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
理所当然的，顾炎武的施政建议遭到了朝野臣工的激烈反对，不过，虽然是激烈反对，但这件事情还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步骤来走的。
群臣的第一个顾忌就是林风的态度，林风在此事上的态度颇为令人捉摸不透，就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关于将铸币以及管制天下票号钱庄的权力下放给晋徽财团的政治提案堪称“乖戾荒诞”，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所以出于舆论考虑，虽然是顾炎武提出来的，汉王殿下并没有对此进行表态，但是众人都很清楚，此事如果汉王心中没有一定的想法，那么无论它如何只好都只能永远在中南海上书房挂着，但现在这些东西既然已经通过朝廷邸报公而示之，那就说明汉王一定是对这件事情有了非常的兴趣。
在朝廷风评之中，林风是一位“雄主”。什么是雄主？站在历史典故的角度来看，这个词是褒多于贬，在很多场合下被认为是一种佳称，这种君王的特征就是有作为，善于驭下，政治能力很强，而且同时大局观念非常清醒，为人往往非常固执，一旦有了自己的意见，其他臣下一般非常难以改变，这是好的一面，而坏的一面就是心思莫测，喜怒无常，而且最令人畏惧的是，雄主是最不怕杀人的。
这个评价确实算不上什么错误，就当今林汉帝国的情形来看，自从林风剿灭伪清，入主中原以来，驱逐鞑虏，恢复衣冠，崇敬礼教，赈抚流亡，劝农扶桑，鼓励工商，历经数年努力，中国北方地区大体上已经从战争状态中走了出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个情况的出现，就已经证明了林风的政治能力——但是，附着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北京城的数次大屠杀和大清洗，辽阳屠城、山西坑俘，数十万阻挠他的人倒在了血泊之中，经过这么多的风雨之后，林风现在已经变得对生命相当之漠视，这种人格上的扭曲不是一天两天的结果，应该算是这个政治环境下必然，所以现在如果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成功，再杀一个几十万、上百万人他也绝对不是什么很在乎。
大汉官员们的顾忌也就在这里，在中国社会，揣摩上意是做官的第一要务，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大背景下，什么清官、爱民之类都只能是成功官僚的政治作秀——试想如果官都做不下去，还怎么有条件去照顾自己治理下的人民？所以当没有明白林风的意图之前，李光地、陈梦雷等一众中央大佬在第一时间之内保持了缄默。
第一个有分量的声音来自辽东奴尔干地区。这也是一件非常之令人奇怪的事情，顾炎武上奏，林风朱批转发邸报发出去将近一个多月，北京、直隶以及临近山西都没有发言，反而是最为遥远的边塞省份对此质疑，这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滑稽，不过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整顿这种潜规则的时候，众人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关乎大汉帝国国家走向的政策上来。
上奏驳斥顾炎武的奴尔干巡抚张书玉。张书玉是江苏镇江人，字素存，号润浦，伪顺治十八年进士，原本是伪清康熙朝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林风入京之后被俘，八个月之后投降效命。这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自从林风击败图海、彻底铲除满洲八旗之后，原来的心存观望的许多清廷官员都意识到“天命更替、乾坤易转，非人力可挽回”，于是纷纷投降大汉朝廷，因为林汉朝廷开国之初，本朝科班大多还都在州县上转悠，所以现在帝国的主流官员都是这些“反正”的伪清官员。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官员们还心存忐忑，因为就传统来看，“前朝遗臣”不论怎么能干，不论作出什么样的丰功伟绩，都能够被“贰臣”这个字眼一棍子敲死，很少有能讨到好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的投降背主行为。
他们和周培公、李光地、陈梦雷等人是完全不同的，李光地和陈梦雷投靠汉王的时候都是微末小吏，默默无闻，按照规矩来说这种状况可以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所以当与林风君臣际会之后，便立即忠心效矢志不疑，作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最后“一举成名天下知”，而没有人说他们是气节有亏。
中国人的气节观念也是有一个潜在的度量衡的，责任和义务在此锱铢分明，小吏造反不是卖主求荣，所以萧何不是坏蛋，但反过来说，做官做到巡抚、布政司等，那就是“君恩深重”，不能轻易背叛，否则就一定会受到舆论谴责，而就算百年之后，青史之上也必然被史官责难。
