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没有什么工程可让自己这样忙忙碌碌，他称赞说杰弗逊的大学肯定会成为一项“辉煌的事业”。不过，他并不赞成杰弗逊聘用海外的教授，他认为美国本土也有许多学者，比欧洲学者更积极，思想更独立。
尽管已经早就超然于政治之外，但他还是为儿子约翰·昆西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自豪。昆西的政治声誉上升很快，已经成为下任总统的有力竞争者。
1824年，詹姆斯·门罗总统任期将满，正如人们一直以来所预料的那样，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另外三名候选人也同约翰·昆西一样是共和党人，他们是佐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和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还有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这就成了一场“日益激烈”、对手颇多的竞争。约翰·亚当斯虽然对安德鲁·杰克逊也很钦佩，但自己那深受爱戴的儿子也在竞争全国最高领导人的位子，这种激动人心的前景更是令亚当斯保持热情高涨的一种强大动力。
拉斐德侯爵的到来给1824年夏的热闹情形又添了激动的一笔，他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引起了轰动。拉斐德在纽约登陆，然后北进波士顿，在儿子乔治·华盛顿·拉斐德的陪伴下，于8月29日抵达昆西，当天下午拜访了亚当斯。亚当斯的门外挤满了人，屋里满是他的家人，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回忆往事，这次相聚让亚当斯很开心。查尔斯·弗朗西斯后来写道：“祖父比往常更加卖力，他跟以前一样健谈。我觉得他比平时更吸引人，当然也更和蔼可亲，因为他的坏脾气已经磨没了。”
后来，据说亚当斯说：“那不是我所认识的拉斐德了。”而拉斐德也为这次拜访感到有些黯淡，说“那不是我所认识的约翰·亚当斯了。”
约翰·昆西9月份回昆西来休假，住了几个星期，他为父亲身体状况恶化得如此厉害而感到震惊。他的视力很差，不能写也不能读，没有拐杖或没有人扶都走不动路……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恶劣的健康条件，不过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种糟糕的状况带来的无助……他收到一些信件，便口述回信让别人代笔写下来。总的来说，他在目前的状态下最出奇一点的就是，随着整个身体每况愈下，他的精神状态却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看到父亲的变化这么大，约翰·昆西决定必须为他画最后一幅肖像画，于是他说服了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来为父亲作画。斯图亚特本人也已年近70，病得很重，约翰·昆西劝他“作一幅充满感情的画，令后人能被画中人所吸引”。
亚当斯最终同意坐下来好好让画家画肖像，但这仅仅是出于对斯图亚特的尊重，他本人对这幅肖像没有什么信心。亚当斯穿上最好的一套黑衣服，坐在起居室里一张红色的长靠椅上让斯图亚特作画。结果正如预期的那样，在作画的过程中，亚当斯与斯图亚特度过了几段十分愉快的时光，完稿后，这幅画成了斯图亚特最好的作品之一。
1824年10月30日那天，当家人和朋友们聚集在大屋里庆祝亚当斯89岁生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由于大选即将到来，他看起来气色比以前好了，而且“说起话来”也比过去几年“有精神”。选举日过后，亚当斯听说昆西、布伦特里和魏茂斯所有参加投票的选民都把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便高兴地说，那是他一年中令他最心满意足的事件之一。
不过，全国大选的结果一直到2月份才揭晓。虽然安德鲁·杰克逊得票最多，但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法定多数票，于是这回又要由众议院来做出最终决定了。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约翰·昆西·亚当斯当上了总统。决定性的投票于1825年2月9日在华盛顿进行，5天后，约翰·昆西当选的消息传到了昆西，家人和朋友再次聚集在“老总统”身边，向他表示祝贺。亚当斯显然很激动，欢乐的泪水滚下了他的脸颊。后来亚当斯告诉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们：“没有一个自己曾经当过总统的人会向当选总统的朋友表示祝贺。”
蒙蒂塞洛的杰弗逊也寄来了热烈的贺词。杰弗逊对亚当斯写道：“做父亲的把一生都献给了儿子，让他受教育，让他快乐，如今能活到这一天，看到儿子被国家所认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心中的激动之情是无法言喻的。”他还说，亚当斯毋需担心国民对这次选举结果的反应。我们的公民们普遍深受遵守秩序和法律原则的影响，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默认这一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亚当斯先生就好似每个人都选了他。
