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诗人、学者、教授。着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蔡元培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日本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着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来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黎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一九二九年
傅斯年与蔡元培
傅斯年傅斯年自从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以后，一直关系密切，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他一生对蔡元培推崇备至，蔡元培对傅斯年也十分欣赏和爱护。他曾把蔡元培比作孔子，而自比子路，这既形容他们二人的品格，也确切地说明了他们二人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蔡元培曾给他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对傅斯年的期望和赞赏可以说尽在其中。在此后的长期交往中，傅斯年对蔡元培的尊敬不仅仅是学生对师长的敬仰，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尊敬，他曾经评价蔡元培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傅斯年曾评论说：“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由此说明傅斯年对蔡元培为文化教育献身的风格和胆识不仅仅是佩服，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始终以蔡元培为楷模。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着名的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先后工作了二十多年。
光绪己亥年的秋天，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兰亭修楔》和《桃园结义》在那盛会里杂演着！
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这位才子，是二十岁前后中了举人，接连成了进士、翰林院编修的近世的越中徐文长。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
一位年龄较长的同学对我们这样说：这是我们学校里的新监督，山阴才子蔡鹤卿先生。孑民是中年改称的号。
先生作文，非常怪僻。乡试里的文章，有这样触目的一句：“夫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他就以这篇文章中了举人。有一位浙中科举出身的老前辈，曾经把这篇文章的一大段背给我听过，可惜我只记得这一句了。
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是反切学。帮、旁、茫，当、汤、堂、囊之类，先生说：你们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查字典应该知道的反切。
二三十年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先生坚执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启事。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先生平时与梁任公先生甚少往还。任公逝世后，先生在政治会议席上，邀我共同提案，请政府明令褒扬。此案经胡展堂先生之反对而自动撤销。
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不知不觉间不受老子的影响的，先生亦不能例外，故先生处事，时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先生常说“慢慢来”。
一位在科举时代极负盛名的才子，中年而成为儒家风度的学者。经德、法两国之留学，而极力提倡美育与科学。在教育部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一切学问当以科学为基础。
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衰，至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日：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蒋梦麟蒋梦麟与蔡元培
蒋梦麟是蔡元培执教于南洋公学时期的学生。1919年初，蒋梦麟进入北大后，得到了蔡元培的充分信任。在蔡元培繁忙或者离校期间，校长职务的实际工作通常都由蒋梦麟来代为办理。蔡元培自己也说过：“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此时二人已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了。蔡元培是公认的一手撑起北大的着名教育家。蒋梦麟在声望和学术地位上虽不及蔡元培，但是在管理大学上却似乎更胜蔡元培一筹。傅斯年就曾说过：“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这是当时很多人都公认的。北大在蔡元培和蒋梦麟的共同管理下，开始了它辉煌的着名学府历程。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十七岁之前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并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院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六百万字，其中着作约五百万字，辑校和书信约一百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可谓知言。
章太炎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版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