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就可以运用新近发现的超氧化酶能够保护人体内的脱氧核糖核酸，延缓整体的衰老。从而使人类的平均年纪从70多岁增加到大约120岁或者更长一些。除此之外，低重力下的外星生活，可以使居住者的心脑承变较小的压力，因此减少地球上最致命疾病之一——心脏病的发病率。
在中外那么多的有关星际旅行的小说中，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距离与时间。在科幻作家笔下，在不采用某种神秘难解的能量跃迁或时空跳跃，而在光速或亚光速条件下，要实行星际远航，惟一的方法就是延长人的生命，一种是使人在低温下休眠，再一种就是克隆本体了。目前，我们似乎只是在这个独特的领域内感到了人长生不老的必要。因为从现在的状况看，无需克隆，人类急剧增加的个体数量已经让地球家园不堪重负了。还不说如此一来人类在整个社会结构与伦理上所受到的挑战了。
在科幻小说题材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形下，如果有科幻作家在这个方向上展开大胆的想像与思想，或许会在纯粹的科学小说与社会小说之间找到一个美妙的结合点。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科幻作家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特别的贡献。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说，科技的进展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活与世界的面貌，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在选择时感到两难，这种处境下的人类，正是值得小说家给予更多人文关注的对象。
科学美文导读语
我以为，刊物主编首先应该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一个编辑，就应该主持很好的栏目。现在我在主编的两份刊物上都有自己的栏目。其中一个栏目就叫“科学美文”，在这个栏目中，我向青少年读者推荐科学大师们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科普文章，并将其命名为科学美文。我是在中国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于是，每期文章中，都留下了这样一些短小的推荐文字。
我要说的是，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文字首先感染了我，这些知识首先吸引了我。所以，更多的感觉，不是我在对读者耳提面命，而是与其分享我的感悟。
推荐阿西莫夫的《彗星》
1986年，哈雷彗星来访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短篇叫《再过七十六年》。那不是科幻小说。小说记述当时和一批同样年轻的朋友，如何顶着青藏高原冬天的严寒爬到—视线开阔的高山上去看彗星。这颗营星上次来访，是1910年。1986年，我们都是20多岁，看完彗星，拖着一夜激动后的疲惫下山时，有人说哈雷按其周期再来地球时，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于是，人人都感到了用有限的生命去面对无限的时间那种莫名的恐惧与空虚。悠悠忽忽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朋友都从高原上下来，星散于四方，接受了命运千差万别的安排。
命运给我的安排是坐在编辑部看和自己当年看彗星时一样年轻的科幻作家的作品。
科幻小说比起所谓主流文学中的小说写法来，至少有一点明显的优势，就是可以藐视无情的时间。因为，在科幻小说里，科学而大胆的想像会轻易地超越时间的局限。比如，本期推出新人姚蓬博的小说《三十六亿分之一》里面便满是青春的闪烁光芒。关于地球生命的起源，有一种严肃的说法是反达尔文生命进化论的，认为地球生命来自于彗星的赠予。《三十六亿分之一》在不否定达尔文学说的前提下采信了这种说法，并写成了一篇有着美丽，像的小说。读完他的小说，又读阿西莫夫的这篇东西，立即便想将其推荐给大家。
是的，又是阿西莫夫。我们已经读了太多的阿西莫夫。阿西莫夫曾经有好些年停止了科幻写作，去写科普书籍。然后，又回头来写科幻小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写作科普的阿西莫夫。这篇文章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从我们的视点看，彗星都因为短暂而美丽，阿西莫夫的这篇东西里却有一种长久的美丽。这是科学的美丽，也是文学的美丽。具有这双重美丽，是为科学美文。如果再和小说中的彗星参照起来，更会见出想像与才情的美丽。
推荐《欧洲人的一张菜单》
很多人想到科学时，不由自主便感觉那是与自己无关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髙远，艰深，由一些学问很大，智慧，又有些神经质的人在专门进行。
在越来越现代的社会里，科学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它随时随地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里，我们总是要讲很多道理的。包括现在我小小地议论一下，也是沿用了这种思路。很多时候，我们阅读就是想被除一些延续很久的习惯。比如，在欧美文化传统中，人们的科学发现与思考却是随时随地的。
所以，我才要在这里向大家推荐这篇《欧洲人的一张菜单》。我不知道罗伯特·路威何许人也。但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严格地讲，这篇文章的材料里并没有太多的新鲜东西。因为，相关的材料我从各种各样的地球大发现的书籍中都有所接触。我想对广大读者也是一样。但作为学生读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由国人编写的这类读物中，笔墨大多集中在怎样去发现，并在其间竭力讴歌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与髙尚的牺精神。但是，麦哲伦、哥伦布们最终发现了什么呢？而这篇文章，从一张单，从一张欧洲古老建筑中的餐桌上的食品说起。一道菜，就是一个曾经神秘的远方的植物。一种饮料，就是另一个大陆上的神奇物种。一种漂亮而可口的水果，曾经在热带岛屿的美丽风景中自生自落。
