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孙伏园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鲁迅任教于浙江山会学堂时，孙伏园是该校学生。后来鲁迅受聘为北大讲师时，孙伏园也正好就读于北大。
孙伏园从北大毕业后，主持北京的《京报》副刊。在他的主持下，该副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块重要阵地。鲁迅着名的《阿Q正传》就是在孙伏园的催促下写成，并以连载形式发表于《京报》副刊。后来因为《京报》拒发一篇鲁迅的诗歌，孙伏园愤怒辞职离开了《京报》。
孙伏园后来与李小峰创办了北新书局，鲁迅的不少着作都在此出版。但后来孙伏园与李小峰因经营问题而闹翻，而鲁迅对此事明显站在李小峰一边更多一些。孙伏园离开了北新书局，并对李小峰及北新书局有不好的言辞，这也引起了鲁迅的不快。二人渐渐来往少了，见面也仅仅是尽师生之礼而已。
不过孙伏园对鲁迅是终生敬仰和尊重的，当得知鲁迅死讯，孙伏园和弟弟立刻从河北赶往北京安慰周老太太。后来，更是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的文章。
怀亡友鲁迅(节选) 许寿裳
许寿裳（1883-1948），民国着名教育家、学者，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并短期留学德国。在日本期间，他与鲁迅认识。1909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南京教育部参事、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北京女师大校长等职。在北京女师大任职期间，由于支持女师大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段祺瑞政府通缉，而南下任职于中山大学。1934年他担任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任西北联大等校教授、系主任等职。1946年，许寿裳赴台湾任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因不满时政，积极宣传鲁迅精神，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暗杀。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诗有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则，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及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着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
……
自一九○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二○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乎常人。后来，他有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到达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佩服：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整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了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和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
三生平和着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常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心中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歌可泣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花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曾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作：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名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集外集》）其一云：
现在我对于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纪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世’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
许寿裳和鲁迅
许寿裳许寿裳与鲁迅在日本留学相识，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一同生活，一同听课，一起探讨拯救颓弱中国的方法，自此开始了二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许寿裳十分欣赏和敬重鲁迅，从他们认识开始，他就持续给予了鲁迅尽可能的帮助：比如鲁迅兄弟早期在日本的文学活动或者文学作品的发表，其中都有许寿裳的帮助。回到国内后，鲁迅得以任职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正是时任该校教务长的许寿裳的举荐。其后鲁迅进入教育部，以及后期能被聘为教育部“特约撰述员”等都是许寿裳的功劳。可以说，鲁迅回国后的工作，能使自己家庭生活多数日子过得相对宽裕，都与许寿裳的鼎力举荐有关。
当然，这样的帮助是相互的，当许寿裳被北京段祺瑞政府通缉时，时在中山大学的鲁迅向学校推荐了许寿裳，让许得以脱离险境，并有一份养家糊口的且体面的工作。
许寿裳和鲁迅情谊不限于二人的交往上，他们两家私交上也非常好。彼此家庭的一些琐碎事情，都经常相互关照到。
在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大力推动了鲁迅着作的出版，鲁迅纪念会、鲁迅文物的保存收藏等事宜。更为重要的是，他写下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成为日后研究鲁迅极其重要的史料。这些史料一向被学界公认为最可信也最翔实的研究鲁迅的资料。
追悼志摩 胡适
徐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适，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佬，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面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