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大败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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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3543刀的凌迟(2)

“朕记得这黄龙可就是他孙元化荐的。”

何如宠马上站出来道:“陛下,黄龙在今年五月收复泺州之役中战功第一,所以孙元化荐他。东江都司耿仲裕哗变,绑了黄龙,拥至演武场,割去耳鼻。后被诸将救下,反过来捕斩了耿仲裕,都是因黄龙克饷所致,所以孙元化劾他。孙元化先荐后劾,可见他没有私心。但辽东缺饷是真。”

“缺饷缺饷,朕就不明白,钱都哪儿去了。两年前朕曾问过毕自严,他说一是外解不能全完,二是给魏贼建了生祠了。生祠毁了三年了,内臣监军朕也撤了,贪官污吏朕也惩了,国库为何还是空的?”

钱象坤心中感叹,真是难为小皇帝了,弱冠年龄,就操多少心思,还全是军国大事,全天下只有他一人要全担着的事!便道:“陛下,臣曾问过户部,库府空虚,确是因为税赋不能完收。”

“这话毕自严早说过,朕要户、兵二部派员将各省各边新旧钱粮逐一查算明白,把那隐的暗的都倒腾出来了,怎么还不能完收?这关节到底在哪?”

钱象坤心说得给小皇帝算算细账了,开口道:“我朝土地税共征米麦两千七百万石,有的折银,有的征实,征实的要加转运费用,折银的高低不等,高的至每石折银近二两,低的只折银二钱五,总值银两千五百万两,另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二百万两,商税、矿税、捐输、纳盐种种,约三百余万两,税银总额共计三千万两。但在神祖爷时各府州县的税额就难以完纳了,能征到十之七八,已是大数了。萨尔浒之役后,又在各省遍增辽饷,每亩加银三分五厘,结果实收税款年年减少,不仅增饷无着,田赋总额也少了。”

“岂有此理!增饷无着,田赋总是有的,怎么会少了?还是被那些府道州县层层吃了?”

“是收不上来。目前各县缴纳不及应缴数额一半者,四县有一,还有一百三十四个县分文未缴。”

“为何有这许多州县不交少交?”

何如宠暗自壮了壮胆儿,说了句崇祯最不爱听的话:“臣以为是税赋太重。”

崇祯果然掉脸儿了:“田赋数额是祖宗定的,历来是这个数,怎说太重?朕看是名目太多!这个税那个赋的,哪个还把增饷作回事?多个名目,百姓就认为是加税,就要明着暗着抗税了,怎收得上来?哼!”

崇祯说着从一摞折子里抽出一份:“这是梁廷栋的折子,王承恩,你念念。”王承恩接过打开,亮出猫嗓:

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

“梁廷栋说得不错,”温体仁道,“但名目过繁也是一弊,臣以为应恢复‘一条鞭法’。”

崇祯虽然读了不少治国之书,却未留心过理财之道,问道:“什么‘一条鞭法’?”

温体仁没想到崇祯不懂,其实温体仁也不甚了了,一时语塞,便把眼看周延儒。周延儒正有心拉拢温体仁,便替他解围:“一条鞭法是嘉靖末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首创,其后江西巡抚刘光济亦行于辖区。神祖首辅张居正加以改造,于万历九年正式推行。就是化繁为简,把徭役与地税及各杂项税赋合编为一条,按亩征纳,故称为‘一条编’,是编排的‘编’,后人不明就里,就说成了‘一条鞭’,鞭子的‘鞭’。”

“哦?这有何好处?”

说史尚可,说理周延儒比温体仁强不过半步,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三六九。钱象坤见不是物事,便接过话头儿:“陛下,历朝历代都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我朝初年实行配赋定役,税户记入黄册,田地记入鱼鳞册,按册征收。豪强为逃避赋役,勾结官吏,篡改税册。官吏为贪污中饱,胡乱摊派加码,竟至有买田的豪绅田增税减、卖田的贫户田减税增的怪事,几至国库枯竭。

“洪武年全国田赋八百三十余万顷,弘治年实征亩数就降到四百二十三万顷,减少了近一半。再如盐课税,虽是从价征收,二十取一,但名目却有纳米中盐法、计口配盐法、纳钞中盐法、纳马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和户口食盐纳钞法,屡出新名目,实则二十取四五了。盐法如此,其他可想,所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

崇祯上了兴致:“你细说说,怎个合法?”

“先是重新清丈土地,张居正清出被瞒土地两万万八千万亩,仅此一项就使国库增银六百万两。次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此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用,赋役之外还有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此后全部简并为一体,把原来按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丁粮派役,即将劳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府县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官吏再难巧以名目,丛弊为之一清,税赋稳定,民得稍安。三是计亩征银,官收官解,无论粮税、差役一律改为征银。我国田赋,唐以前为征实,杨炎改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税只是偶有折银。元时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唯自我朝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仍征实以供大内之外,其余均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同时,赋役征课亦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还给百姓发放‘易知由单’,照单纳税并可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此种均徭平赋,曾一度改变了历年亏空的局面,‘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好,好啊!”崇祯大为振奋,“张居正不愧为一代名相。就把这一条鞭法恢复了如何?”

