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也对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进行了交代，“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
《易经》是产生于殷周时著名的占筮书，有很大的神秘色彩又有一定哲理。它诞世后，历代都有不少人研究它，后人对《易经》作了许多解释，编写了诸多“易传”。孔子所作《易传》是历代儒家学者的世界观的主要依据之一。汉人解《易》，偏重象数；晋人解《易》，偏重义理。到宋代解释《易经》，则成为成为风气，许多文人都有解《易》之作。如陈搏的《先天图》、《无极图》，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司马光的《易说》等等。苏东坡因“自恨不知数学”，所以他撰《苏氏易传》偏重于义理分析。
东坡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对《易经》进行研究，浸淫其中几十年。他写《周易》的主要时间是在两次贬官期间，在黄州时已基本完成草稿，后在岭南惠州、儋州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回想自己的创作过程，苏东坡在《夜梦》诗中之感慨：“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意思是说孔子在《易经》上花费了许多时间，连串联竹简（当时用竹片写书）的牛筋都被翻阅断了。而自已花的功夫比孔子还多，只好用更坚韧的犀牛皮来串联竹简了。这首诗表明东坡写书很勤奋也很辛苦，耗费了东坡一生很多精力。
《苏氏易传》脱稿后，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见过苏东坡的手写书，都极为赞赏。他逝世后，传阅和抄写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不少书商也开始刻印。但因宋徽宗严禁苏东坡的诗文流行于世，人们便根据他逝世的常州之雅称“毗陵”，将书改名为《毗陵易传》。因此《苏氏易传》也叫《毗陵易传》，也由此纪念为这部书做出大贡献的东坡。
《苏氏易传》同其它“易传”所解释的《易经》不同的地方有几点：干卦的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对此解释道：“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苟且之意），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他认为天之健并不是靠“刚”，而是靠“不息”，才能“日长”。“巽”代表风，是八卦之一。苏东坡认为风总是在“不息”的运动，所以“巽而止蛊”。对《易经》六十四卦中的“蛊者事也”之说，苏东坡则认为：“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此蛊（一种毒虫）·之所以为事也。”意思是说毒虫本身不是多大的事，也不会有多大祸害；但因天下为无事而生事，所以毒虫就为大事了。
苏东坡还说，“阴阳相蕴（蓄）而生物，乾坤者，生生之祖也。”他认为：“刚柔相推而变化生。”意思是阴柔阳刚对立的变化才能促进生。同时他还强调“刚柔变化本出于一”，即有进则有退，有明则有晦（暗），进退与明晦既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他在《毗陵易传》中说：“见其今之进也，而以为非向之退者，可乎？见其今之明也，而以为非向之晦者，可乎？圣人以进退观变化，以昼夜观刚柔，二观主无往而不一者也。”
苏东坡在《苏氏易传》中还说：“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唯无见，故告之以一物不识，又可以多物患之乎？”东坡说“告（指听别人告知的）”与“见（指亲眼所见）”的作用和效果，所以“无见”是人仅凭别人“告”知，是很难准确认识事物的。苏东坡强调凡事需亲身体验才能得到真知。他劝戒人们：不要仅仅满足间接获得的知识，而要同事物直接接触才能有真知熟见。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正是他对“实践出真知”这一真理的直接体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苏氏易传》作了中肯的评价。《提要》中说：“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试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辫，足资启发。”肯定了苏东坡结合现实，从实际出发“多切人事”的观点。
“多切人事”四字，确实是《苏氏易传》的特点，东坡性格豪放不拘，以一代文豪的文笔解《易经》，所呈现出的特点自然是“文辞博辩”，“言简意明”，“足以达难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
《苏氏易传》以“借天道谈人事，屏弃玄谈，切近事理”，故将易学从高深莫测中解脱出来，成之成为“讲哲理，言人事，砺道德，明心性”的实用之书，因而具有指导人们修身养性，学为所用的实用价值。
古人在表示矛盾的双方时，常以阴阳表示，《周易》也是这样表示。东坡在阐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时也有自己的观点：“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见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东坡的矛盾观也反映了他的“多切人事”的特点。
但客观地说，东坡在《苏氏易传》上也表现出相信天命的唯心的一面。他说：“死生病福，莫非命者，虽有圣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这句话揭示出东坡对天命的信仰很虔诚笃实。但，东坡在一些具体事物问题上“多切人事”，又时常表现出唯物的一面，经常提出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见解。
东坡临终时握着他的好友钱济明手叮嘱道：“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武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吾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政见之源。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读这段话不能不为东坡“沥血遗言”而感动。
朱熹对《东坡易传》“不知性命之理”，而“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这些观点最不满意。朱熹以自己的天理、人性诸说为理论基点，对《东坡易传》中的人性理论进行了反驳，并替孟子的性善论进行辩护。朱熹说：“苏氏不知其说，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以先后之，务为闪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为说至简。今将言之而先日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日不可见，足以眩夫未尝学问之庸人矣。由学者观之，岂不适所以为未尝见、未尝知之验哉！”《杂学辨·苏氏易解》。
陆游却给《苏氏易传》很高地评价，“自汉以来，未见此奇特。”陆游还认为，“东坡汇百川支流，滴滴归原，而滔滔汩汩以出之，万斛不能量也！”他肯定了苏东坡吸众家之长，有了“万斛不能量”之博识。陆游说：“《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元晦（朱熹）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自知。”对朱熹尊程氏驳斥东坡的观点，陆游予以反对。
