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钓鱼执法”、“开胸验肺”、“跨省追捕”等事件，在网络的强大攻势下，都一一得到解决。
2009年，政府部门与网络有了互动：官方主动邀请热心网友组成了“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事件得到迅速处理；在“邓玉娇案”中，法院在法律与民意间寻求平衡，宣布抗暴但过当的邓玉娇为“防卫过当”，判处缓刑；“梁丽案”在网民一片质疑声中，检察机关作出了不是公诉案件的结论。
2009年，网民推动法治进步。成都公民唐福珍因拆迁被逼“自焚”一事经网络曝光后，引发民众对野蛮拆迁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关注，五位学者的上书，更是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推上修改的议事日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0日，我国共有网民3．38亿。这个庞大的群体对政治的影响正在释放，那些触犯公众道德底线、公权践踏私权的行为迅速发展成为网络热点事件。
从“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到还在审理的“小学生卖淫案”，正是互联网形成的强大民意，影响和推动了这些案件的进程。一些网友作为网民代表，更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
2009年年初，“边民”、“风之末端”、“温星”等网友参与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躲猫猫”事件真相调查团。他们的“起而行”，一改网民“坐而论道”的传统形象。
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又称“屠夫”）集陌生网友之资前往“邓玉娇案”事发地进行调查，并以近乎直播的方式发布信息，更是大大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邓玉娇案”事发2009年5月10日晚，5月14日，“没有工作又不愁吃喝”的“屠夫”获知了相关情况后，和几位网友商议并决定亲自前往事发地。
出发前，他公布了自己接受捐款的账户，“我自己也捐了2000元”。“为了取得网民的信任和支持”，他把自己和女儿的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私人信息发布在网上。“让更多人参与到这起案子中去，让更多人关注，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力的敲敲键盘一起投入。”
他的行动赢得了网民的信任。正是在网民的帮助下，他顺利找到了邓玉娇的家人，成功地说服了邓玉娇家人并取得信任，联系到了北京的律师，甚至见到了当时身在医院的邓玉娇，并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了探视邓玉娇的照片。
回顾自己在“邓玉娇案”前后的表现，“屠夫“认为，自己只是扮演了网民和当事人、网民和律师、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桥梁”的角色。
“屠夫”作为一名网民，他清楚自己能够凭借的是身后强大的网络民意。他努力“把案子放在阳光下晒”。
天涯社区是人气最旺的网络平台之一。这个引领全民话题的社区网站，注册用户超过2000万，每天访问量超过3000万人次。很多热点事件是经天涯最先爆料，后经传统媒体报道而引爆网络舆论的，最终在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解决。其中，最典型的是“钓鱼执法”事件。
2009年9月，上海白领张晖遭遇“钓鱼执法”。愤怒的张晖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了天涯社区，6天里获得了超过30万的访问量和4000余条网友回复。此后，上海司机孙中界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以证清白。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激起轩然大波。在天涯杂谈里，网友纷纷声讨上海“钓鱼执法”。
10月26日，沸沸扬扬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终于以上海市政府层面认错而告终。
在此期间，一直将“钓鱼执法”的讨论置于网站显著位置的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介绍说，推荐到天涯头条的帖子，例如“钓鱼执法”，事件的典型性、严重性，决定了它引起广泛关注并持续升温必然性，网站推荐不过为大家提供一个便捷参与的入口。他表示：“网络事件爆热的真正动力在于事件本身，也在于传统媒体的响应和互动。”
胡彬说，网站和传统媒体都有可能成为网上舆论的源头，在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网站提供了舆论滋生和放大的平台，传统媒体成为舆论最终“落地”的助推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借力，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互联网对于现实世界的干预力量，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就中国情况来说，一个帖子，点击量和跟帖到了一定数量以后，就会成为一个事件，有关机构和个人会感觉到压力。”
相比传统媒体，胡彬认为网络社区的优势在于更加贴近网民，更加快速直接。网络社区被视为大众话语平台，能够捕捉到传统媒体未及关注的地方，并促使其关注。
