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初，丁玲开始动笔创作这部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长篇。在创作中，她曾先后两次搁笔到冀中行唐等地体验生活，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写作计划。1948年6月，小说脱稿。两个月后东北光华书店发行了这本书的最初版本。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了这部小说。1951年，该书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而后，被译成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字，驰誉世界文坛。
这一创作契机的到来和创作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把作家推向了土地改革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旋涡，在这个旋涡里，她有可能进一步熟悉她所要描写的对象，所要表现的人物，实现作家自延安时期以来魂牵梦萦的描写农民的愿望。这样，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活动、审美体验等内在精神世界的能动性才得以充分地发挥，精神主体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由于作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现实主义不断得到深化，创作技巧如驾驭题材、描写人物、谋篇布局等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发展，这样，作家的创作才得以成功。
创作的成功，除了作家的主体性，包括精神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原因之外，也应该看到，由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运用时代与历史的镜角，描写了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表现了时代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这一巨著的创作与当时党和人民关注的热点——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得到了党与人民极大的支持、鼓励与赞许，而不像当年作家在延安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那样受到“遏制”与冷遇。正因为这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活动才得到如此顺利的展开，而且才可能出现艺术上更大的突破。
努力写“自己所发现的东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摄早出现的、描写我国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自1948年出版以来，直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这部富有历史深度，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史诗似的作品，仍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虽然在1957年作家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因人废言”，作品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被诬为有“严重问题的作品”，但是那只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不愉快的片段，雨过天晴，太阳又照在桑干河上。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人说它是一部“图解现成公式”的“概念化作品”。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这部作品不论在丁玲本人的创作道路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非“概念化作品”。
其一，内蕴的丰富与历史的深度。
作品以土改工作组进村后，如何发动群众，确定斗争对象作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暖水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折射出古老中国广大农村已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作者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和敏锐的感受力，从总体上把握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变动的急骤和复杂。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们是相映成趣，各有特色的，但人们较为一致地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内涵更为丰富，深沉。
诚然，这两部作品都从工作组进村写到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以及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的全过程，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不把这些过程作为重点来写。作者原计划要描写土改运动的3个阶段：斗争、参军和分地。后来，修改了这一计划，决定重点反映第一阶段的生活。这样，后两个阶段在作品中实际上成了尾声。经过修改，重点就放在“斗争”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修改，意在突出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作品通过描写这场斗争，不仅反映出暖水屯从村落到家庭、个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从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等多个角度，从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等不同阶级、阶层，多元地反映了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给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巨大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使人们感到作品富有某种立体感而不是扁平的平面，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化的。这表明作家有艺术创新的勇气，敢于面对复杂的现实，敢于对生活进行独立的分析与思考，敢于怀疑那些时髦的流行的公式，而不去图解政策条文，写些人云亦云的东西。
如作者所说，她在创作这一长篇时有很深的感觉：“这一次的土地改革却比现实中的土地改革更困难，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清醒些，我走人人们的心里也比较深刻些……我对于我的人物选择得更严格些，我又发现了我在工作中的许多不可弥补的缺点，我看见了我在工作中所不能看到的人和事，我就用我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批判来和那些具体的人和事，交织在一块儿，写出我小说的故事和行动。我是尽我所能达到的去努力，我希望能表现出我所想到的那些。”（《一点经验》，《丁玲文集》，第5卷，第39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正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不把艺术当成现实，同时又不将艺术脱离现实，因而作品中所反映的土改，比现实生活中的土改更为复杂深刻。这种复杂深刻显然是经过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加工，融人作家对现实清醒的认识以及对生活的批判，再经过她的“反刍”而创作出来的，因此，它深深地打上了作家的“印记”，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思想。
对于这场土地改革运动的描写，作者不仅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写农民的翻身，也从伦理、道德、心理、思想写他们的“翻身”，把思想领域的斗争作为土改的重要内容加以深入描写。这是这部作品具有历史深度的原因之一。作品在描写农民精神上的“翻身”这个方面，并没有简单化，把他们写成一拨就通，觉悟很快的人。丁玲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农民要自觉起来，跟着共产党勇往直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宣传宣传就可以做到的。”（《一点经验》，《丁玲文集》，第5卷，第3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争的特殊环境使老百姓人心惶惶。暖水屯土改前1个月，30万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爆发了全国内战，在土改进行中，国民党军队又向苏皖、山东、晋察冀解放区进攻，八路军能否挺得住？会不会“变天”？蒋介石会不会卷土重来？老百姓心里还是有些顾虑的。