亚当斯在回信中写道：“你信中的每一句话都令我精神振奋，使我感到一丝欢乐，你善意的贺词对我的心灵是莫大的安慰。我似乎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一点心理和生理力量，不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是你的朋友。”
1825年3月4日，早期五，华盛顿国会大厦众议院的会议厅里，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主持下，约翰·昆西·亚当斯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六任总统。
（第三节）最后的旅程
1825年秋天，约翰·昆西与父亲一起呆了几天，不过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他们两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们还一起讨论了亚当斯几年前立的遗嘱，亚当斯在遗嘱中把昆西的房子、约103公顷土地、他的法式书桌、“我所有的书信手稿、账簿、信件、日记、书稿以及装这些文件的箱子”，都留给了约翰·昆西，他还把自己的藏书也留给了约翰·昆西，“条件是昆西要付给我的儿子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亚当斯价值相当于一半藏书的款项”。剩下的地产也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孙子孙女和路易莎·史密斯。亚当斯还在遗嘱中规定：“我希望我的债务不会很多，也希望葬礼费用能少一些，这两项费用都由我的遗嘱执行人来承担。”
10月13日星期一，约翰·昆西离开的那一天，他只是写道：“向父亲道了别。”
此后的一年，亚当斯几乎完全是在读书和思考之中度过的，这是他最喜欢也是唯一还能胜任的事情。
1826年是独立宣言签署15周年，新年快到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接到了各种邀请，请他们出席7月4日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以纪念《独立宣言》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这些与革命有关的城市都在举行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作为庆祝仪式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邀请函如雪片般从飞入昆西和夏洛茨维尔，邀请两名前总统，还有现已88高龄、来自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尔出席，他们是仅存的三名依然在世的独立宣言签署者。此外，众所周知，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亚当斯则是大陆会议上《独立宣言》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两人一个是独立之“笔”，另—个是独立之“声”，各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若能请到他们中任何一人，必然都会带来无可比拟的声势，使其增色不少。
可是，亚当斯和杰弗逊都过了能离家出门的年纪了。亚当斯已是90高龄，杰弗逊4月份就满83岁了，而且两人都逐渐变得越来越虚弱。3月份时，杰弗逊的身体衰弱得很厉害，老年病严重威胁了他的健康。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起草了最后的遗嘱。他一直受着一阵阵腹泻和功能慢性紊乱的折磨，病因显然是前列腺肿大，他只能靠大量服用鸦片剂来减轻痛苦。此外，他还在为弗吉尼亚大学而烦恼。那时的弗吉尼亚大学可不像现在这样受人欢迎，当时的入学率极低，学生难以管束，最关键的是，杰弗逊糟糕的个人财政无法负担学校的日常维持。绝望之下，他同意弗吉尼亚州议会为解决他的债务问题而设立一种特别彩票。
不过，两位老人好像商量好似的，他们都在等待4日那天。
之前，杰弗逊在蒙蒂塞洛给亚当斯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上标的日期是1826年3月25日。亚当斯1826年4月17日写了最后一封回信。6月24日，杰弗逊在蒙蒂塞洛费了很大的劲才写完了致华盛顿市长的一封信，婉拒了参加华盛顿独立日庆祝活动的邀请。这封信是他告别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篇演说词，这是他最流利的演说词之一。几天内，这篇文章就发表在全国的主要报纸杂志上。亚当斯没打算写出如此豪迈的演讲词，也许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他不可能有精力来写这些东西了。
6月30日星期五，惠特尼同昆西镇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小代表团一起正式地拜访了亚当斯，他在楼上的图书室里接待他们。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扶手椅里，他们请这位老爱国者为他们作一则祝酒词，以便他们在昆西的7月4日庆祝仪式上举杯时大声地念出来。
亚当斯说：“我准备给你这句话：独立万岁！”当人们问他是否要多加几句，他答道：“一个字也不用加了。”第二天，7月1日，亚当斯变得如此虚弱，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的家庭医生阿莫斯·霍尔布鲁克、一贯忠心耿耿的路易莎·史密斯，还有其他家人一直昼夜不停地在床边守候。
