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童年印象中，除了上述那些难以磨灭的印象之外，还有在她童年心灵上直接留下的创伤。不足4岁的丁玲就目睹父亲死时躺着的棺木，3朵棉球的孝帽，这些都使她感到死亡的恐怖。丁玲回忆说：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3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3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
白花、灵堂、死亡、噩梦，给童年的丁玲太多太深的印象，以致她在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对死亡特别敏感，体验也特别深刻。
丁玲在《死之歌》中写到她一生见过的和未见的死。如未见过面的表哥之死和那个抱着表哥的灵牌结婚的表嫂的死，向警予的死，胡也频的死。她还写到自己身处魍魉世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南京，落在魔掌里，蒙受敌人卑贱下流的谎言的折磨，上吊自杀而又未死的痛苦感觉。此后，在风雪漫天的北大荒，在北京的秦城监狱，都想过这个问题。1985年在两度住院、生命垂危之际，死亡的感觉再次袭来，她因此写下了《死之歌》。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写到自己对生与死的感觉和体验时是十分深刻人微的。譬如写胡也频死时她的感觉体验是：“这给予我的悲痛是不能想象的，没有经验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想象的，那真像是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
“死亡”，本来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童年对死亡就有着最初印象、后来又长期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丁玲对死亡就有着特殊的敏感，并自然而然地会在她的笔端流露出来。这样，死亡的感觉、死亡的体验、生命的意识，便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由此成为她文学创作风格的一个方面。
童年的印象太具有决定意义了。丁玲说：“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死就有这样的敏感。我常常要想着别人，替别人想，我不能忘记一些悲伤的往事。”（丁玲：《死之歌》，《丁玲文集》，第8卷，第38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她又说，“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好哭的人，常常要想到别人的生死，好像这些都和自己的生命纠结在一起似的。”（丁玲：《死之歌》，《丁玲文集》，第8卷，第38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丁玲不幸言中了，以后“死亡”一直和她的生命纠结在一起，并不断地在她那荒冷的记忆中加上血的战栗。
母亲——文化的一片沃土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高尔基。
最初给丁玲影响的，自然是她的父母。虽说丁父是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子，且又是一生不曾做过实际工作的公子哥儿，但他人很聪明，也有才气，年轻时中了秀才，而且善良。在丁玲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行医散药、造福乡里的仁慈好人。丁玲回忆说：“他生了两场大病以后，中医不能成功地诊治他，于是他读中国的医书，得了不少中国医术的知识。穷亲戚常来把这种问题请教他，甚至深夜唤他醒来。他不以金钱为意，常布施给穷人。因为他的慷慨，后来在一次因水灾而发生盗劫和一般骚扰的时期中，许多人家被抢，我父亲的家里可没给碰过。”（见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上海，上海复社（中文版），1939年版。）可见，父亲在这个4岁孩童的印象中是个乐善好施的好人，洒脱大方的男子。不过他毕竟死得太早。而母亲，在丁玲童年的印象中，更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还可以说，那是哺育丁玲的一片文化的沃土。在丁玲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早已播下了文化的种子。
1878年，丁母出生于湖南武陵（今常德）。姓余，闺名曼贞，丈夫死后改名胜眉，改字慕唐，因她羡慕唐朝的武则天时代，女人也可以考官做事，故取此名。
常德位于沅水下游，洞庭湖之滨，古代称为武陵，这就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个美丽迷人的地方。它东临洞庭湖，西凭武陵山脉，沅水和澧水流贯其问，屈原足迹遍及沅水流域，著名的《九歌》便创作于此。屈原投江后，这里便建立了“招屈亭”，以纪念这位忧国爱民的伟大诗人。据说，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被此地美丽风光所迷醉，在澧水上立马停弦，因而至今澧水上有个老渡口，叫“停弦渡”。武陵不但风景秀丽迷人，而且文化意蕴深厚。同时，武陵又是湘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武陵古称四塞之国。梁山、德山、平山称鼎足三城，形势险要。
