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终结，专制开启
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一尊万能的神在俯视地球，他会发现，自公元前770年以来一直战乱纷纷的中国大地，现在终于平静了。
秦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
这个王朝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在它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夏、商、周三个王朝，但是严格地说，那只是以夏、商、周三个国家命名的历史时代。
好比说，古希腊时期的欧洲，谁都明白，希腊只是欧洲的一小部分。
夏、商、周也一样。周朝统治的全盛时期，诸侯国遍布黄河流域，甚至江南也有它的子民，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周天子真正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有王畿那一小块地区。其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名义上是周天子的臣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那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古代联邦。当然，我们的祖先对这种政治体制有自己的说法，叫作“分封建国”，简称“封建”。
这种封建制度，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极其相似，是金字塔形的层层分封，或者说是权力的层层分包。
天子受命于天，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天子的真实力量，不足以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于是将权力下放给诸侯，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诸侯的统治，又依赖于以宗法为纽带的家族，于是卿大夫的势力得到保障。卿大夫则豢养着自己的家丁和护卫，也就是所谓的士。
不难想象，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天子，号称天下共主，在权力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他的影响力被减损了。他的声音传达不到边远的地区，即便在王畿附近的诸侯国中，他也只能对着几个诸侯发号施令，不能渗透到金字塔的基层。
当王室足够强大的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尚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衡。前者装作很宽宏，后者装作很恭顺，从而相安无事。
当王室衰落的时候，诸侯们便不再将天子放在眼里，各行其是。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势力也在增长，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家族，他们左右政局，互相攻伐，也没把诸侯放在眼里。诸侯欺负天子，卿大夫欺负诸侯，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政治生态。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表面上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诸侯国减少了，这是兼并战争的结果。同时还有两个变化，比表面的变化影响更重，意义更深远。
第一，周天子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连表面上的号召力都不存在了；
第二，各大诸侯国，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都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换而言之，卿大夫的势力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左右政局，只能屈从于国君的绝对统治。
如果拿中国和西方相比，战国七雄的权力结构，已经接近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王权被放大了。
而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从秦孝公年代开始，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文治武功，终于将天下囊为己有。秦王嬴政，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这也是前无古人的。
秦始皇：史上第一个皇帝
前无古人的统治者，自然要有前无古人的称谓。
据《史记》记载，嬴政统一天下后，将群臣召集起来开会，回顾了他“兴兵诛暴乱”的辉煌历史，然后问大伙：“像寡人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倚仗着祖宗的保佑，居然能够让六国都服输认罪，平定天下。如果不变更名号，不足以体现我们的功勋，无法让后世知道我们的成就。你们都好好想想，我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号？”
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人都说：“传说中的五帝，统治的地区不过方圆千里。千里之外的地区，都是蛮荒之地，根本管不着。如今您兴义兵，讨逆贼，号令天下，无所不从，这是前所未有，连五帝都不能比的。我们和一些博士商量，古代有天皇、地皇和泰皇，其中泰皇最为尊贵。因此我们大胆建议，您应该称为‘泰皇’，您的命令称为‘制’和‘诏’，您也别再自称寡人，而是自称为‘朕’。”
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地位在五帝之上。其中泰皇即人皇。泰皇是不是最尊贵，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皇”比“帝”更为尊贵，更具有神性，比“天子”更具有自信。
至于“朕”，本来是“我”的意思，不论尊卑，都可自称为朕。经李斯们这样一框定，从此变成了国君专属的自称，而且一传就是两千年，直至清末。
嬴政是个标新立异的人，对于泰皇这个称谓，总觉得有点不妥。他思考再三，决定采三皇五帝之长，给自己上了一个“皇帝”的称号，其余的便采纳了李斯们的意见。
嬴政是个孝子，自己当了皇帝，又给老爸秦庄襄王也上了个尊号，叫作太上皇。
