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富兰克林有着多么根深蒂固的怨恨，亚当斯确实体面地对待他，而且努力和富兰克林一起有效地工作，正如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第二天，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伊在巴黎共进晚餐，而且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多次共餐。很快就出现了转折点。在与英国正式开始谈判前的一次会议上，深知团结阵线重要性的富兰克林告诉杰伊和亚当斯：“我和你们的观点一样，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会与这些绅士保持一致，不再询问（法国)宫廷。”这是个果敢的决定。直接抵触大陆会议给他们的指示，而且冒着疏远法国人的风险，他们决定忽略维尔热纳。在日记中，亚当斯描述富兰克林为“完全和谐地和我们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亚当斯发现自己几乎开始崇拜富兰克林的外交能力，他真诚的称呼他为“老魔术师”。
（第二节）与英国的正式谈判
1782年10月30日，正是亚当斯的47岁生日。就在这一天，美洲与英国的正式谈判开始进行。昔日在英国人眼中不值一提的“叛徒们”今天就坐在他们的对面，与他们讨论殖民地应该以何种方式获得最终最彻底的独立。
会议每天上午11点在杰伊的住所开始，他住在左岸的奥尔良旅馆；要么在亚当斯住的国王旅馆；或者是在帕西的瓦伦蒂诺瓦庄园召开，免得富兰克林在这样的天气还要赶到巴黎城区；或者是在理查德·奥斯瓦德在米斯科维特人饭店的住所。谈判持续到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时候城里一天接一天地下雪，出太阳的时候才融化。
为交换康华里将军，亨利·劳伦斯被从伦敦塔里放了出来。由于被长期拘禁，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直到谈判接近尾声时才露面。至于美国使团的秘书人选，富兰克林决定推荐他的孙子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这名年轻人才只有22岁，是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威廉之子，这让亚当斯很不高兴，他认为约翰·撤克斯特更能胜任这个职务。
里查德·奥斯瓦德继续担任英国的首席谈判官。奥斯瓦德是个苏格兰人，是个通过政府和约和奴隶贸易致富的商人。已经年迈的他瞎一只眼睛，很倾向于美国的观点，也同意一些与政治考虑不相符的观点。但亨利·斯特雷奇现在加入和他一起谈判，舍尔本勋爵专门派其来强化奥斯瓦德的决心。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以前曾见过一次斯特雷奇，那是1776年在斯塔腾岛，在他们会见海军上将豪勋爵的时候，斯特雷奇那时候是豪的秘书，负责做记录。亚当斯把他形容成一个狡猾、谄媚的人，“坚持、推行每个观点”。而英国另一个年轻的职业外交官阿莱恩·菲茨赫伯特则让亚当斯耳目一新，认为他毫不装腔作势。菲茨赫伯特在谈判中当助手。
事实上，英国使节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在能力、经验和决心方面，他们都难以与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伊匹敌。亚当斯等人虽然是碰巧当上外交官的，但他们在欧洲取得了巨大成就。抛开谈判技巧不谈，双方谈判的资本也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时的美洲已经取得了一场接一场战役的胜利。独立已经不可阻挡，英国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包括：合众国的边界、在密西西比河航行的权力、债务、美国亲英派或保皇党的利益、美国在纽芬兰外大浅滩上捕鱼的权力，这一点对亚当斯非常重要。美国坚持，英国放弃东面阿巴拉契亚和西面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所有领土。英国对此表示同意，这个新成立国家的面积因此一下翻了两番。最重要的密西西比河航运权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至于战争之前美国人欠英国商人的私人债务，富兰克林和杰伊认为，这可以用被英国军队掠夺、毁坏的财产抵销。但亚当斯对此坚决反对。凭良心签订的债务应该被偿清，他坚持，因此条约中包括了这样的条款，但最后却证明完全无效。
英国希望对保皇党做出补偿。亨利·斯特雷奇认为，包括这一条款非常重要，因为这能向始终对英国政府保持忠诚的难民证明，英国政府没有忘记他们。这是一个让美国人难以接受的观点，他们明确表示，对这样的人毫不同情。
斯特雷奇前往伦敦，带着建议的条款等待批准。11月25日，亨利·斯特雷奇从伦敦回来，谈判继续在奥斯瓦德位于米斯科维特大饭店的住所举行。谈判关注的问题只有两个没得到最终解决，一是对美洲的保皇党如何补偿，二是在纽芬兰以外大浅滩的打鱼权究竟归属哪一方。亚当斯倾向于根本不谈保皇党问题。富兰克林强烈坚持，这些人不能接受特殊照顾。最后，在“大量谈话”之后，美国对保皇党没有做出任何承诺。而有关捕鱼权的争吵却几乎使谈判瘫痪。亚当斯又一次表现得“坚定不移”。他拒绝接受任何可能伤害宝贵的鳕鱼的妥协，这会对新英格兰的一贯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有一次，亚当斯在马萨诸塞法庭和大陆会议辩论时表现出同样的活力，他维护渔民们的权力，引用以前条约的条款，详细地解释了鳕鱼的迁徙方式，更别提那些从事捕鱼业的新英格兰人的脾气。“我们怎么拦得住我们的渔民，世上最大胆的人不到违禁区捕鱼？”他问道。
