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轻陷广州的10月21日，日本内阁应对局势的会刚散。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由近卫首相兼任（随后有田八郎接替），因为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接替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的宇垣一成刚刚辞职。一直没当上首相的宇垣，虽然终于弄了个外相当当，但结果还是不如他的心愿。上任前，他对近卫提了个条件：必须取消年初定下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连老迈的宇垣也看出这个政策很愚蠢了。宇垣当外相的这几个月正好赶上武汉会战，所以他跟中国和谈的想法根本落实不了，而且陆军大臣板垣放出话来，必须把中国“打趴下”。所以宇垣在过了几个月的干瘾后，像赶公共汽车的小职员一样，上完车后又下来了。
打到这时候，真正感到担心的是堀场一雄所在的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
出于工作任务，他的部门必须为军部提供一个能够作为参考的东西。武汉会战后，堀场作为课长，专门跑到近卫那里，叫内阁再出台新政策时，必须加上“继续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一条，否则局面只会陷入更被动。前面我们说过，“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虽是近卫的声明，但这个声明里有关他个人的烙印并不深。近卫此时也在琢磨：“中国事变”到底在哪儿算一站？他这个总理大臣到底作用何为？尽管有这些思考，但对于他来说，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所能做的只是推着走。
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出“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中不得不回到以前的轨道，也就是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自己的谈判对手。日本人没有坚定和一以贯之的政策由此可见一斑。说得好听点，一切都源于灵活的外交政策；说得难听点呢，是战略上被中国牵着鼻子。至少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前是这样的。
南岳论剑
武汉会战后，中国将领正干什么呢？在南岳衡山开会。
按军委会以前的说法，武汉会战是第三期抗战（全面抗战开始至南京失陷为第一期，徐州会战为第二期）。这个说法在1938年底被身在衡山的蒋介石纠正。
会议是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这是抗战史上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随后的岁月里，衡山取代了庐山，成为众多军事决议出台和作战检讨汇拢的地方。
五岳中的南岳，最初在安徽天柱山，自隋起，易主为湖南衡山。衡山主峰位于现在的衡阳境内，整个山脉则横跨湖南八市县，绵延400公里，有72峰，首峰祝融海拔1300米，虽不是太高，但由于地理环境上佳，是五岳中最苍翠幽深之地，全山古木参天，一如世外。
蒋介石喜在名山办公，庐山陷落后衡山成为他的不二选择。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在这里召开了4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使衡山以特殊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影留在那八年史册中。
长江以南两个战区——顾祝同第3战区和陈诚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多人参加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出席会议。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会，此前已经叫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湖南宁乡人）筹备很长时间了。不过，在会议第一天蒋介石并没有参加，因为要在长沙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所以由何应钦代致会辞。
转天蒋介石来到会场。对于蒋来说，开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检讨武汉会战，更在于全面梳理跟日本全面开战一年多以来的成败得失，为下一步抗战提供政略和战略依据。在会上，他先叫大家找问题。这一年多，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检讨和反思的？大家都沉默不语。蒋介石见此情景，便叫将领们先讲武汉会战。还是没人说话。
蒋介石只好自己说：“我看首先应该检讨的还是军队里的军阀陋习！我说的是滇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日军在10月底占领武汉后，一度向崇阳（鄂东南，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进攻。第1集团军（云南部队）奉命拦截，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龙云虽挂着总司令的职务，但不到前方任职，而副总司令卢汉，又因病到长沙治疗去了。大敌当前，军委会催龙云指挥部队，龙云不来，也不派其他人指挥，导致这个集团军群龙无首，军纪散漫，军部、师部乃至于旅部各自为政。有的团长称病不去前线，有的则不遵守命令，不进入预定阵地，擅自转移退却。如新编第3军，转移到九宫山后，居然不走了，宣布自己在“九宫山打游击”，并自行停止跟其他部队的电台联系，抗战以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
其间甚至发生过更匪夷所思的事。
有一天，第58军军长孙渡（云南讲武堂，云南陆良人）打电话给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徐州战有上佳表现），说：“正面发现敌情，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前方你们没放部队？”
张冲说：“哪有这种事？绝对不可能！”
孙渡的阵地在张冲后面。
结果一查，本应张冲手下部队布防的地方，果然看不到人影。
怎么回事呢？原来，张下面的新编第12师的两个团长是菜鸟，不会看作战地图，带着部队却没找到阵地的位置……
要命的是，不仅仅团长找不到自己要去的阵地，就连师长也找不到自己的阵地。在11月6日，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就曾不好意思地给军长孙渡打电，说自己的部队在黑夜里迷失方向，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但没找到要去守备的第二线阵地（其实就在崇阳城郊）。
孙渡大怒，说：“你带着部队在崇阳修筑工事多日，为什么会迷失方向？你不知道军法吗？”
结果也没办法，只好叫刘的部队就近占领别的阵地。
在会上，滇军的表现遭蒋介石痛批。蒋介石甚至要枪毙张冲。但经卢汉说情，念张冲在徐州禹王山血战，最后刀下留人，张冲撤职留用，孙渡记大过。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给龙云看。
屡次作战不力的徐源泉也被查办，因为在撤退阶段，他违抗留在后方打游击的命令，而像在南京一样，撤得特别快，在这方面确实具有天才。
谈到武汉会战，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失误，是马当要塞在短时间里失陷；最大的成功，则是与敌人战于武汉外围，逐次消耗对手；再者就是山地战对中国军队的有利程度大大超过以前的估算。所以蒋介石告诉众将，在抗战第二期，要充分利用中南的地形，减少阵地战，多打运动战。
按以前的判定，打到武汉早就是第三期作战了。但会上蒋介石推翻了以前有关抗战阶段的划分，而把整个抗战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平津开打到武汉陷落，武汉陷落之后到最后胜利为作为第二期。
说到持久战，蒋介石又想起蒋百里。
前推两个月，也就是9月中旬，身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兼陆军大学代校长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写下《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文中有这样一句：“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当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在宜山病故了。
蒋介石哀痛不已。
一年前，在庐山，蒋介石曾跟蒋百里有一次长谈。当时，蒋介石刚发表完庐山谈话，决意与日本开战，但又忐忑不安。
蒋介石当时说：“百里先生，我们力量不如日本啊，但还是要打。打，怎么打？”
蒋百里徐徐说：“要看全面开战后日本人希望怎么样。日本军事力量虽强，但拖不起，必希望速战速决；他们所希望的，正是我们要避免的。他们要速战，我们当持久战，用空间换时间，在时间里拖垮日本。至于在军事上，在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也就是湖南及其与四川交界的地方，与他们相持，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蒋百里在庐山的一席话，像给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与此同时，“湖南战场”这个词也深深地印在蒋的脑海，后来他叫自己最看重的陈诚、薛岳先后主持第9战区，其意也正在于此。
在南岳峰会上，蒋介石告诫诸将领：“武汉陷落后，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北从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是再不能退的绝对国防线。”
检讨武汉会战时，陈诚认为，虽然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讲，中国军队是成功的，但战力和战术问题却有很多，军队“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特别提到王陵基军团以及孙渡和张冲的部队，并认为很多将领“缺乏积极企图心、牺牲协同心和毅然独断心”，互相之间缺乏协作精神，彼此间不能及时救援，两部间阵地结合处极易被突破。同时，“不能看破战机”。他批评了李延年的第2军。谈到广东之战，认为一无是处。
陈诚提到一个教训，就是经过淞沪、武汉两战，认识到“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军、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