嬴政也许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宗庙中郑重其事地将老爸尊为中国第一位太上皇的时候，中国第二位太上皇正在泗水郡的田间挥汗如雨地劳动。这位姓刘的农民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叫作刘伯、刘仲、刘季和刘交。由于刘伯早死，刘仲自私自利，刘季不务正业，刘交又要上学，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希望多收几颗粮食，好给刘交去交学费。
老三刘季后来改名为刘邦。
扯远了，回到正题。
嬴政又下诏说：“朕听说远古时期的帝王只有帝号，没有谥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帝王死了还要有谥号，这样做，等于让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评价君主，这是没有道理的，朕不喜欢这样。从此以后，朕就叫始皇帝，后世则以数相加，从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永无穷尽。”
所谓谥号，就是后人给前人的评定，俗称盖棺定论。周朝的时候，天子有谥号，诸侯有谥号，卿大夫阶层也有。谥号不是随便给的，有一整套严格的国家标准，比如说：
“克定祸乱曰武”——郑武公、楚武王就是这类人；
“布德执义曰穆”——秦穆公的一生，也确实称得上是布德执义；
“屡征杀伐曰庄”——郑庄公、齐庄公都是好战之徒。
当然，很多时候，后人为了尊重前人，给的评价会比实际上高一点。比如说，晋惠公不一定惠，齐孝公也不见得孝，但是本着与前人为善的原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一个好评了。
另外还有所谓的恶谥，也就是给那些特别不成气的前人准备的。比如说：“乱而不损曰灵。”楚灵王就得到了这样的差评。
可想而知，究竟是给好评还是给差评，后人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前人无法申诉。当然也有例外——春秋时期，楚成王英雄一世，却死于政变，他的儿子本来想给他上一个“灵”字，他老人家怒目圆睁，死不瞑目。直到后来改上了“成”字，他才合上眼睛，表示满意。
嬴政自幼受吕不韦的教诲，后来又接受了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他的统治哲学中，君主必须是高深莫测的。君主就像是天，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根本不用看老百姓的眼色，更不容臣民议论评价。天气好，不用你们赞扬；天气不好，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对于嬴政来说，谥号这东西，就像是统治者有意留给天下的把柄，是极其愚蠢和无聊的，必须革除。
从此，嬴政便被称为始皇帝，史书中一般给他加上个秦字，称为秦始皇。
那么，这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始皇帝又是如何治理他的庞大帝国的呢？显然，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一：以法治国
前面说过，但凡统治，必须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为什么具有统治天下的权柄。
秦始皇接受了邹衍发明的五德始终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受命于天取代周朝，应该是水德。
事实上，秦国一度自认为是金德。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年间，首都栎阳下了一场金雨，秦献公自以为是得了金瑞，大张旗鼓地祭祀白帝（金为白色）。但是到了秦始皇年代，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已经十分流行，周朝是火德的说法深入人心，而火又是克金的，难免让秦始皇感到尴尬。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秦文公出猎，获得一条黑龙，乃是水德之瑞（水为黑色），硬生生地将秦国的金德改成了水德。
作为彰显水德的第一件事，便是变更周历，将每年的十月作为正月。
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中国的古人，按照地支的排序来给月份命名，以十一月为子月，十二月为丑月，一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以此类推，直到十月为亥月。
又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给十二地支分别赋予五行的属性，分别是亥、子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丑、辰、未、戌属土。
十月（亥月）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水月，自然也就被秦朝定为正月。
第二件事是易服色，将衣服和旌旗等都改成黑色。电影中秦朝的官员开会，黑压压一片，有如群鸦云集，便是这个原因。
第三件事是崇尚“六”这个数字，符节、法冠都用六寸，马车的宽度为六尺，驾车的马用六匹，以六尺为一步等。
至于六与水有什么关系，一般认为，这里牵涉到《周易》的理论。《周易》的八卦，每一卦都有对应的数字，分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中坎卦象征水，所以规定六为水数。
那么，究竟什么是水德呢？
在《周易》理论中，水居北方，象征冬天。简单地说，水德就两个字：“刑”与“杀”。
这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推行的严厉法治是不谋而合的。
秦国的法治，以严酷而闻名，绝无情面可言。据《韩非子》记载，秦昭王生病，百姓们自发买牛祭神，家家户户都为他祈祷。大夫公孙述看到了，回宫祝贺秦昭王：“您真是太得人心了，竟然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为您祈福。”秦昭王派人查访，果然确有其事，下令道：“罚他们每个人献出两副盔甲。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祈祷，虽然是爱我，但也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爱我，我就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爱心去回报他们，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国家就要灭亡。不如罚他们每人两套盔甲，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法制！”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无论什么朝代，如果按照这种决心去推行法律，怎么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呢？秦昭王做得很对啊！
也许有人会问，秦朝推行如此严格的法制，统治者还以身作则，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后来也乱了呢？