然后，就在可能达成条约的时候，亨利·斯特雷奇建议补充些条款，确定美国人捕鱼的“权利”为捕鱼的“特权”，年轻的菲茨赫伯特对此声称，“权利”这个词是“令人讨厌的表达方式”。
这简直就是为亚当斯设置的时刻。他从椅子里站起来，义愤填膺，对英国人说道：先生们，有或还能有比这更清楚不过的权利吗？根据以前的条约，即乌得勒支条约和巴黎条约，法国和英国宣称了这项权利，也用了这个词。既然全能的上帝在离美国人民300里格和距离英法600里格之处创造了纽芬兰大浅滩，他就不会只给前者而不给后者得到食物的权利。如果上帝创造万物时创造了权利，那至少我们的和你们的一样多。如果有权占领、利用和占据，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明确地拥有这种权利。如果战争、鲜血和财富能赋予人权利，那我们的和你们的一样好。我们一直在加拿大、布雷顿角和新斯科舍为捍卫打渔权而战斗，而且按比例超过你们。如果这样的权利不能被否认，那为什么这不能被认可？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解决。在这样坚强的战士面前，英国人无话可说。
第二天，1782年11月30日，星期六，谈判各方从巴黎冒着潮湿的雪再次来到奥斯瓦德在米斯科维特大饭店的寓所，签署初步协议。奥斯瓦德第一个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四个美国代表按名字音序签名。
实际上，美国单独同英国签订了和平协议。他们的行为直接抵触了法美联盟和大陆会议给他们的指示，即遵从法国外交大臣的意见。在亚当斯看来，他们所做一切和这并不矛盾。违反大陆会议指令的决定、违背对法国的忠诚是清晰而惟一可敬的过程。大陆会议让他们别无选择。大陆会议通过把主权交给法国而“出卖节操”换来自己的荣誉。“违背这种声名狼藉的指令很光荣”，亚当斯在日记里写道，“我称这为声名狼藉，所有子孙都会这样说”。
直到第二年夏天要结束时，才签订了最终的、决定性的《巴黎和平条约》，亚当斯又一次情绪低落，他又一次有理由相信大陆会议忘记了自己。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收到任何感激和赞扬的表示，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陆会议对今后的打算。他告诉阿比盖尔：“尖刻、暴躁的脾气在我的颈后和全身各个部位爆发，加上对今后自己命运的不确定使我饱受折磨。”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1783年？月22日，富兰克林在给利文斯顿的一封信中说，亚当斯永远不会被忘记：“他对他的国家非常有意义，一直是个诚实的人，经常是个明智的人，但有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完全失去了他的理智。”
9月的第一个星期，和谈者们聚集在一起签署最终协议。亨利·劳伦斯当时不在场。因此在雅各布路的约克饭店里举行的仪式上，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伊代表美国出席，在条约上签上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英王乔治三世的新代表戴维·哈特利。
条约中最重要的第一款宣布：“大不列颠陛下承认所说的合众国……是自由、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
在文件的最后一行写道：“在巴黎完成。”下面就是日期：“9月3日，我们上帝的第1783年。”
亚当斯后来对托马斯·杰弗逊写道：“我的朋友，你我生活在严峻的时代。”在多事的18世纪的所有大事中，没有什么比得上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登上世界舞台这件事。亚当斯在荷兰和巴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时间证明，他、富兰克林和杰伊签定了有史以来最利于他们祖国的条约。可以说，他们赢得了美国外交史的最大胜利。
伟大的革命结束了。新的国家诞生了。亚当斯作为推动者和亲历者，对此有着自己难以形容的感受。从一名稚气未脱的见习律师，到两鬓微白的全权大使，亚当斯为美洲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算起来，距离第一次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已经过去九年，莱克星顿事件和康科德战役也是八年前的事，《独立宣言》则在七年前签署，而自从约翰·亚当斯作为和平使者最后一次离开家也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就他自己而言，那时候亚当斯只知道自己筋疲力尽，只要他活着就再也不想与阿比盖尔长时间分离。“在我余下的生命中，你可以指望一个尽职的居家丈夫，如果这是上天的旨意，我会再次和你相见。”他写道。而这，他告诉阿比盖尔，并不是轻易许下的承诺。但他是否会回到她身边、还是她到他这儿来，这还要多久，一切都还不清楚。
（第三节）夫妻团聚
阿比盖尔来欧洲