这个本来无所谓中心的圆球形的世界上，因为金钱，因为技术，因为野心，开始了从欧洲两个半岛上开始的地球大发现。发现者们把所有的发现都带回到自己的故乡。于是，这块发现者们的大陆便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向这个中心汇聚。这种汇聚不但影响深远，而且规模浩大。但作者也许是某一次用完了按这张菜单的午餐，用餐中擦干了嘴唇。饮用咖啡时忽然想到如此多样而丰富的菜单后面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来历。而且，这个家伙是一个博学的人，于是，他便作为消闲，把这份菜单上不同东西的来历随手写了下来。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篇文章才写得像一次闲聊一样亲切可人。有关地理与植物学的翔实知识露珠一样点缀其间，围绕这些材料的趣闻与掌故，更给这篇文章增加了许多阅读趣味。
所以，我推荐这篇文章的理由首先因为它从身边发现了科学，其次是因为文章写法十分的从容优雅。
推荐利奥波德《关于一个鸽子的纪念碑》
两年前，到重庆经典书店签名售书，正式活动前一天，老板陪着参观书店，好像足球运动员赛前熟悉场地一般。这家民营书店开张不久，店面布置，特别是书籍的品种和质量上，都有些先声夺人的架势。就是在这家店里，久寻不到的两本环保经典作品不期然中突现眼前。一本是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本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两本书都是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开始阅读。前些天再去重庆与《电脑报》的同行交流做科普的心得，带的枕上读物，竟是这本《沙乡年鉴》。深夜捧读，重温一些特别喜爱的章节，窗外的市声消隐。威斯康星沙乡四季流逝的风景在眼前展开。在这本书中，我最喜爱的是《好橡树》。橡树是一个学名。在中国，学名是专业书上的词汇。不是专门的植物学家，很难将在民间的俗名与学名一一对应。所以，至今也不知道橡树是我认识的树中的哪一种，抑或是一种根本就不认识的树。惭愧。9月份访美，《轨迹》杂志编辑兰斯带了一位叫诺曼的女作家从旧金山驱车几十英里到硅谷，来陪我们度过此行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夜晚。在一家古色古香的意大利餐厅，伴佐美食的是愉快的谈话。在硅谷当然会谈电脑，谈网络。最后，不知怎么却谈起了橡树。我说非常想知道橡树究竟是什么样子。兰斯奋力描绘，怡雯小姐仔细翻译，我还是不得要领。于是，女作家诺曼自告奋勇，要将那样子画给我看。她画了一片叶子，和一枚坚果。要在晚餐余暇里，逼真地画出一株大树，实在有些工程浩大。但仅靠这一片叶子与一枚坚果，我仍然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诺曼给橡树下的最后一个定义是：橡树就是长给松鼠吃的果子的那种树。于是，她又在叶子与果子旁边画了一只大尾巴的小松鼠。我还是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树。更妙的是，把他们的话作了很传神翻译的秦莉也没有明白。所以，便不好意思把自己都不认识的东西推荐给读者。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好橡树》篇幅太长，也不太合适放在这个栏目里。所以，就挑一种大家都不会不认识的吧。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这篇《关于一个鸽子的纪念碑》了。当然，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信鸽或广场鸽，而是候鸽，一种因为人类活动消失于人类视野中美丽而又无辜的物种。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上述作品发表于1949年，而他本人已经在前一年告别了这个他因为深爱而深深忧虑着的世界。利奥波德“是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和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着国际威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为创建20世纪美国的两个新专业——林学和野生动物管理学上，也卓有建树。”
推荐米什莱《话说飞鸟》
很难相信，这是一篇历史学家的作品。但这确确实实就是一篇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随笔。
儒尔·米什莱，1798年生于法国巴黎。年轻时代便在法国著名学府高等师范教授历史与哲学。主要的历史学著作有《罗马史》《法国史》和七卷本的《法国革命史》。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写有一系列自然科学著作，本期所选出自他的一本专著《鸟》（花城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为《话说飞鸟》）。
那么一个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要来写一部这样的作品，把目光从政治投向自然呢？米什莱在本书的序言中做出了回答：“在橘树园绿阴的幽静中，我呼唤林中的鸟儿。我第一次感到，人一旦没有了周围庞大的动物界，生活就变得严峻了，因为大量无害动物的活动、声音和嬉戏，就好比大自然的笑容。”
于是，历史学家对着美丽的大自然睁开了双眼，最先看到的自然是飞鸟。于是，他开始仔细的观察，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并在动笔开始记录观察与思考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些规矩：“本书尽量做到以鸟论鸟，避免类比人。除了两章之外，全书写法就好像世上只有鸟，从来没有人。”
