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轼的诗歌有的存在讥刺时政，讥讽当时执掌朝政的新党大臣的，指责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是事实，连苏轼本人也不否认。但这仅仅是苏轼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使然，苏轼本人断没有什么谋反之意，也无什么无针对皇帝本人的不恭之词。这点神宗是深信不移的。李定等人愣是从中归提炼出苏轼“指斥乘舆”的大逆不道之罪，实属包藏害人谋命的歹毒心肠。
其实，就宋神宗本人来说，他无疑是矛盾的。他爱惜欣赏苏轼出众的才华，因而不忍加害；但他也相当不满意苏轼恃才傲物，诗文带讽反对变法的言论。他也认为苏轼太过狂傲张扬，也想给苏轼点教训，告诫苏轼“从心所欲”时也要“不逾矩”。让他收敛一下，嘴上装个把门的。这样说来神宗大概只想要惩治一下苏轼，而没想过要了苏轼的“老头皮”。何况还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训。
在朝廷上下、各方都要求赦免苏轼的一片呼声下，神宗最终饶过了他，苏轼幸免一死。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虽然没有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也扒了苏轼一层皮，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蒙神宗的恩赐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市）。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唾沫交杂的“乌台诗案”，玩了一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掸、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煅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是谁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
那么，是谁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呢？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1126）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林语堂先生的观点，陆游看见了苏东坡手写的全部手稿；是陆游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
李国文先生在《走进苏东坡》一文中写道：“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
李国文先生这是采用了林语堂先生的说法。这段文字除了陆游还出现了宋人朋九万。文中的“他”，不知道是指的这二人中哪一个？如果是说两个人，怎么的也得说成“他们”吧。这真让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乌台诗案》·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宋朋九万编，即“苏轼御史台狱词也”。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讪谤，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在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於下而用台印”云云。是必大亲见真迹，然不言与刊版有异同。”
这里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乌台诗案》是宋朋九万编的，看到东坡全部手稿真迹的是周必大。没有陆游什么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东坡乌台诗案》该书编者含糊其辞，怀疑是后人摭拾胡仔《渔隐丛话》所录，稍附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于陈振孙所录。而清代学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开篇就明确指出，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朋九万所编。但不管怎么说，都没有陆游什么事。
据周必大撰《二老堂诗话》，有“记东坡乌台诗案始末”一文：“元丰己未，东坡作诗谤讪，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存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
这段话说：元丰己未（1079），东坡作诗谤讪朝廷，被收监关入御史台，当时东坡所交待供诉的诗案材料。现在都已经刊印流传了，这就是所谓的《乌台诗案》。钦宗靖康丁未年（1127），北宋覆亡后，宋室由开封迁都余杭时，御史台的官吏将将涉及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文挡和一些主要卷宗南运。到达扬州后，御史中丞张守（字全真）将这些真迹全部取出，运回家中收藏起来。张守死后，他的儿子请丞相张浚（字德远）为其父撰墓志，以一半手稿充作润笔酬金，其余一半为张守子孙的传家宝。南宋人周必大说：他曾在张全真家借过半部手稿阅读，亲眼看到乌台诗案卷宗的真迹，供词确系东坡手书，凡有涂改之处，都一一画押于下，加盖御史台的大印。
这些资料表明，看到“乌台诗案”卷宗真迹的是周必大无疑。
陆游又是在哪看到的哪？哪些典籍记载了呢？他又是怎样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呢？难道是林语堂老先生搞错了？
孤傲铸就了东坡的坎坷人生
东坡口无遮拦是很敢说话的，是不怕得罪人的。无论同僚还是上级，他一律都随意拿人家开玩笑；东坡也是很孤傲狂妄的，他恃才傲世没有几个古人能入他的法眼。苏门四学子黄庭坚就曾说过东坡这一点：“东坡文字妙一世，其短处在好骂尔。”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说东坡“其谩骂玩侮亦其常事。”
东坡说整个唐代只有韩愈《送李愿归盘谷》一篇才能称得上是好文章，其他文章都如草芥。而自己能够写出比它更好的。每次想要写的时候，就说：还是等等吧，先让韩老夫子独步天下玩一会吧。“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跋退之送李愿序》。
呵呵，纵观历史，也就东坡敢用这口气说话。至于什么“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舍弟，我为舍弟改文章。”这只是茶余饭后徒添笑料罢了。
东坡还嘲笑当时文人只会堆砌华丽辞藻罗里罗嗦，还自以为是司马相如再世。即便人家司马相如不找你的事，但那些看文章的人恐怕会“渴睡落床”，上哪里去体味什么“飘飘然有凌云之气”那种感觉。“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书拉杂变》。
上至天子、大儒下至寻常百姓，没有东坡不敢嘲笑贬低的：“武帝无道，无足观者”，“孟子乱儒家”，“卫青只不过是个奴才”，“司马迁有二大罪”，“柳宗元敢为诞妄”，还说杜甫有的诗简直就是“村陋”……
更有甚者，东坡竟然说出“武王非圣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来。
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历史上一直能公正的看待。当时商纣王统治暴虐昏庸，宠幸苏妲己，唯妇人言是听。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逃离朝歌。百姓都不敢正视，缄口不言，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
