8万人膨胀到二战后的80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这个时候，美国也承认，他们不过是从英国人那里学会了步兵作战，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机械化作战，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两栖作战，走了一条“模仿+经济技术基础+适用”的军事发展道路，真正带有独创性的属于自己的像样成果，实在少得可怜。
最终迫使美国人形成自己东西的，是越南战争。1969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的一段话，说出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刻骨铭心：“我们进行一场军事战争，而我们的对手打政治仗。我们追求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我们的对手则从心理上拖垮我们。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格言：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
从1961年至1975年，14年焦头烂额的越战和前所未有的失败，迫使美军这支从来一帆风顺的军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革。詹姆斯·邓尼根和雷蒙德·马塞多尼亚在《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一书中说，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根源于二十多年前的越南战争，越战经历后，职业化军队和C3I系统（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一体化），使美军同过去的军事传统彻底决裂。其实他们说得还不够，越战后的美军不仅利用了高速发展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网络技术，加上美军战法的改革，使军队信息化作战水平大幅度提升，而且还对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了彻底改造。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越南战场的战役战术胜利堆积为战略失败这一现象，归结于“败在传真照片上”和“败在电视屏幕上”。此后美军严格的军事新闻管制和充分利用媒体“作秀”这一新特点，已经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一再得到证明。形成不仅要用我的技术压倒你的技术，还要用我的声音淹没你的声音。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信息化作战开始成为美军一杆独特的旗帜，最终使其能够在世界军事中独树一帜。
别人是如此，我们难道不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被逼到墙角后，才表现出了极大的创新能力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描述当时的情况时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决定开展武装反抗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激动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要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但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尚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毛泽东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是神的预见，而是黑暗中面对失败深刻思索的结果。
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面对优势敌兵的多路围攻，朱毛红军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颠覆了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败标准。
在此之前，从中国的孙子到德国的克劳塞维兹、从法国的拿破仑到美国的马汉、从瑞士的约米尼到俄国的苏沃罗夫，没有任何一个军事泰斗提出过这样的战争标准。所以今天执掌新军事变革龙头的美国人，念念不忘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创新往往源于挫折，大挫折往往造就大变革的原因。创新思维特别是军事创新思维之所以常常借助危机的推动，就因为危机对惰性与麻木的冲击、对自我感觉甚佳的震撼、对创造潜能的强力调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思维特别是军事创新思维，往往呈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