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称为“历史小说”。我看称之为历史小说较为妥当。我不知道孟朴先生当初撰写小说时，对于西方历史小说这一类型有无明显的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在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看到林纾于六个月内译成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两部小说《十字军英雄记》
与《剑底鹭鸶》而感到非常欢喜，以为从此吾道不孤。司各特实乃近代西方历史小说之奠基者，他虽是苏格兰人，他的小说在欧陆上影响很大，像大仲马、雨果、托尔斯泰，都曾步武他的后尘。把历史人物与事实和虚构的角色与情节糅合在一起，乃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章技巧，但是在西方严肃的历史小说，则到了一八一四年司各特的《威弗利》才算正式形成。所谓历史小说，大概要包括下述的几个条件——第一，作者须对所描写的过去一段历史有深入而广阔的了解。历史小说之典型的公式是描写两个矛盾冲突的文化，一个是式微的文化，一个是新兴的文化。
第二，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一同在历史的环境中出现，而且同样的是那一个时代环境影响下的产物。
第三，所描写的历史与写作的时代有相当的距离，其中人物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其中事迹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第四，也可以有例外，纯以人物描写为主，历史只是一个背景，或以冒险故事为主，以历史为纯粹的背景。
《孽海花》似乎是具备了历史小说的主要条件，只是故事发生的期间距离他写作的时候稍近一些，以至带有相当浓厚的写实的色彩，而又成为社会抗议的小说了。不管它是归于哪一类型，这部小说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至于其中是否含有倾向于革命的色彩，那倒无关紧要。
《传法偈》
偶读明代高僧憨山大师文集，他屡次提到毗舍浮佛传法偈。
他说当初黄山谷以书法及诗作名天下，很多人来求墨宝，他不大写他自己的诗，他最爱写的是这一首《传法偈》。偈云：
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
黄鲁直如此推崇此偈，其中必有深意。从字面上看，好像并无什么奥秘，不外是普通的佛家说教，“但欲空诸所有，不愿实诸所无”。可是仔细钻研了几年，自以为除了一点点粗浅的了解之外也还不能无疑。
第一句没有什么困难，熟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便可明白四大皆空的道理。人之大病在于有身，其实此身并非实有，不过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的组合。《圆觉经》：“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毛发爪齿皮肉筋骨脑髓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涎沫津液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静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菩萨璎珞经》：“四大有二种，一有识，二无识。”有识即是指身内之四大，无识指身外之地水火风。人在物故之后，此身之四大和合不复存在，分别归于四大，这道理非常清楚。但是一息尚存之际，即难不有物我之分，耳之于声，目之于色，肌肤之于感触，处处皆足以提示此身乃我之所属有。若说这是“妄身”，那也只有在“四大各离”之后才能有此想法，而我们知道在“四大各离”之后，便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没有实，也没有妄！不过若说此身的存在时间有限，早晚归于四大，不能长久存在，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人除了身之外，还有心。心不是四大和合的产品，可是我们能思维，有喜怒哀乐，好像随时可以证明心的存在是确实不虚的。偈云“心本无生因境有”，如何解释呢？这一疑问困扰了我好几年。读佛学书困难之一是其术语很多，有时含义亦不一致，故难索解。翻《汉英佛学词典》，发现“无生”可以译为immortal，我这才自以为恍然大悟。翻译时常能帮助我们理解原文，因为译文是经过咀嚼的，可能是冲淡了的，可是容易消化吸收，“无生”二字在此应作为形容词。有生即有死，无生即无死。心原是无生无死的。佛学上所谓“无生法忍”，所118谓“明心见性”，我仿佛都可以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因境有”
三字又作何解？我们常听说，“境由心生”，现在怎么又说“由境有心”呢？我想，这个“有”字大概是“无生”中的“无”
字之对。immortal又变成mortal了，于是遇境则七情六欲种种颠倒妄想纷然而生，此境一旦幻灭不复存在，则此心仍恢复其本来湛然寂静的状态，即所谓“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了。《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即是“罪福如幻起亦灭”的意思。