丁玲的外祖父家住杨家牌坊，在当时是个绅士区。他是一个宿儒，后官至太守，曾任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知府。据丁玲回忆，她的外祖父家大门上有一块“余太守第”的门匾，非常气派，房子大得很，是个大“印子屋”，三四进，后面有花园，有藏书楼，大理石桌椅、茶几，一套又一套……
说起丁玲母亲闺名曼贞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说丁玲外祖母怀她的母亲时，“因梦游古刹，于佛坐前拾曼陀花，顷刻变幻，似梅非梅而醒，故名之日曼贞，号似梅，以示不忘。”（《丁玲母亲自述》，《丁玲研究》，第3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余太守52岁得此幼女，甚为珍爱，由于她体弱多病，因而家庭对她也不太施以严格的封建规范，而让她与兄弟们一起读书，看小说，写诗，作画，吹箫，下棋。她与蒋浴岚结合，完全是其母酒后戏言所致。1879年春，曼贞还不到1岁，其母与同乡蒋家同饮酒，酒后戏言，竞将幼女许给蒋家三公子蒋浴岚，曼贞父亲不以为然，说：“吾家清寒士族，攀此富贵家子，悉他日若何？恐误我爱女。母说既已许诺，不便翻悔。”
这样，一句戏言就定了两人的终身大事。
1897年，曼贞20岁与蒋浴岚结婚后，经常为丈夫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惆怅，又看不惯他的挥霍浪费。因此，常常回娘家，而对于夫家经济、礼节诸多琐事则不太过问。
1907年，丈夫猝然去世，家庭的累累债务，亲戚本家的落井下石，将这位年轻的寡妇几乎压垮了。但是，她毅然决然冲出这个封建家庭，走上了一条新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来，按封建伦理规范，“夫死从子”，丁母在丈夫死时，有一遗腹子，那么应该按老规律，守着几亩薄田，一间老屋，安分守己，把儿子养育成人，替蒋家续香火。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所有的寡妇们必走之道。但是，曼贞毅然冲破了这个封建的樊篱。1909年，她带着两个小女儿回到娘家，住在丁玲三舅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那是辛亥革命前夜，维新思想日趋高涨，恰逢城里在办女学堂，于是丁母拐着一双小脚去上学，进了师范班。而女儿也和她一起，进了幼稚园，母女同校，一时轰动武陵城。
学习对于一个拖儿带女的妇女尚且很不容易，更何况曼贞还裹着一双小脚？家务和孩子拖累了她，她就起早贪黑的学习，有些小姐少奶奶因怕累怕苦，读了几天书便告退了，而曼贞却连迟到也没有过。为了把脚放大，她解开裹脚布，把脚放在水里泡，慢慢的泡大了，一个月甚至一二十天便要换一双鞋。她苦苦地挣扎着，忍受着刺心的疼痛。坚强的意志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曼贞终于闯过了难关。
女师结业后，她走上教育岗位，曾任桃源县立女校职员，创办常德公立育德女校，担任平民工读女校校长、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校长等职。提到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丁母做出的牺牲是人人敬佩的。因为这个小学的前任校长不负责任，学生不到校，教员退约，学校即将垮台。丁母本有一份待遇较好的工作，她在临澧县立高小当管理员，月薪较高，而俭德女校是没有月薪的，全属尽义务的工作。然而，丁母还是去了，而且干得很好。她经常进行家访，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将生病的学生接到学校，亲自为她们煨汤熬药，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威信。幼小的丁玲心目中的母亲是一位乐于助人、勇于为事业无私奉献的人。
丁母热心妇女解放事业，在妇女界中的声望是很高的。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委成立时，她被推举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
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一文中曾说：
“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留下一部60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是我保存在箱屉中的宝贵财产。”
丁玲有幸，她拥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并且幸运地得到母亲文化养分的滋养，她从母亲身上，看到了坚毅，看到了自立、自强、自信、自尊。毋庸置疑，丁玲那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母亲遗传给她的文化基因，母亲把乐观、坚韧、百折不回的因子注入了她的精神气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