其实，东坡本是文学家，不是思想家，因而有其“理论不能严密贯澈”，“理论上有不一贯之点”的缺陷；但东坡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种种人性、观点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和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对于后世来说都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苏氏易传》是三苏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既是“三苏”父子“合力为之”的结果，也是东坡“独得伏羲、文王超然之志”而成就的一代名著。无可否认，在这部传世之作中，东坡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研究东坡，《苏氏易传》不可遗漏。
“苏门六君子”中东坡最愧疚的是谁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东坡先生辞世之后，在写给他的诸多悼文中，我最欣赏的是这一篇。这篇悼词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李廌写的，“东坡之没，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曲洧旧闻》。
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北宋文学家。李廌六岁时父母就离开了人世，他发奋自学。苏轼在黄州时，他拿着自己的文章拜谒东坡。东坡在看了李廌的文章后认为“其文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华堪敌万人，如果再加以高节情操，举世都不能抵御了！”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也。”自此天下人知道了李廌有“万人敌”的美名。李廌拜在东坡门下，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几年后，当李廌再拿着文章去见东坡时，东坡评论其文“如大川东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感慨地说：“（李廌）张耒、秦观之流也。”
“苏门六君子”也称“苏门六学士”，他们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六人。“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
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主掌贡举考试，他的门生李廌在省试举子之中。李廌是苏门弟子中最有才华，文章写的很好之一，加之又有东坡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李氏一定会考中。因此，苏轼“先言任意取人”的传言开始弥漫。“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但结果却是李鹰名落孙山。北宋末年朱弁《风月堂诗话》亦载：“东坡知贡举，李廌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矣。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朝士吕大防感叹说：“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李廌的落榜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对于李廌落第，身为主考官的苏轼深为自责，为此赋诗：“余与李廌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曜仙。”苏轼在诗句说自己愧对李廌，失取此奇才，当负遗才之责。他相信李廌并非池中之物，一定还有科场进身的机会。
黄庭坚为这次省考的参评官，他也次苏轼诗韵，赋诗安慰李廌，诗题为《次韵子瞻送李廌》：“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黄庭坚说李廌是未遇伯乐的千里马，这次落第是因为运气较差，考试如同赌博，胜负只是凭运气而已。
李廌认为自己满腹经纶，没能考上是命运不济，是阅卷者未能看中自己的文章，故而落第。他写诗明志：《下第留别陈至》有句云：“余生天地间，动辄多愿违。天王十二闲，玉勒黄金鞿。奈何骥与碌，不使备六蜚。盐车初未脱，伯乐第兴悲。宁甘生刍饿，不为场藿嘶。京都足风埃，士气亦随淄……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下第留别舍第弼》诗亦云：“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胸中经纶策，偃蹇未获试。”
三年后，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应试，不幸再次落第。他产生了不再博弈科名之意，“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诗。今年秋复下第，将归耕颍川，辄次前韵上呈内翰先生及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有“数奇辜负师友责”之语。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说“廌果终身不第以死”，即据此而来。
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这件事，“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甚可哀也。”后人认为陆游的记载有虚构之辞。我倒是宁可相信这一观点。“李廌终身不第以死”这倒没什么，人怎样都可以渡一生；反之，如果真的是因为李廌落榜，而导致“廌有乳母年七十……自缢死矣”，这实在是令人欲哭无泪憋闷得慌。
无独有偶，赵渭《养疴漫笔》又一次将这件事渲染一番：元祐年间，东坡任贡举主考官，李方叔参加考试。将要对考场封闭的时候，东坡将一封封好的书信让人带给李方叔，当时李方叔不在屋中，这个人将书信放在桌上。恰巧这时，章子厚的两个儿子日持日援到李方叔屋子来，便拿起东坡给李方叔的信来看，是一篇文章《扬雄优于刘向论》。二章十分惊喜，将这封信拿走。等到李方叔回来后，到处也找不到这封信，知道了一定是被二章偷走了，十分惆怅又不敢说出来。等到考试时，所出题目果然是这个。二章都模仿放东坡的作文，心神紊乱的李方叔却是实在写不下去。等到放榜时，东坡想魁首一定会是李方叔，实际却是章援，第十名的文意与第一名相似，打开一看，却是章持。东坡大惊失色。前二十名里，有一个答卷十分奇特，东坡对其他的参评官说：“这个一定是李方叔。”等打开一看，却是葛敏修。而李方叔名落孙山。东坡走出考院，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大为叹息忿恨。李方叔离去时他作诗一首相送，有句“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李方叔的母亲叹息对他说：“苏学士当主考，你都没能考上功名，今后还有什么指望呢？”李母因这件事抑郁而死。
南宋时，流传有东坡泄露考题给李廌，却被苏的政敌之子章氏兄弟偷去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几个人相信。宋朝科举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朝廷都派有人员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的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尤其是北宋严格的锁院制度，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分割知贡举官的权利。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因此说东坡徇私情授题给门人李廌的事情不能成立，说东坡私泄考题为的是污垢东坡的名誉。
李廌连续两年应举落第，便绝意仕途，他定居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县），长社县令李佐非常敬佩李廌的才华，他动员当地的士绅，为李廌买了一处房子。李廌定居在那里，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