“人！我们在别处遇见的机会已经够多了。这里则相反，我们需要一个避开人世的借口，古代的孤寂与荒漠。”
然后，作家惊奇地发现人没有鸟无法生存”，我想他是说至少是像他那样的人，发现世界上没有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鸟没有人却能生存。”所以，他在历史研究之余，把眼光转向了大自然。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上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残酷的，而法国南方的地中海岸，自然却呈现出和谐美妙的景象。于是，他便乐而忘返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一次次地发生过。很多学人被宫廷放逐，如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等，等等。他们处于江湖之上便寄情于山水，写出了很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比如《永州八记》《赤壁赋》和《岳阳楼记》。但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是借覃抒忧愤之情其兴趣还是在人文政治，而不是真正想要认知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本身的特性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在这里，我并没有半点菲薄这些大家的意思，而是指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一个科学的缺项。画家达·芬奇有过许多科学实践，比如痴迷于人体解剖，也有过许多的科学设想，这些设想，都清清楚楚地留在了他的素描本上。同样，米什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当他注视自然时，却全然换了一种科学的眼光。看到这些并不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在欧洲发生，而信息时代的曙光为何最先照亮了北美洲的大地。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注视自然的时候，也是返观内心，在自省，在借物寓意；而在米什莱们那里，注视自然，便是真正认识自然，阅读自然，并让自然来教育自己。
当国人开始意识到科学的重要，科学传播的童要时，很多的科普文章却又全然变成了一种纯技术的枯燥说明，从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的思想光芒，看不到任何审美上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从拿来开始吧。让米什莱们告诉我们，科学的眼光与文学的酿光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交叉重叠的。而且，这种交叉与重叠，为文学注入了科学的因素，使我们得到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而且，最最重要的是，看这种文章，会最终使我们获得一种料学与人文相互交织的特别眼光。这种眼光，使我们在新世纪中看待和进人世界时，将更加敏锐，而且更加全面。
推荐《计时器简史》
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对时间缺少敏感。孔子就站在流水滔滔的大河边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这就是说，流逝的时间会使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流失产生深探的失落感。
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努力把握过时间，比如房屋深处的沙漏，比如夜深人静时敲着梆乎报时辰的守夜人。但好像这些美好总是属于我们不曾生活，因此听起来就像外国一样的古代是中国。而到了近代，我们开始失去了时间感。到了中国近代，关于计时器的故事便有些幽默，并在幽默之后有些辛酸了。
那是清朝王权最为强盛的时候，来自欧洲的外教士来到天朝，贡献最多，种类最多，最见出西方制造工艺先进与精巧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时钟。时钟成为皇家一宗特别的收藏。据说，当一位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使节来到，把自鸣钟当成新奇礼物向清朝皇帝献上时，皇帝让他看到了更多的自鸣钟。对于皇帝来说，用这种方式镇一镇趾髙气扬的“红毛蕃国”英吉利的来使是非常解气的。但我看到这段史实，却想到了更多的问题。
时钟制造出来之后，人类的时间观念从模糊变得精确。精确的时间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出了新的节奏；精确的时间使我们能在工作与休息，学习与娱乐之间建立起次序；能把分散的人类劳作统辖起来建立起相当的协调性。而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一种必然的需要。越到现代，人类的时间观念越是需要增强，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在封建帝国的美梦中沉沉地睡去了。在人类所有的活动中，睡眠最为漠视时间。于是，世界在为了加索前进步伐尽量以科学的方法把握时向、刻划时间的时候，中国人却在这个进程中给晾在一边。
我们推荐大家来读这篇文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时钟的创造与完善，绝非是这种用具的进化本身那么简单b因为任何一项创造都有一项需求与动力在背后，在里面。这种需求是前进才能产生的需求，这种动力就是害怕荒废生命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