《饮中八仙歌》
杜工部《饮中八仙歌》，章法错落有致。吴见思《杜诗论文》：“此诗一人一段，或短或长，似铭似赞，合之共为一篇，分之各成一章，诚创格也。”王嗣奭《杜臆》也有同样见解：“此系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或两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前无所因，是真的；后人不能学，倒也未必。
学尽管学，未必学得好耳。不过此诗也有几点问题在。
八仙是①四明狂客贺知章，②汝阳王琏，③左丞相李适之，④侍御史崔宗之，⑤中书舍人苏晋，⑥诗仙李白，⑦草圣张旭，⑧布衣焦遂。杜工部自己不与焉。《新唐书》说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是又一说。杜工部虽然也好饮酒，也被人泥饮过，并不以剧饮名，后来病起就索性停了酒杯。何况八个人和杜工部也并不全是属于同一辈分。此诗成于何年，固难确定，要之总是天宝之初。仇沧柱注：“按吏，汝阳王天宝九载已薨，贺知章天宝三载，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二年，并已殁。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所论甚是。至于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所谓“在长安时，时人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则又是一说，无可稽考。无论八仙是怎个计算法，不能把杜工部计算进去。
八仙之中每个人酒量如何，也是一个问题。清嘉同年间施鸿保着《读杜诗说》，他说：“今按此诗于汝阳则言三斗，于李白则言一斗，于焦遂则言五斗。即李适之言‘日费万钱’，据《老学庵笔记》等书，言唐时酒价每斗三百钱，故公有‘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之句。此云万钱，则日饮且三石余矣，虽不定是此数，然亦当以斗计也。独于张旭但言三杯，杯即有大小，要不可与斗较，岂旭好饮而量非大户耶？然与汝阳等并称饮仙，不应相悬若此，或杯字有误。”施鸿保所提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唯于此我们应有数事注意。
首先，所谓饮仙乃是着眼于其醉趣。尤其是要看在他醉趣之中是否带有仙气，并非纯是计较其饮量之大小。能牛饮者未必能成仙，可能不免于伧父之讥。所谓仙气，我想大概就是借酒力之兴奋与麻醉的力量而触发灵感，然后无阻碍地发挥其天性与天才。称之为醉趣可，称之为天性与天才之表现亦可。这是我们平素不容易看到的奇迹，所以称之为仙。至若烂醉如泥，形如死猪，或使酒骂座，或呕吐狼藉，则都是酒后丑态，纵然原是海量，亦属无趣。所以饮中八仙，量不相同，正无足异。
唯所谓“日费万钱”，则须知李适之是左丞相，焉能日饮三石？
所谓“费”，是指用于饮酒之钱。故仇注引“黄布曰：‘日费万钱，饷客之用，皆出于此。’是也。”且人之酒量本有大小之不同，故酒曰“天禄”。我拍浮酒中者，也有五十余年，所遇善饮者无数，亲自所见最善饮者三五辈也不过黄酒三五斤耳（已醉之后狂饮，可能不止此数）。文人之笔下，好事者之传说，时常夸大其词，好像真有人能“长鲸吸百川”的样子。还有，酒与酒不同，要谈酒量必先确知其为何种之酒酿。如是醇醪，则不觉易醉，如是薄酒，多饮亦无妨。饮中八仙所饮何酒，我不确知。贺知章是会稽人，可能他所饮酒是秫制，秫即糯稻，可能即是今之黄酒。八仙虽根本未在一处饮宴，但诗中皆以斗为单位，这个斗字又是一个问题。斗若作为十升解，其容积为三百十六立方寸，约合美国二点六四加仑，一斗酒是相当多，三斗五斗岂不更吓煞人？假如斗作为酒器解，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斗究有多么大，只知道其形如斗，好像这样解释就比较容易接受似的。《诗经·大雅·生民之什·行苇》：“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可见大斗即是大杯，用以敬老。大斗不会是十升为斗的斗，老年人不可能喝下那么多的味道浓醇的酒。施鸿保的疑虑可能是多余的吧？
独来独往——读萧继宗《独往集》
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性情不同，习惯各异，其间并不一定就有什么上下优劣之分。萧继宗先生的集子名曰“独往”，单是这个标题就非常引人注意。
萧先生非常谦逊，在自序里说：“我老觉得一旦厕身于文学之林，便有点不尴不尬，蹩手蹩脚之感，所以我自甘永远做个‘槛外人’。”“我几篇杂文，可说是闭着眼睛写的。
所谓闭着眼睛也者，是从没有留心外界的情形，也就是说与外界毫没干涉，只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所以叫它《独往集》。”
客气尽管客气，作者的“孤介”的个性还是很明显地流露了出来。所谓“自说自话”，就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写文章本应如此。客气话实在也是自负话。
萧先生这二十六篇杂文，确实可以证明这集子的标题没有题错，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这样的文章在如今是并不多见的。作者有他的幽默感，也有他的正义感，这两种感交织起来，发为文章，便不免有一点恣肆，嬉怒笑骂，入木三分了。