看到商朝统治者昏庸无道，在民不聊生民声鼎沸之时，武王顺应历史潮流顺势而起，他打出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因而获得了天下百姓的拥护支持，从而大大的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远大的眼光，以其杰出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他率领周军攻打纣王，商朝灭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代替了腐朽的旧王朝。武王也成为历史上数的着的名王之一，受到后人称颂。《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康王息民。”
改朝换代的时候已经来临，前行的历史车轮已经势不可挡。武王伐纣，灭殷兴周。没有谁说武王做的不对。
但，东坡先生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东坡在《武王非圣人》一文中，极力反对和批评了武王伐纣，提出“天下归仁”的原则。东坡说：即使纣王暴虐无道，也不能诉诸武力。他认为，主宰天下的神器随仁义自来，不可强取，也不得推辞。神器不到，也不能强求。“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
东坡还说，“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天下没有君主之时，也会有圣人出现的，到时天下自然归圣人领导，圣人也不能推辞，天下自然会得到大治。而通过战争武力取而代之，这怎么能行呢？
“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人家纣王不攻打你周地；而你武王却来伐纣，诛杀国君，毁灭人家国家。这是犯上，是不义。诸侯一定有不高兴不赞成他的，所以，武王对这些诸侯进行封赏，这岂是武王的本意？所以东坡说“武王非圣人也”。
东坡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忠君、报国、利民的从政原则；第二是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第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虽然东坡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但儒家经典并不能拘束缚住思想解放自由奔放的东坡。因而他在评价历史人物、议论古人古事时多发前人之未发的观点。这篇《武王非圣人》，提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并连及汤之伐桀。
东坡还对孟子所言的“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予以批评，严厉指出孟子这是乱了孔子的“家法”。
在东坡所处的封建时代，“薄汤、武而非周、孔”，往往成为“名教之罪人，天下之公敌”。但思想活跃的东坡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指责汤、武之篡弑，这是实属“胆大妄为”。东坡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势头。大概是这位东坡先生就喜欢和他人不一样，太爱出风头了。
可事实上东坡也不是一直就否定武王的。他在刚一出道时所做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就肯定了武王和尧舜禹一样是古之君子长者。“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这就是说：周武王和尧、舜、夏禹等君主一样，他们是多么的深爱百姓、关怀百姓的疾苦，又以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可是，东坡后来又喊出“武王非君子”的“正义呼声”。东坡这样自相矛盾左右互搏，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这真是奇了怪了。
还有，东坡一生都大谈“超然物外”，极力表示要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可是他在行动上又极度留恋红尘，执著追求功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不是也很自相矛盾的吗？窃以为：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是发展变化的。每个人都是寻找、引用对自己有力的佐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做天经地义，没什么好奇怪的。
东坡《和陶贫士七首其二》表露了他的心态。
“夷齐耻周粟，高歌诵虞轩。产禄彼何人，能致绮与园。古来避世士，死灰或余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
东坡说：就是伯夷、书齐这样的古代高士他们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他们高歌赞扬虞舜、轩辕，也没有脱离俗世超然物外；吕产、吕禄算什么东西，只凭着“卑辞厚礼”竟然把商山四皓罗致来了；陶渊明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但也曾没办法之际而奔走仕途。自古以来的高士都未能忘情世事，都有矛盾的一面，何况我苏东坡呢？
自人类进化完成后，有哪里记载着某位先贤、大哲终其一生言行一致？在我们生活周边，你就是找到地老天荒，你也甭指着能找到这样的人。那么，去史海典籍中找吧，摸打滚爬几个来回，找的海枯石烂也不见一人踪影。就说圣人孔子，一方面教育弟子“孝乎惟孝”。以孝为先，可以影响政治，这也就是从政，为什么做官才是从政呢？他还支持曾皙回归自然的志向。“莫春者……风乎舞雩，咏而归”，鼓励弟子与世无争；一方面又赞同子夏所言“学而优则仕”。孔子说：“冉雍，可以做一个地方的长官。”说到他自己，则说道：“假如有人聘我去管理国家，一年可以治理就绪，三年就有成就。”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处讲他的仁政治国理念理想。人都是矛盾的结合体。
但就东坡来说，他的这类狂傲厥词，对他的人生也没产生多大好处，没给他带来多大裨益。相反，他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远远大于大于他的沾沾自喜孤芳自赏。东坡一生坎坷，不断遭到谤讪和贬斥，最后中了南方瘴疠毒气，死于北返路上，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上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这一类“恃才自傲”的言论，得罪人太多太深，为自己树敌太多的缘故。
宋人蔡絛所著《铁围山丛谈》卷三中的有一段话透露出其中秘密：“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徧也，独於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这段话的译文是：“宋哲宗元祐年间，东坡被选入翰林院，他以自己才高博学而轻慢戏弄诸位公卿，几乎给每个大臣东坡都给人家起了绰号。唯独在宰相司马光面前不敢造次，有所收敛。一天，东坡与司马光一起商讨免役差役的利害，双方产生分歧。东坡回到家里，刚脱下朝服，就连续大声呼叫司马光为：‘司马牛，司马牛。倔强不讲理的司马牛。’”
东坡还曾经笑骂墨守陈规的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从此二人结怨，以后演变成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党争，使东坡二度遭受打击。
《周易·系辞》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这就说：一个人的言行能够主宰他自己的荣辱。孔子说：“刚强、果敢、朴素、慎言，有了这四种品德就接近于仁了。”孔子还说：“君子说话要迟缓，行动要敏捷。”君子有改天换地的抱负与责任，言行怎能不谨慎呢？
《曲洧旧闻》记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宋仁宗赵祯）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