张书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在投靠林汉朝廷之前就是伪清大臣，庶吉士出身，历任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侍郎，正正经经的朝廷大员，而且清廷对他也确实仁至义尽，他的官仕之路就是非常之传统“宰相之路”，清廷两代皇帝都是把他当成预备宰相来培养。所以在这个时候社会背景下，他的背叛是很受人诟病的，他做人应该压力很大。
但是他现在跳出来第一个质疑林风转批的奏折，这很反常，林风初一看到奏折的时候，心中的确实感觉非常古怪，平心而论，林风对待这些前清降臣也是非常不错的，就现在来看，清廷留下来的而又愿意投降的官员，只要是有本领，基本上都已经是位高权重，最近的朝廷改制小组，领头的李绂就是降官，除此之外，现在的户部尚书陈廷敬、礼部尚书徐学乾等大员也是降官，更有甚者，象张英、张书玉等能力较高，有地方施政经验的还被授为封疆大吏，信之任之，毫不疑虑，礼遇恩宠到这种程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仔细浏览全文之后，林风才回过味来，发现自己确实想得岔了，张书玉之所以敢于上这封奏折，确实还是有所持仗的。张书玉是奴尔干巡抚，而众所周知，奴尔干地区地方贫瘠，民风刁悍，少数民族部落名目繁多，就现在帝国的疆域来看，可谓是第一难以治理的地方，本来按照林风想法，这个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战争策源地之一，他是打算把汤斌这员干将调过去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倾入大量的白银进行边疆建设，但当前国家还未统一，这么干情况不允许，所以在群臣的劝谏下，他把这个计划暂时搁浅，选派了一个干练的老派大臣过去好好招抚恢复。
张书玉的巡抚就是这么来的，他的辖区情况很复杂，而又因为是边疆行省的关系，他的权力也非常之大，因为战乱未靖，奴尔干将军马英经常奉命调兵出征，所以基本上一省之内的文武大员都得受这个巡抚节制，现在他除了管理一省的民生政务之外，还可以指派三个旅的精锐部队出去剿匪，可谓文武兼备，是名副其实的“藩镇大臣”。如此荣宠信任，张书玉感激之至，所以上任之后办事非常用心。
他本人被称为老派大臣，这里是有缘由的，自从林风入主北京之后，推行了一系列解放工商，推经地方交流的政策，陆续取消了很多路引、路条、官照等束缚人口的政策，所以在林汉帝国的统治区域，商业活动兴盛无比，人口流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地方经济的同时，也招来了大批读书人的批判，对于林风的这种政策，中国南北士林看法不一，中原北方的老百姓在这个政策下得到了许多好处，所以北方士林大多褒多于贬，认为“圣人治世，凡民利者，我利也”，这个意识就是说，虽然有悖传统，但是圣人的思想博大精深，不是一个人两个任参悟得透彻的，但是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是老百姓得到了利益，国富民安，那就是符合儒家圣典的要求，是“得其神而不拘其形”，这种看法得到了林汉帝国官方的大力提倡，很有现实主义色彩，重在承认和实践。
但是南方士林就对此不以为然——这也是林风心中感觉很奇怪的地方，在他的认识之中，中国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在这个时期是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教科书中大吹特吹，自我标榜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这里搞的，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看，南方的读书人应该比北方儒生更加开放和激进才对，怎么反而更加保守呢？这个疑问他至今还未找到答案，不过通过对舆论的关注，他还是了解了一些南方士林对他的评价。
南方士林认为这么林汉帝国这么搞属于违反圣贤教训的行为，属于“崇末抑本”，使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和读书人“追名逐利，世风日下”，从而令原本纯朴的村夫民妇“言必较锱铢，争必为银钱，”导致“我名教数千年教化之功，一夕尽丧，痛哉痛哉”，对数千年来中国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耕为食，织为衣的行为规范进行犯罪，令他们痛心疾首。
这两种观点被人分出了派别，北方士林这派以顾炎武等为首，被称之为“新派”，而南方士林那一派则以昔日的“复社”老人为骨干，被称为“老派”，自从间隔纷起意见不一之后，两派儒生经常口诛笔伐，进行大规模论战，不过至今为止，倒也没有分出什么高低胜负，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张书玉就是属于老派阵营，非常仇视新派思想，自以为站在传统而正义的一方，顾炎武那派忘宗背祖的儒生在他眼里跟卓尔精灵没什么两样。就林风来看，他就是特别推崇“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那种官员，反对大搞商业，反对人口流动，反对对“士农工商”四字排行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非常固执，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这种精神上的执着甚至超过他作为官员对于官场法则的尊奉，为了自己的立场，他甚至不惜和自己的上司李光地争执。