胡彬同时表示，近年来，随着网络门槛的降低，网络暴力、恶搞、人肉搜索开始增多。这就要求网站进行适度的秩序引导和管理，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努力探索和尝试。“在舆论引爆后，负责任的网站反而要设法平衡和降温，引导网友理性讨论，防止矛盾激化，避免造成更多的社会对立。我们希望网络舆论的表达，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沟通与和解，而不是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对立。”
胡彬认为，互联网需要适度的管理，但是权力的过度介入会影响舆论的自由表达，需要在这中间寻找平衡点。
2009年，政府在更主动地与网民交流。在各地的网络“新政”中，与广州、南京等地方政府普遍设立了网络发言人，及时回应网民关心的问题相比，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尝试更为抢眼：QQ几乎整天在线、直接在论坛发帖“论战”、微博拥有6万“粉丝”……
2009年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在网站上刊登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的公开招募调查员的消息，邀请网民组团调查“躲猫猫”事件。刚刚到任的伍皓因此高调进入公众视野。
在震惊全国的“小学生卖淫案”中，从2009年7月7日开始，伍皓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在凯迪社区直接发帖，3天发表了6个主题帖。伍皓以平等的姿态参与网络讨论得到网友肯定。
“在西方国家，互联网更多的是用于电子商务，但是在中国，互联网更多的是被作为娱乐和公民表达意见的平台。”伍皓说，互联网上一篇小新闻也有众多网民跟帖评论，“这正是中国互联网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他看来，“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公民政治参与的平台，在公民政治生活里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渠道，而且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捂’已经不现实了。”伍皓说。为此，伍皓力倡官员学习网民思维，并身体力行。他感叹，正是互联网的发展改变着宣传部门对突发事件由“捂盖子”到“揭盖子”的态度转变。
在伍皓的微博上，记录着他的一次“无语”经历：一位泰国友人曾问他，“听说你是中国第一个愿意坚持与民众通过网络沟通的官员，但恰恰是你受到的攻击比别人多得多。”
对于网上“被骂”，伍皓处之泰然：“谩骂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质疑有价值。”很多网民对公共政策提出的一些质疑，是很有价值的。
“网民一般是质疑的心态，是天然的反对者、挑刺者，从不可行角度想得多，网民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某项政策哪个方面不可行。而政府和领导干部通常对可行的一面想得较多，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兼做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研究，就会使决策更加科学。”在伍皓看来，这也是政府学习网民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2009年11月10日，云南省召开了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伍皓认为，这一举措比起原有的政网交流，政府变得更加主动。“既有网民提出问题后网络发言人去回应，又有碰到热点、敏感问题，我们网络发言人主动向网民提供权威准确的信息。”他强调说，“这样就形成了双向互动。”
他认为，政网良性互动，“一方面，从领导干部的方面来说首先是宽容、尊重网民；另一方面，我们也呼吁网民要做理性的、理智的、负责任的网民。”
上海青年王帅，因发帖曝光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被灵宝警方“跨省追捕”，从上海押回灵宝拘留了8天，罪名是“诽谤”。这看似只是个人命运，但却提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公权力的限度问题。
此事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国内众多媒体争相跟进，人民日报、人民网更是以评论文章、网络访谈等方式对此事进行持续关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新闻1＋1》等栏目也作了深度报道。
半个多月中，《中国青年报》围绕灵宝王帅事件的一系列报道，持续成为舆论关注热点。
在媒体的全方位报道和网民的持续关注下，舆论监督体现出强大的力量。最终，灵宝官方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对王帅给予国家赔偿，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已经成为热点人物的王帅，在此事件后一直表现得很低调。他从上海辞去工作回到老家，决定为乡亲们维权到底。
“我虽然为自己正了名，违法征地也还给了村民，但由此给村民造成的损失还没有人负责。”王帅说。以他家为例，种了13年的苹果树在盛果期时被砍，既然现在已证明征地是违法的，就应该对此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但村民们多次找政府询问赔偿事宜，都没得到明确答复。
王帅决定用法律手段来获得他家应有的赔偿，给乡亲们做一个示范。
令他欣慰的是，现在支持他的人比2009年年初多了。那时，他给乡亲们宣传《土地管理法》，希望以法律维权，却被很多乡亲嘲笑太书生气，不知道现实。还有很多人劝他，跟政府对着干没什么好果子吃，弄不好会被抓进去。在当地，常有一些“不听话”的村民被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抓起来。