那是因为秦朝的法律，除了“严”，还很“酷”，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轻罪重罚。秦朝法律的指导思想，在于“以刑去刑”，让人不敢犯任何罪。因此即便是十分轻微的罪行，也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罚。比如说，五个人集体行盗，只要赃款价值超过一钱，就要斩左足！又比如说，甲偷盗了一千钱，乙知道这件事，受赃款一钱，对乙的惩罚是上交官府一盾。而一块盾牌的价值，至少在三千钱以上。前面说的百姓为秦昭王祈祷，每人被罚上交两套盔甲，更是轻罪重罚的典型案例。
其二，刑罚残酷，种类繁多。以死刑为例，就有具五刑、族诛、淹死、活埋、肢解等多种。其中具五刑最为残忍：先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割舌，斩双足，再鞭笞，斩首，碎尸，全程实际上包括肉刑、死刑和辱尸三个阶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三，徒刑不设年限。在秦朝，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被处以徒刑，那就是无期徒刑，终身失去人身自由，为官府服役。同时由于法律定得非常严厉，老百姓动辄犯法，再加上轻罪重罚，规定上交一甲、二甲、一盾的刑罚比比皆是，老百姓交不起罚款，就变成徒刑，导致刑徒数量高速增长。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用于修筑宫殿和皇陵的刑徒就有七十余万，如果再算上修长城和戍边的刑徒，恐怕不下一百万。而当时全国总人口约为两千万，刑徒的数量已经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其四，罔顾伦常。秦朝的法律，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执行法律的同时强调人伦和感情。秦法则是单纯的法律，甚至鼓励“夫有罪，妻先告”，以获得免于连坐的机会。
这种严酷的法治，在天下初定、人心未服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确实使得秦朝能够得以迅速建立统治秩序，同时也为它的快速消亡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二：中央集权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曾上书秦始皇，诸侯刚刚被消灭，燕、齐、楚地区偏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诸王，恐怕难以维护朝廷的统治，请立诸位皇子为王，让他们为您戍守边疆，永享太平。
这其实就是延续周朝的做法。
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去讨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王绾说得有理，唯独李斯站起来反对。
李斯说：“当年周朝分封的子弟和同姓诸侯有很多，以为可以巩固王室的统治，开始那几代还算勉强可以，到后来就关系疏远，相互攻击有如冤家对头，诸侯们成天打仗，连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海内一统，原来的诸侯国都变成了郡县，赏赐皇子和功臣由国家的税收承担，既方便又易于控制，天下百姓也断绝了其他念头。我斗胆问一句，本来已经是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分封诸侯，给自己添麻烦呢？”
李斯的话，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国此时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人字路口，向左走，是恢复封建制度；向右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道路。秦始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对群臣说：“天下人之所以饱尝战乱之苦，就是因为有那么多诸侯存在。如今我们刚刚打出一个统一的国家，又要建立诸国，这是为战争埋下种子啊！用这种方法来寻求国家的安宁，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不用再提分封建国之事。”
有些人还是转不过弯来：“那谁来为陛下管理那么广阔的土地呢？”
秦始皇说：“有郡县。”
郡是春秋末年的产物，在战国时期被逐渐推广，成为各国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
秦国最早设郡，均在边远地区，分别为西南地区的巴郡、蜀郡和北方的陇西郡、北地郡。在兼并的过程中，又不断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郡。
赵国故地有太原郡、云中郡、邯郸郡、巨鹿郡、雁门郡、代郡、常山郡；
魏国故地有上郡、河东郡、东郡、砀郡、河内郡；
韩国故地有三川郡、上党郡、颍川郡；
楚国故地有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
齐国故地有东海郡、齐郡、琅琊郡、胶东郡、济北郡；
燕国故地有广阳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
百越及南越地方有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匈奴地区有九原郡。
前前后后共设置四十六郡，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为了防止郡守独霸一方，又设置郡尉负责地方军事和治安，设置郡监负责监督百姓和官吏。
郡下设县，县的最高长官是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则为县长。县令和县长下设县丞、县尉，分权共治。
县下设乡，负责摊派徭役、征收田赋、管理治安等工作。乡吏有“三老”，负责教化；有“啬夫”，负责讼事和收税；有“游徼”，负责治安。
乡下设里，相当于现在的村，村长本来称为里正，为了避秦始皇的名讳，又称为里典。
基层还有一种特殊的机构——亭。亭与乡、里没有隶属关系，属于县尉的派出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主要职责是“捕盗”，同时也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传递政府邮件，兼有驿站和邮政所的功能。
郡县是地方机构。中央机构的设置，也体现了分权而治、只对皇帝一人负责的原则。
皇帝之下，百官之首，就是丞相。战国时期，秦国的丞相不仅是国内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可率军出征，樗里疾、甘茂便是先例。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首先是剥夺了丞相的兵权，使其成为单纯的文职官员，同时又设立御史、太尉来牵制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