当然，观念上的不统一并不妨碍林风对他提拔和使用，作为官员，他的行政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之所以调任他为奴尔干巡抚，则是有另一方面的考虑。
众所周知，奴尔干地方贫瘠，部族繁多，在整个大汉帝国境内，是最为偏僻也是最为贫困的省份，生产力尤为低下，大部分部族不是游猎为生就是刀耕火种，缺乏粮食、缺乏衣物、缺乏食盐缺乏知识总之什么都缺，林风希望能够对这种困窘进行某些改变，当然，这里一半是出于对自己治下的各族人民负责，也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因为就历史先鉴来看，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兴风作浪发动战争，背后的动力不是别的，就是正是一件衣服、一口食物。
所以林风把张书玉调到了奴尔干，他认为这个岗位非常适合这个老派大员，林风信奉工商救国，但到底也知道小农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无论如何也总是比游猎和刀耕火种先进得多，所以把张书玉调到那边去，一个朝廷中枢少了个碍眼的，二个让张书玉教那些部族去种田开垦，把基本经济狠狠地抓一抓，有了财富积累、有了市场条件之后好去摘桃子。
因为汉军战斗力举世第一，马英将军暴戾残忍，在前一段时间各地部族亦是惶恐万分，所以张书玉几年日子也很好过，经过马英的努力之后，现在奴尔干地区的绝大多数都非常听话，基本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不服就纠集臣服的部落出兵，一齐把造反的部落灭掉，男人杀光，女人和儿童分掉，在这种恐怖主义政策下，巡抚大人的各项命令基本上都落到了实处，没有哪个酋长和头人胆敢多话，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反对种田，虽然这里面有一小撮傻瓜推崇祖先制度，讲什么XXX族是XXX山或者XX河流的儿子，不能象汉人那样去种地，但这种声音基本上都被无视了，因为对于帝国政府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简单——要么按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去死，而且因为林风重视的原因，朝廷户部对奴尔干地区多有倾斜，两年来为了屯垦和开荒调拨了不少钱粮，所以这件事情的阻力就便得很小，因为站在部族的角度来看，有钱粮种子可分，那为什么不去种一下地敷衍敷衍？而且张书玉也并不是一味禁止部落迁移，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按照各个部族的人口和势力，给他们划分了地盘，进行最初步的变相定居而已。
在军事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张书玉在这两年取得相当不错的政绩，汉军征服辽东的第一年，奴尔干还是山头林立战乱不断，粮食布匹都无法自给，到了第二年，各种反叛就都被镇压下去，多数潜伏在山林中的部落被在封山、搜捕、围困、猎杀等血腥手段逼出大山，按照官府的命令屯聚开垦，而到了今年大汉建元改制的时候，奴尔干地区连流浪、逃亡的游牧民都被肃清了，所有的部族都拥有了红薯地、山坡玉米地和麦田，粮食基本上实现了自己自足，许多部族的妇女学会了木织机，能够对麻和棉进行加工，外省商队通行便利，本省出产的药材、皮货、牲畜、木材等特产换取了许多财富。
张书玉的收获当然不小，吏部每年考绩为优，而林风甚至在表彰诏书中亲切的称他为“国士”，在大汉朝廷的广泛宣传下，张素存大人因为“三年定辽”而传遍大江南北，连他在江苏的老父亦焉与荣焉，他的朋友，著名诗人吴梅村甚至为他写了一首长词，称奴尔干这个地方是“白山黑水，朔风烈，千古英雄，空束手……”而张书玉却能够“轻袍缓带，谈笑间，靺鞨俯首，乾坤定……”（注1），其词句恢弘，文采飞扬，直追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天下人争相传诵，时人无不惊叹，张书玉亦得享大名，从而与汤斌、汪士荣齐名，并称为“兴汉三杰”。
鉴于如此，他上奏折反对林风朱批的邸报既然令人大感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此人是伪清降臣，按道理来说要夹着尾巴做人，没想到他竟然有胆子第一个跳出来“触逆龙颜”；而理所当然的是，他本人就是老派官员，而且誉满神州，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著名政治家，有足够的本钱对抗顾炎武的名望，同时他奉行的政策在奴尔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个实践成果绝对可以成为他验证自己政治理念的基石。
所以，当张书玉的奏折自奴尔干八百里加急抵达京师之后，如同点燃导火索一般，经过一个多月的蓄势屏声后，政治风暴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