此事还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跨省追捕”的终结。王帅说，政府现在的工作方式不再像以前那么粗暴了，征地、拆迁都主要以劝导、动员为主，对老百姓更和气了，老百姓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恐慌了。
现在，“跨省追捕”也已被娱乐化。网民在发帖时，常常在后面加一个后缀：谢绝跨省追捕。戏谑的背后，是3亿多像王帅一样的网民对自由表达意见权利的坚持。
2009年年末，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拆迁自焚悲剧，让“公民报道者”和“公民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
面对强拆队伍，成都公民唐福珍站在自家4层小楼屋顶上，往身上浇汽油，然后举火自焚。最先爆料此事的是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网站--新湘报，作者李根是一名“公民报道者”。
李根曾是某都市媒体记者，现在是自由撰稿人。11月26日，李根得到消息，成都公民唐福珍因抵制金牛区“暴力拆迁”而自焚，便立即在其博客上披露此事。随后，网络媒体新湘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引发网民广泛关注。
第二天，成都官方回应，发布新闻稿《成都金牛区依法拆除私营企业主胡昌明违法建设》，称唐福珍是“暴力抗法者”，违法建筑阻碍市政民生工程，漫天要价拒不拆除，当地城管执法局“依法拆违遭遇聚众暴力阻挠，当事人情绪失控走极端”，并声称要“依法查处暴力抗法人员”。
这篇回应激起网民的愤怒，跟帖过5000条的新闻、访问数过10万的BBS帖文比比皆是。几天内，天涯社区BBS帖文791篇，加上博客和问答，多达33400篇。
这起事件经网络曝出，发布者是网络媒体，撰写者是“公民报道者”，提供视频的则是当地一位不知名的目击者。可以说，这件事完全是从草根的网络发起、发酵，并在网友的强烈关注下不断升级为热点的。
正当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传来唐福珍不治身亡的消息。11月30日，李根又发表文章《为保家园的成都女主人唐福珍自焚不治身亡》。人们在震惊之余，纷纷谴责强拆者。
李根在其博客上发了多篇文章，质疑当地的“合法拆迁”和唐福珍的“暴力抗法”。
民意的沸腾得到有关专家回应。12月7日，沈岿、钱明星等5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一周之后，他们接到国务院法制办的邀请，对该条例进行研讨。
事后，有人称李根是拯救广大拆迁户的功臣，而李根则认为自己“只是唐福珍案的持续观察者和主力推动者”。
在天涯社区推出的“2009年天涯势力之最喜欢的记者评选”中，截至12月29日23时，李根这样一个“公民记者”以30242票排名第一。
“我爱我的祖国，她像一座大山。站在山顶，放眼远眺。江山如此多娇，风景处处都好……”网友“随缘也好”像平日做播音练习时那样，把这首《我爱我的祖国》录了下来，配上一段“主旋律”音乐，作为跟帖发在了天涯论坛上。
“就录了一遍，前后也就几分钟”的跟帖迅速使无数网民加入属于自己的国庆狂欢中。被网友称为《我爱我的祖国（CCTV版）》的这首小诗很快就有近280多万人次点击，一万多条回帖。在举国喜迎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此贴更被网友称为“国庆最牛帖”。
在“CCTV版”之后，“随缘就好”还创录了“伦敦音版”、“绵羊音版”、“变形金刚版”。而网友们更是献上了“民歌微调去噪版”、“魏淑芬版”、“蜡笔小新版”……各种版本“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近300个。
据“随缘也好”估计，参加配音的有95％都是业余爱好者。而这些配音的业余爱好者为什么要“顶”红这样一个似乎不起眼的帖子呢？
“网友们虽然嘴上不喜欢喊口号，可是在心底都一定是爱着祖国的。”网友“衡山莫大”认为，之所以能出现这篇网络“神帖”，恰恰是由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再加上亿万网友的创意才华。
而一位网友则在与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对话时“直抒胸臆”：我不喜欢命题作文，喜欢率性而为，不管你多庄严多庄重的事情，草根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秀印看来，“国庆最牛帖”网络走红正体现了现今民众自主、自发、主体性、独立意识的增长，“以前国家是主体，那时‘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现在的‘我’是一个大写的人，有了独立的思想和行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我爱我的祖国》朗诵热潮代表的正是“爱国”的本来面目。
“近年来有些人对主旋律不‘感冒’，可能也是物极必反。过分强调渲染了就去排斥它，给它贴上‘老套死板’的标签，也有非理性的成分。”金兼斌说，“当去掉标签之后，它还是有很自然地吸引我们的一面。”
“我只是经历了知名网络事件的一个普通人。”“随缘也好”很低调，他希望“事件起于网络，也止于网络。”这位专业配音师表示，他并不希望“网络照进现实”，也从不渴求网络蹿红对他的配音工作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
“我只是千万草根中的一员，我以草根为荣。”这句被“随缘也好”反复提及的话，更像是这名知名网友的“网络宣言”。
实际上，近来一些贪官“落马”往往都是沿着“偶然腐败行为被网络曝光——传统媒体跟进——当事人拒绝回应——社会施加压力——监督部门介入”的方式发展的，偶然性很大，容易给公众产生“贪官落马全靠偶然倒霉，查处贪官是迫于社会压力”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