与英国代表谈判完毕后，亚当斯给妻子写去了信件，他是如此思念她，以至于在信中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在这份9月从巴黎写来的信中，他要她尽快乘船过去。大陆会议指令给他和英国商谈商贸协议的新任务。她必须过来。她可以乘船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或者是法国的任何港口。在听到她到来的那一刻，他会向她飞奔而去——甚至乘着气球去，他轻松地写道。
听说他可能被委派为前往英国宫廷的大使，她恳请他拒绝这项任命。她不想住在英国，但是，直到听说他在荷兰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她才改变注意，决定去他那儿。除了自己的婚姻以外，这是她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为了健康，他要前往伦敦治疗和疗养，而且会带着约翰·昆西一起去，她必须赶快过来。至于家中长女娜比，亚当斯写道，“让女儿和你一起到欧洲来吧。”
亚当斯建议阿比盖尔及早处理家里的事务，尽早来到欧洲与他和昆西团聚，最迟不要拖到第二年的春天。阿比盖尔把农场被租出去，把房子和他们的所有财产交给她父亲以前的奴隶菲比照看。根据遗嘱，仆人菲比获得自由，而且刚刚和一个自由的黑人威廉·阿布迪结婚。“因为韦茅斯没有固定的牧师”，阿比盖尔告诉约翰，“我同意他们在这里庆祝婚姻，他们如愿地这样做了。”她不在期间，这对夫妇会住在她的房子里，不论多久。“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和对我们的关心，因此选择了他们而不是其他家庭。”
经过这些安排，5月底的时候，一切都处理妥当。阿比盖尔和娜比将乘坐商船“活跃”号前往伦敦，会在几个星期内到达。她希望此次旅途顺利愉快，即使她不认识船长。她不喜欢在冬天航行，也不愿在战争期间航行。这仍然是一次她曾经以为不会受任何引诱而开始的冒险。“但愿人们别说他们会或不会做什么，因为我们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只是被环境所左右”，她在5月25日写信给约翰说，这是离开前写的最后一封信。
6月18日清晨，阿比盖尔在前厅向大家道别，屋里挤满了送行的邻居。他们“都是诚实的自耕农，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就像出席葬礼一样，全都来祝我平安，祈祷我能早些回来。”她努力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我知道自己要独自对付这个局面，我尽量保持平静，但这对我太难了。”当与人们一个个握手告别时，她身边的每个人都忍不住哭了。就在阿比盖尔马上就要动身之时，第二天，托马斯·杰弗逊突然出现在波士顿伊萨克·史密斯的家中。大陆会议指派他参加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巴黎的使团。杰弗逊打算在7月离开纽约，劝她和自己一起走。但阿比盖尔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经支付了船费。“我感谢他的盛情”，她告诉亚当斯，“但是考虑到我自己的计划，我决定不做变动。”
在1784年6月20日，阿比盖尔启程航行。39岁的她从来没有出过海，有生以来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或亲戚家。她、娜比、她们的两个佣人和一头奶牛在罗码头登上“活跃”号，乘着“好风”迅速上路。船一驶出波士顿灯塔，来到汹涌的海面上，他们就全晕船了。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每个人在狭小、“极不舒适的”房间里颠簸。“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趴在甲板上，但这又冷又湿，我们很难呆很长时间，”阿比盖尔写道。
“活跃”号是一艘商船，所以它毫无例外的载有大量的货物。尤其要命的是这艘船很脏，载有鲸油和碳酸钾。每次浪花翻滚时，都有鲸油泄漏、碳酸钾“冒烟发酵”，使下面的“气味”更浓。经过大浅滩的时候，船颠簸得非常厉害，身边的瓶子和碟子全都摔得粉碎，妇女们不得不紧紧地躺在椅子上，“先生们坐在我们旁边，用他们的胳膊紧紧挡住我们，他们的脚牢牢支住被绑在甲板上的桌椅。”
恶劣的环境影响了阿比盖尔的健康，她因为船舱的潮湿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船上的食物也非常简单，有时甚至根本不能吃。尽管这样，对海洋的热爱和对即将与丈夫团聚的渴盼仍然让她有着好心情。她热爱大海，喜欢它的神秘莫测与反复无常。当天气转好时，她披着一件陈旧的高棉斗篷，一连好几个小时呆在甲板上，心中充满崇高的感情。一天晚上，她入迷地写下了自己看见的“闪烁的海洋”。“全能的上帝我的主啊，你的作品伟大非凡。”她在水中看见了闪烁的磷光，这是她一直渴望看见的景象，她满怀敬意地写道。
其它时间，她和娜比一起在主舱里读书、写字、闲聊，还和其他乘客一起打牌。向英吉利海峡行进时，他们遇上了狂风，连续三天，没人能睡。最后，终于收到了在当时下锚的指令，那里是海峡的碇锚处，就在小城迪尔的视野之内。乘客们被下放到一艘敞蓬的领航艇中，在暴雨和起伏的风浪中，每个人都湿透了，他们向着岸边前进。终于，随着一阵急流和霹雳般的响声，一阵巨浪把这艘船冲到沙滩上。于是，在1784年7月20日，星期二，阿比盖尔和娜比“安全地在英国海岸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