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他回国以后所讲述，所着作的东西，题材虽未轶出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所探讨的，在内容上与文字、体裁上却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他如今所研究的较前深入，较前专门；已入于谨慎的细针密缝的专门学者的着作时期，而非复如从前那末样的粗枝大叶，一往无前的少年气盛的态度了。所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的一篇长文，在当时可以二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之者，如今则不能不慎重的从事；经过了好几年的工夫，还只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的一部(即《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中国佛教史》(《学术史第三种》)则已半成而又弃去。他自己虽说“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然其他几部却始终不曾出现。其他着作也均有这样的谨慎态度。第二，他的文字已归于恬淡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了。读《新民丛报》的文字，我们至今还要感到一种兴奋，读近年来的梁氏文字，则如读一般的醇正的论学文字，其所重在内容而不在辞章。第三，他的文章体裁也与从前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他是用最浅显流畅的文言文，自创一格的政论式的文言文，来写他的一切着作的，在这个时代，他却用当代流行的国语文，来写他的着作了。此可见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而走的。
但很有些人却说梁任公此后文字的不能动人，完全是因为他抛弃了他所自创的风格而去采用了不适宜于他应用的国语文之故。这当然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根的见解。以梁氏近七八年来的态度与见解，而欲其更波翻云涌的写出前十七八年的《新民丛报》时代的论文，怎么还会可能的呢？且第二期的着述时代的作品也不尽是以国语文写成的。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气势雄健，一往无前，波跳浪涌，水声雷轰，一切山石悬岩，皆只足助其壮威，而不足以阻其前进；及其流到了平原之地，则声息流平，舒徐婉曲，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末样的怒叫奔腾了。这便是年龄，便是时代，便是他本人的着作态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并没有什么别样的理由。
他从欧洲归后，至民国十一年双十节前，所着述的约有一百万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着第一辑》的序上统计过：“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论，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神，尽在是矣。”
此时以后的着作，则有《陶渊明》(单行)、《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人生观与科学》、《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说方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等。尚有《中国文化史》的未定稿一篇、《社会组织篇》，亦已印行。
综观这个“第二着述时代”的梁氏的着作，其研究的中心有四。第一，是对于佛教的研究。这是他将十几年前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关于佛教的一部分放大了的。他的《中国佛教史》虽未完成，然已有好几篇很可观的论文告毕的了；如在庚申(一九二○年)所写的《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皆是；其所着意乃在于“佛教的输入”史一部分。在这部分上，他的研究确是很深邃的，其材料也大都是他辛苦收集得来的。与前十几年之稗贩日本人的研究结果的文字完全不同。第二年(一九二一年)，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同时又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考证》即作于是年。壬戌(一九二二年)，又写了一篇《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可以说是研究佛教的余波。
第二，是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中关于先秦思想的一部分放大了的。然其研究的面目，与前也已十分的不同。庚申(一九二○年)年写成的有《老子哲学》、《墨子年代考》、《墨经校释》等，第二年（辛酉）又写成《墨子学案》一书。梁氏对于《墨子》本来研究得很深，从前有过一部《墨学微》出版。这一次的研究，则“与少作全异其内容”。《先秦政治思想史》则出版于壬戌年。
第三，是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的一部分加以放大的。在这一方面，他自己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庚申，是他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此外对于戴东原的研究也是他的一个专心研究的题目。《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着述纂校书目考》（皆作于癸亥）都是他研究的结果。又有《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甲子）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癸亥)亦可归入这一类。
第四，是对于历史的研究。这又是将十几年前他所作的《新史学》等文放大的。关于这一方面，所作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甲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壬戌)、《历史统计学》(壬戌)、《中国历史研究法》(壬戌)、《说方志》(甲子)等。《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的《中国文化史稿》的第一篇。他的《中国文化史》，其规模较他的《中国学术史》为尤大。除此作外，尚成有一部《社会组织篇》，惟未公开发表。
这些都是与他十几年前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期着述时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过是第一期着述时代的研究的加深与放大而已。但也有一部分轶出于这个范围之外；一是几篇关于《人生观与科学》(癸亥)的论文，二是几篇对于中国诗歌的研究，如《屈原研究》、《情圣杜甫》、《陶渊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皆作于壬戌）等等，其他的关于时事论文，这时所作很少。真可以说是实践他前几年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所说的“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谭。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谭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而未能实践的话。
他在卒前的二三年，虽仍在清华学校讲学不辍，然长篇巨着的发表已绝少。最后的几年，可以说是他生平最消沉的时代。这一半是因为他的夫人李氏在民国十六年得病而死，他心里很不高兴，一半也因为他自己有病，虽曾到北平的一家医院里割去过一只内肾，而病仍未痊愈，最后还是因此病死去。他自己说：
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嗒然气尽了。(《痛苦中的一点小玩意儿》)
以后几年，他的意绪似还未十分的恢复。但他究竟是一位强者。虽在这种“嗒然气尽”的环境，仍还努力的工作着。他在病中还讲学，还看书，还着书。临死前的数月，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部《辛稼轩年谱》，在医院中还托人去搜觅关于辛稼轩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携书出院，仍继续他的《辛稼轩年谱》的工作。然他的病躯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今年一月十九日，梁氏便卒于北平医院里。《辛稼轩年谱》成了他的未完工的一部最后着作。
三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在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着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复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竭力的说明保国与保教的不同，而力与他自己前几年的主张相战。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前面，有过一段小引：
此篇与着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以梁氏思想与主张之屡变而致此讥诮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到底是“进步乎，抑退步乎”。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是一位感情最丰富的人，所以四周环境里一有显着的变动，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这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件极小的事，前几年的“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他的朋辈有一部分加入，他便也不由自主的而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中。前几年有几个人在开列着国学书目，在研究着墨子、戴东原、屈原、印度哲学，他便也立刻的引起了他所久已放弃了的研究这些题目的兴致。
梁氏又是一位极能服善的人，他并不谬执他自己的成见；他可以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主张，而改从别人的。这大约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他本治戴段王考证，及见康有为，则“尽弃所学而学焉”。到了日本之后，他见到日本人的着作，则又倾向于他们而竭力的去汲引了他们过来。当他中年以后，国语文的采用，成了必然的趋势。虽然一般顽执者竭全力以反对之，他却立刻便采用国语文以写他的文章，一点也不吝惜的舍去了他的政论式(或策论的，或《新民丛报》式的)，已成为一大派别的文体。这可见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博大，他的见解如何的不粘着。
梁氏还有一个好处或缺点——大多数人却以为这是他的最可诟病之缺点——便是“急于用世”，换一句话，说得不好听一点，便是“热中”。他在未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大刺激之前，始终是一位政治家，虽然他晓得自己的短处，说是不适宜于做政治活动。然在七年十二月之前，那一个时候不在做着政治的活动，不在过着政治家的生涯。戊戌不必说，民元二年不必说，民五六七年不必说，即在留居日本的时候，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办《国风报》，还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动么？到澳洲，到美洲，到菲律宾，还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动么？即民七的到欧洲去，还不带有一点政治的意味么？《新民丛报》时代，论学之作虽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他自己有一段话最足以表现他的政治生涯的里面：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论议。国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乐倾听之者。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统系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吾更事又浅，且去国久，而与实际之社会阂隔，更不能参稽引申，以供凡百社会事业之资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今后所以报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