此外，还有套在农民身上的其他精神枷锁，如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宗族观念、封建迷信、宿命论的观点等，这些思想绳索使他们相信地主的威风不易斗倒，天下还是地主的，弄得不好，地主会反攻倒算，还是“认命”算了。这种思想，在老一辈农民中尤为突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历史命运能够改变。作品中写了一个落后的老年农民侯忠全，“他不只是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他被地主侯殿魁搞得家破人亡。春上，在斗争地主侯殿魁时，农会“赶着鸭子上架”逼他也找地主算账。可是，他见了侯殿魁，问他干什么来了，他说是“来看二叔来啦”，说完还找了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扫起地来。后来，农会又硬分给了他一亩半地，但他还给了地主，并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要是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马。这说明，在他的这些因果报应思想、宿命论思想还未得到克服、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大家的力量能够彻底把地主打倒之前，也就是说，在他的思想还没有“翻身”之前要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他看到了穷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时，他的阶级意识才得以醒悟。
当暖水屯的农民斗倒了最阴险、狡猾的地主钱文贵，并使他威风扫地之后，当侯殿魁终于跪着，双手捧上地契献给他的时候，他才看清了原来践踏了他一辈子的地主也有怕穷人的时候。于是，他终于懂得了：只要大家都起来，地主就会害怕。这样，胆小怕事的农民自动地解开捆绑自己的思想的绳索，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终于卸掉了统治阶级加在他身上的精神枷锁，真正地翻了身。
由此可见，作者没有把农民写成一宣传就能发动起来，一拨就通的人，而是写他们觉醒的艰难历程，说明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农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既要铲除封建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又要铲除几千年来盘踞在农民思想上的封建意识，而后者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在于逐步地帮助农民解开身上的锁链，激发他们内在解放的要求，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这样才能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土改斗争才能真正取得胜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描写所表现出来的深度，恰恰在此。它不去描写土改的一般过程，不去重点写如何斗地主、挖浮财、分田地等方面的内容，而是深入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写他们如何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一艰难的历程。这正是丁玲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独特之处，是她所赋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历史深度。
作品从社会、村落、家庭等多个侧面揭示了卷入土改运动的各阶级、各阶层广泛而又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体现了作家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审美能力，这也是作品具有浓缩的丰富的内涵的重要原因。
土改时期农村的阶级矛盾，当然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作品中暖水屯的农民和钱文贵的矛盾冲突，则是主线。作者之所以选择暖水屯钱文贵这样的地主，作为重点描写的对象，作为斗争的中心，而不是写孟家沟那个强奸女人、私藏军火、横行乡里、罪大恶极的大恶霸地主陈武或在白槐庄有一百多顷土地的大地主李德功，而偏偏选中了钱文贵这个土地并不太多，但更为阴险、狡猾的“内向”型的地主作为典型，这无疑是作者的一番艺术匠心，并非公式化概念化之作。
其二，形象的独到发现。
1950年10月，丁玲在中央戏剧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创作与生活》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生活的情形，实际有许多地方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在华北下乡搞土改工作，步骤、方法、问题有很多都是一样的，因为那许多事都是我们开过会、照会上决定去进行的。我读到过一篇小说叫《韩营半日记》，我读到时觉得很想笑，因为他们那个村的土改的一般情况同我那时搞土改的村子一个样。我们也开过那几种会，也有过那些问题。也同我所知道的我们那个区的27个村子一个样。他把什么都记录了，但除了与我们一样的表面情形以外，我找不到作家自己所发现的东西——是我没发现，是我发现不深的东西，或者因为他的发现启发了我，使我看见了我过去不曾看见的东西。没有，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生活记录……这里面是找不到所谓诗的东西，文学的东西，找不到创作。（《创作与生活》，见《丁玲文集》，第6卷，第94—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这是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的经验之谈，她认为在一部文学作品里面，要找到“作家自己所发现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创作”，否则只是“生活记录”而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创造上有哪些独到的发现？如前所述，它在表现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土改运动曲折回环的过程和主题的提炼上，都力求写出“自己发现的东西”。此外，她还通过人物形象本身，表现了她独到的发现。
众所周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人。“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老舍：《人物的描写》。）而要使人物“足垂不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在人物画廊中一眼便认出“这一个”来，并让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看见了过去不曾看见的东西”，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丁玲以往所塑造的莎菲、阿毛、曼贞、贞贞、陆萍等人物形象已经让读者永远难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塑造了“一群活动的人”。并且让我们从黑妮、顾涌、文采、张裕民、程仁等形象身上，看到了她艺术的独到发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黑妮这个形象，从黑妮这一形象本身，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是什么动因触发了作者写黑妮这个人物？丁玲说：
“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来，长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后来我在另一个地方和一个同志聊天，谈到对地主家子女如何处理；一谈到这马上我就想起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我想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是别人无法知道的。马上我的情感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文集》，第6卷，第218页。）
由此可见，丁玲写黑妮，不是从人物的阶级属性出发，而是受到生活的“触发”，她敏锐地感觉到地主的亲属“应当有别于地主”。丁玲深深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仅仅是人与人之间若干种关系中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
黑妮5岁丧父，7岁母亲改嫁，她的二伯父钱文贵说“这是他兄弟的一点儿骨血”，硬把她留下，从此黑妮便孤独地生活在地主家。小时做使唤丫头，大了，钱文贵想从她身上捞回一大笔钱财，因为黑妮长得漂亮。伯父伯母并不爱她，只是收养了她而已，黑妮在这无爱的环境中冷漠孤寂地长到17岁。
作家在写黑妮这一形象时，紧紧抓住了她与二伯父钱文贵的矛盾和她在地主家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和内心痛苦，并且着力加以表现。
黑妮爱劳动，心地纯洁，喜欢帮助别人，和她的二伯父“有着本能的不相投”。书中第3章写钱文贵看见亲家顾涌从八里桥赶着一辆胶皮轮大车回村，叫黑妮到顾涌家打听风声，看“中央军”有什么行动。黑妮顶嘴说：“管它呢，问这些干什么？和咱们又没关系。”她挨了骂，但她有主意，“打算着一定照二伯父叮嘱的去问，却不一定都告诉他”。可是，到了顾涌的家，二伯父叫她打听的那些事她都忘了，可见黑妮和钱文贵不是一条心的。村里了解黑妮的人，知道她也是受钱文贵压迫的，可是不了解她的人，则认为她是钱文贵的侄女，不愿和她接近。尤其是当她的恋人程仁对她疏远和冷淡的时候，她的内心就更加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