我且举一个例，就可以概其余。集中《哆嗉》一篇，对于“喜欢掉书袋做注解的先生们”该是一个何等的讽刺。我年来喜欢读杜诗，在琉璃厂收购杜诗各种版本及评解，花了足足两年多的时间买到六十几种，（听说徐祖正先生藏有二百余种，我真不敢想象！）我随买随看，在评注方面殊少当意者。我们中国的旧式的学者，在做学问方面（至少表现在注诗方面者）于方法上大有可议之处。以仇兆鳌的详注本来说，他真是“矻矻穷年”，小心谨慎地注解，然后“缮写完备，装潢成帐”，进呈康熙皇帝御览的，一大堆的资料真积了不少，在数量上远超过以往各家的成绩，可是该注的不注，注也注不清楚，不该注的偏偏不嫌辞费连篇累牍刺刺不休，看起来真是难过。
（不仅仇兆鳌注诗如此，其他如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其体例是把杜诗一首首做成散文提要，也一样的是常常令人摸不着要领。）对于先贤名着，不敢随意讥弹，但是心里确是有此感想。如今读了萧继宗先生的文章，真有先获我心之感，他举出了仇兆鳌所注《曲江》一首为例，把其中的可笑处毫不留情地揭发出来，真可令人浮一大白。萧先生虽未明说，这篇文章实在是对旧式学究的一篇讽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要跳开“辞章”的窠臼，应用新的科学的整理方法方能把“文章遗产”发扬光大起来。
萧先生在最后一篇《立言》里临了说出这么一句：
“今后想要立言，而且想传世不朽的话，只有一条大路，即是向科学方面寻出路。”这一句可以发人深省的话。
书评（七则）
一、读马译《世说新语》
一九四九年我来台湾，值英文《自由中国评论》月刊筹划出版，被邀参加其事，我避重就轻地担任撰拟补白文字。其实补白也不容易，寻求资料颇费周章，要短，要有趣。当时我就想到《世说新语》，“人伦之渊鉴”、“言谈之林薮”，译成英文当是补白的上好材料。于是我就选译了二三十段，读者称善，偶尔还有报刊予以转载。但是我深感译事之不易，《世说》
的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练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亘三百年左右，人物达六百余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其中浅显易晓者固然不少，但文字简奥处，牵涉到史实典故处，便相当难懂。虽然刘孝标之注，世称详赡，实则仍嫌不足，其着重点在于旁征博引，贯联其他文献，并不全在于文字典实之解释。近人研究“世说”者颇不乏人，多致力于版本异文之考核，而疏于文字方面的诠释。我个人才学谫陋，在《世说》中时常遇到文字的困难，似懂非懂，把握不住。其中人名异称，名与字犹可辨识，有些别号官衔则每滋混淆。谈玄论道之语固常不易解，文字游戏之作更难移译。我译了二三十段之后即知难而退，以为《世说》全部英译殆不可能。
客岁偶于《联合报》副刊中得悉美国有《世说》全部英译本问世，既未说明译者姓名，复未列出版处所，我对于所谓全译疑信参半。旅美友人陈之藩先生函告将来香港教学一年，询我有无图书要他顺便购买带来，当即以《世说》全部英译本相烦。
之藩在哈佛合作社查访无着，后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看到此书，乃以其标题页影印见寄。我才知道《世说》全译，真有其事，据书的包皮纸上的记载，译者是RichardB．Mather，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语文学系主任，生于中国河北保定，出版者即明尼苏达大学出版部，一九七六年印行。我获得了这个情报，飞函美国请我的女儿女婿代为购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以航邮寄来，作为他们送给我七十七岁生日的礼物，书价三十五元，邮费亦如之。我琐述获得此书之经过，以志访购新书之困难，以及我对《世说》一书之偏爱。一九七八年一月在《中国时报周刊》读到刘绍铭先生作《方寸已乱》一文，一部分是关于这本《世说》英译的，读后获益不浅。据刘先生告诉我们：
Mather中文名为马瑞志。据译者在引言说，翻译此书的工作，早在一九五七年开始，二十年有成，比起曹雪芹的十年辛苦，尤有过之。加上马氏两度赴日休假，请益专家如吉川幸次郎；两度获取美国时下最令人眼红的奖金。凡此种种，都令人觉得二十年辛苦不寻常。
马氏所花的工作，今后厚惠中西士林当然没问题。
观其注释，不烦求详可知。书末所附的参考资料，如“传略”与“释名”，长达一百八十页。所举书目，罗集周详，中英之外，还有日、法、德等语言。二十年心血，做这种绣花功夫，也是值得的。
问题出在翻译上。笔者与马瑞志先生有两面之缘，真忠厚长者也……马先生误解的地方，老前辈陈荣捷先生已就其大者举了不少（见一九七七年五月七日的theAsianStudent）。陈先生未举出来的，笔者看到的，还有很多。
但这里只选两个例子……刘先生对于马氏之书做了简单的介绍。我真应该感谢他，若不是有此介绍，我还不知道马氏的中文名字。刘先生推崇这一部翻译，主要的是因为它代表了“二十年辛苦”。这本书初到我手时，沉甸甸的厚厚的一大本，七百二十六页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为之心头一懔。二十年的工夫，当然其中一定会有一些空当，不过一件工作历时二十年终于完成，其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自是难能可贵。“二十年辛苦”，“二十年心血”，究竟是译者个人的私事。“中西士林”所关心的是这部翻译作品的本身。翻译了《世说》的全部，固然是值得令人喝彩的盛事，翻译是否忠实，是否流利，是否传神，才是更应注意之事。
刘先生说：“问题出在翻译上。”想来也是注意作品本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