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如果日本军舰能够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重庆的防守也会出现危机。日本军部的“3个月灭亡中国论”也许就是据此推算出来的。要靠军队阻击水面上的日军，胜算极小，所以，沉船阻航还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国民政府在江西马当组织第二次沉船。到了1938年4月，共沉船18艘，计2.5万吨，除了招商局、三北、大达三家外，还有民营的大通、民生等公司。再后来，镇海口、龙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镇等长江水面又相继实施多次沉船计划。
惨烈的沉船自毁行动，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沿长江快速西进的战略，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得以保全。在此过程中，招商局沉船占该公司总吨位的40%，虞洽卿的三北公司船只损去一半，而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船只全部损失殆尽，可谓毁家纾难。
忠义救国军功与过
1937年8月15日，淞沪会战进行到空前激烈的第三天，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杜月笙欣喜莫名，一迭声地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来访的正是戴笠。半个月前，他在天津招募爱国青年组织抗日“便衣队”，短短几天就拉起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这个成果激起戴笠更大的雄心，他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军队，为此，特来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等人商议。向海潜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将领，有一定的威望，但召集人员的能力不能和杜月笙相比。
杜月笙与戴笠是结拜兄弟，可如今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见面之后互称“先生”。
“这支新军要有足够的兵力，正式协助国军作战。”戴笠兴奋地说着。
“戴先生所说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杜月笙问道。
“最低限度也要有一万人。”戴笠出语不凡。
杜月笙暗暗吃惊，心想：要是招呼白相人打架斗殴、聚众滋事，立时就能调动几万人，可是，要让大批市井青年别家离妻，在敌人的炮火下正式参军打仗，短时间内如何办到？
“杜先生不必多虑。”戴笠见杜月笙沉吟不语，就亮出了底牌，“我离开南京之前，已经向蒋委员长请过示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杜月笙两眼放光，又问道：“部队的编制怎么确定？”
“别动队预定编制为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戴笠详细分析说，“凑起这一万人并不难。我在南京、上海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编成一个特务大队绰绰有余。现在有许多高中生失学，正在接受军训，让他们投笔从戎，也能得到两三千人。杜生生只要再号召六七千人，又能编成三个支队。”
“戴先生说得对。”杜月笙兴奋地说，“上海各区保卫团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他们既有人也有枪，出动1000人不成问题。陆京士和朱学范是恒社的两名骨干，他们很容易就能号召起几千名工人。”
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不多一会儿便拟定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名单，还决定将筹委会地点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特务处三极无线电学校。
9月4日，蒋介石发来电令，指示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共15人，名单如下：
杜月笙——主任委员，3名常务委员之一；
戴笠——书记长，3名常务委员之一；
刘志陆——3名常务委员之一，以前曾是桂军宿将；
张啸林——他对抗战持悲观论调，杜月笙怕他落水当汉奸，特意把他列入委员名单；
杨虎——淞沪警备司令；
吉章简——黄埔二期学员，上海保安总团少将总团长；
吴铁城——上海特别市原市长，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俞鸿钧——上海特别市市长；
蔡劲军——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钱新之——金融家，财界巨头；
贝祖诒——金融界领袖；
宋子文——财政部长；
张治中——淞沪会战第九集团军司令；
俞作柏——广西将领，1929年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曾与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合作；
向海潜——辛亥革命老将，30年代力主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两个部：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
9月7日，蒋介石又从南京发来委员长电令，限令戴笠、杜月笙等人在一个月之内，组建万人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奸清谍。
经苏浙行动委员会宣传发动，众多工人、学生、教员、失业失学青年踊跃参加抗日别动队，杜月笙也大力组织帮会成员参加。章乃器等爱国人士还介绍一些进步店员、大中专学生加入其中。共产党人张执一（解放后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余纪一（解放后任过中共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人也加入了别动队。
淞沪别动队迅速建成，共有官兵10800人，归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的游击总指挥部管辖，共有五个支队（相当于团）和一个直属特务大队，设如下指挥官：
总指挥刘志陆中将（青帮“悟”字辈，与杜月笙有八拜之交）；
总参谋长杨仲华（中央军王敬久部八十七师师参谋长，被调派到淞沪别动队）；
一支队长何行健（即何天风，黄埔二期学员，戴笠手下特务，后来投汪伪，被军统刺死）；
二支队长陆京士（杜月笙心腹，恒社骨干，上海邮电工会领袖）；
三支队长朱学范（工运领袖，解放后任过全国总工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四支队长张邺（黄埔第三期学员，戴笠手下特务骨干）；
五支队长陶一珊（黄埔第六期学员，戴笠手下特务骨干）；
直属特务大队长赵理君（戴笠手下特务杀手，暗杀过史量才等进步人士）。
淞沪别动队的装备原定由国民政府供给，但实际上，当地国民党驻军只给了部分武器弹药，不足部分由杜月笙等人设法解决，仅杜月笙自己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淞沪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在青浦建立技术训练班，在余山组织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对1万多名成员进行短期军事急训。
1937年10月，刚刚组建训练不足一个月的别动队迅速上火线。这支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能力差，但大数多成员英勇顽强。他们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救助同胞，运用游击战术对日军突袭、狙杀、侦察、破坏。
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第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
11月11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第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第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第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第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
在淞沪会战期间，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官兵，阵亡者共2700余人，令杜月笙颇为悲痛。好在陆京士与朱学范二人没有损伤，让杜月笙稍感欣慰。
1938年3月下旬，淞沪别动队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
1938年5月，经蒋介石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起初由戴笠兼任总指挥，分批开进江南敌后作战略展开，活跃于广大农村小镇，打击日伪，宣传鼓舞民众，维系沦陷区人心。
武汉失守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移至浙江孝丰，俞作柏接任总指挥，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中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同时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摩擦、抢地盘。后来，忠义救国军总部又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
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1939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又击毙日军30余人。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部队，号称5万人。
1940年3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忠义救国军一部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大举进攻新四军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6月10日，忠义救国军郭墨涛部与胡肇汉部出兵1000余人，入侵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进入江苏常熟市横泾（今沙家浜）地区，在八字桥东赵家坝遭到新四军还击，忠义救国军惨败。
在苏浙地区，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的冲突较为激烈，但在全民抗战的大局之下，冲突始终是局部的，没有改变抗战时期国共之间友军的关系。某些搞摩擦的忠义救国军人员被新四军俘虏后，新四军对他们进行教育然后释放了。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成军事同盟。戴笠的军统局和美国海军创办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是主任，美海军的梅乐斯是副主任。美国军方给予军统武器装备及巨额经费援助，积极扩充军统的各个直辖武装。
经蒋介石批准，戴笠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邀马志超中将（黄埔第一期学员）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轮流抽调各部官兵接受中、美教官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特务武装，其成分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孔武有力，且大多土生土长，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和人际关系作战，被日寇称为“猴子军”。尽管他们闹了不少反共摩擦，但落水当汉奸的毕竟是少数。
在和平年代，一些帮会成员劣迹斑斑，鱼肉乡里、横行霸道、欺压良善，然而，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时，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的民族精神觉醒了，汇集在“忠义救国”的旗下，也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在八年抗战当中，忠义救国军的贡献根本无法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但他们用猴子般的狡黠和灵巧，在美丽的江南水乡演出了一幕幕暗杀、爆破、破袭、策反的活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后人对其功过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