“……陛下,”钱象坤犹豫了一下,“中国之大,难以一律。当初一条鞭法各地执行也并不相类,大致可分三种:

“一是完全摊丁入亩,如南京京畿地区。二是部分摊丁入亩,即按丁、粮均匀派投,如陕西白水县十分之四差徭摊入田赋,十分之六按人丁征收;山东多数地区半按地征,半按丁征;江南地区丁征四分之一,地征四分之三。大体而言,农户大头多摊入田赋,商贾大头多摊入人丁。三是除实行并税外,没有摊丁入亩。”

“田六丁四也好,田四丁六也好,可以自定,但要一体铺行。户部要立即着手,雷厉风行!”

“臣以为不可!”何如宠又来扫崇祯兴致。

崇祯斜他一眼:“为何?”

“陛下,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就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并庸调入于租。相沿至宋,又复敛丁身钱米。后人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两税中早有庸调?假使当初庸调之名不去,何有后来的丁身之名?可见只利于一时,而大害于后世!行一条鞭法后,通府州县十年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一度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但其后情势却是一反初衷。

“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因其繁多,便再难设新名目。并而为一,名目尽失,贪官便好立新名目了。时间稍移,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杂役仍复纷然。后人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年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故张居正一条鞭法与杨炎两税法一样,乃是亡天下之法!”

这话振聋发聩,崇祯怔住了,细想想,是大实话,当初的失败,挨骂的是张居正,现在要失败了,可就没人顶着了,百姓就该骂皇帝了,一时也不敢坚持,便转向周、温:“你们说呢?”

谁敢说?无论是推行不利,还是重蹈前辙,自己都是替罪羊,身败名裂,罢官遣戍。

温体仁想了想,道:“陛下,臣以为增饷是当务之急。神祖时曾增派辽饷,而后有宁锦大捷。至于一条鞭法,可从长计议。”

“陛下,增派辽饷亦是亡天下之法!”何如宠道。

“怎么说?”

“为整顿吏治,张居正才推行一条鞭法,但十几年后,宦官弄权侵蚀,于田赋之外加派辽饷,一条鞭法不但实亡,名亦不存。百姓怨声载道,贼盗蜂起,天下从此不宁。”这最后一句把崇祯惹恼了:“你是说朕要加派辽饷就和那魏忠贤一样了?”

何如宠扑通跪下,叩头到地,说道:“陛下当然明白臣决不会存这种心思。臣是说,辽饷按亩加派,贫富均等,看似公允,其实不公。大户田多,积谷盈仓,而贫户每一文都是活命钱。万历、泰昌已两次加派,那聚众为盗的都是穷苦百姓。臣以为应按田亩多少计征,田多者每亩税重,田少者每亩税轻,田亩勉够糊口者免税。如此,虽有加派,不伤根本。”

崇祯这回倒未着恼:“何如宠所言虽有些道理,但行起来却要先计核,很是麻烦,不是一时就能行得的。辽东已是吃紧,再不拿钱就要送人家了,朕看还是再增派一次吧。你起来吧。前次增饷至今已过十年,也不为过了。泰昌时是如何加派的?”

何如宠站起身:“是每亩九厘。”

“嗯,是了,毕自严上疏说,‘今日之策,无逾加派,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崇祯心中默算一番,然后道,“告诉户部,此次加派,要拿到一百五十万两!”

“是。”四臣齐答。“陛下,钱龙锡呢?”何如宠问。

“喔,就依会审所定吧。”

次日一早,周延儒亲到狱中向钱龙锡宣读了流放定海卫的圣旨,“稚文公,大灾已免,可安神了吧?”

“圣上慈心,皇恩浩荡!”钱龙锡又望阙磕了个头才起来。

周延儒点点头又摇摇头:“唉,其实圣上十分恼怒。圣上说,‘龙锡可谴之处甚多,卿等岂能尽知?’好话说尽,才使龙颜稍霁。挽回圣意,十分艰难啊!”

钱龙锡立刻明白了周延儒的意思,忙不迭作揖:“多谢周大人。定是大人等力保龙锡,费尽周折。龙锡感大人不弃之恩,只是今生不能相报了。”

周延儒上前扶住他道:“同朝为官数载,怎能作壁上观?延儒何图稚文公相报?稚文公要多多保重!延儒送稚文公回府。”

周延儒将钱龙锡亲送回家,龙锡欲留延儒,设薄酒以表谢意,延儒终是不肯,就在门口揖别。家人见龙锡放归,且悲且喜,一面安排下人摆家宴为龙锡接风压惊。正唏嘘感叹,又来了温体仁,钱龙锡忙迎出去,让至客厅,待温体仁坐下,深揖下去。

温体仁慌忙站起扶住:“稚文兄这是干什么?”

“龙锡知道,是周大人、温大人鼎力相救,龙锡才留得这条命,只是无以回报啊!”

温体仁扶钱龙锡坐下,嘿嘿一笑:“是宜兴说的吧?”周延儒是宜兴人,故如此指代。

“圣上是个疾恶如仇的主子,如无近臣化解,依圣上的脾气,龙锡死无葬身之地,龙锡如何想不到?”

温体仁知道钱龙锡是老实人,没人指庙,他决不会烧香。只有周延儒去向他宣旨,也只有周延儒最可能给自己贴金戴银,便道:“呵呵,没那么严重,其实圣上原本就不十分恼你。”

“哦?”

“圣上本就不信你与袁崇焕共谋,圣上亲口说,‘龙锡并无逆谋,大辟太重。’”看见钱龙锡脸上渐渐有了恼丧之色,温体仁心中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