7月4日，星期二一大早，亚当斯躺在床上，闭着双眼，呼吸十分困难。托马斯派人给约翰·昆西送去了急信，说他们的父亲“很快就要不行了”。
有人给他挪了挪位置，想让他躺得更舒服一些，随着远方传来第一声礼炮，他醒了过来。当他得知今天是4日时，他清楚地回答：“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个好日子。”
与此同时，在蒙蒂塞洛，杰弗逊从7月2日晚就开始失去了知觉，他的女儿玛莎、医生罗布利·邓格利森和其他人看护着他。到了7月3日晚上大约7点，杰弗逊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说了句“今天是4日”或“今天是7月4日”。当他得知7月4日很快就要到来了时，他又睡着了。两个小时后，大约9点钟，他被叫起来服一剂鸦片酊，他拒绝服药，说：“不，医生，我什么也不吃了。”
7月4日下午1点左右，杰弗逊在家中去世，当时还能隐约听到下边山谷里夏洛茨维尔传来庆祝仪式的钟声。
在昆西，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礼炮声越来越响，正午时分突然来了一阵电闪雷鸣的风暴——后来人们称那雷声为“天堂的炮响”——紧接着是一场小雨。
亚当斯静静地躺着，从各种迹象来看，他的神志还很清醒。然后，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据当时在屋里的几个人说，他翻了翻身，低声说了句“托马斯·杰弗逊活下来了”，声音虽小，但很清楚，能听明白。
过了一会，他挣扎着喘不过气来，小声对孙女苏珊娜说：“帮帮我，孩子！帮帮我！”然后就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大约6点4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从床边站了起来，宣布约翰·亚当斯逝世了。
在场的人陷入悲痛，却好像又都为这位老人感到轻松。约翰·马斯顿后来在给昆西的信中写道，当时劈空一个响雷，房子都震动了，雨停后，白天的最后一缕阳光“在他走了的那一刻冲破”低悬在空中的阴暗云层，“放出异常华丽的光彩……天空美丽而壮观，无法言喻”。
黄昏降临之时，整个镇子都知道了他的死讯，哀伤的消息迅速向四处传播。
7月7日，大约4000人静静地聚集在基督教第一公理会教堂里。约翰·亚当斯的家人从家里护送灵柩到教堂，一路上的队伍中有州长、哈佛校长、州议会成员，还有国会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葬礼结束后，亚当斯被安葬在教堂前马路对面的墓园里，就在他妻子的坟墓旁边。他们终于实现了各自的诺言，从此永远不会再分离了。
杰弗逊7月4日辞世的消息直到7月6日才从夏洛茨维尔传到华盛顿，约翰·昆西收到家里寄来的几封急件后，7月9日星期天才动身乘马车启程北上，就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得知了父亲的死讯。
约翰·昆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弗逊是同一天逝世的，而且这一天正是7月4日独立日，这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巧合：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现，显示了“上天的恩宠”，昆西此话正说出了其他许多人的感受，消息所到之处，人们也一再地这样说。
约翰·昆西总统7月14日抵达昆西，他直接走进了父亲的房子，这时，他第一次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悲痛击中了自己。这种伤痛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没有再体验过。
约翰·昆西处理父亲遗留下来的事务，他平静的发现，自己父亲的财务状况还不错。约翰·亚当斯从来不曾富有过，总是在担心入不敷出，在他长长的一生中，他积累的物质财富相对比较少。不过，如他所愿，他死后没有留下无法偿付的债务。他房屋里的财物9月份进行了拍卖，大部分被约翰·昆西买下，带来了28000美元的进项。他的几块土地、以及他在教堂坐的长凳也被昆西买下了，这些值31000美元。清算完所有的房产后，亚当斯财产的净值一共是大约10万美元。
约翰·昆西坚持要留下父亲的宅第，于是亚当斯家族在这所房子里又住了一个世纪。
杰弗逊却与之形成了悲哀的鲜明对比，他死后留下了超过10万美元的债务，蒙蒂塞洛及其土地、杰弗逊的所有财物，再加上他的奴隶都不足以偿还这笔债务。1827年1月，杰弗逊的130名奴隶，加上他的家具和农具，都在蒙蒂塞格屋前的草坪上进行了拍卖。最后，在1831年，蒙蒂塞洛经过几年的飘零，终于也被卖掉了，价格只是原先造价的一小部分。
约翰·亚当斯的一生就是这样。他是一位被美国忽视的总统，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但这一切对他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自己的所有才智，并且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成果。对于一个爱国者和有尊严的男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令人感到满足和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