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圣茶祖师王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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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后记沿着王褒的足迹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茶艺文化,挖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茶文化之精神文明,四川资阳市金迪飞龙集团董事长刘官银先生,从2006年初开始邀请和会同川内茶界有关学者、史学专家,寻访、查阅有关资料,足迹遍及我国茶源属地。《圣茶祖师王褒传》初稿,完成于公元2009年初。尽管距西汉王褒的时代相去两千多年,但王褒遗存的文献和相关史料,却完全可以证明王褒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茶文化始祖。

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中国茶艺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茶界学者提出“复兴中国的茶文化,研究我国的茶艺历史,保护茶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茶界学者研究证明,茶文化萌芽于西汉,成形于唐宋,之后渐渐传入日本。而今人们津津乐道唐宋明清的茶艺文化时,竟有人称茶之起源在印度和英国。然而,印度也好,英国也罢,均认为茶之起源在公元几百年之后,而中国茶之起源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却是公元前59年四川资阳人王褒之《僮约》。后人在研究茶之起源时,虽然有“茶发乎神农氏、闻(传说)于鲁周公”之说,但这些说法却没有切实的依据。当茶与茶具及茶叶贸易正式进入文字记载,王褒所著《僮约》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的第一人,比之印度、英国自称茶之起源早了五六百年。由王褒的“烹茶尽具、已而盖藏、武阳买茶”十二字记载足可证明。王褒的时代,茶艺就已形成,“烹茶”便是一种茶艺,“尽具、已而盖藏”则是对茶器茶具的清洁及珍惜保管。值得珍惜的器皿当属上乘器皿。而“武阳买茶”则说明茶已形成于市,茶之贸易已很广泛。《僮约》之“十二字”关于茶的记载,足可证明王褒是迄今为止研究茶文化之第一人,当是记载茶文化的祖师。

正基于此,为挖掘王褒茶文化精髓,刘官银先生高度重视,以弘扬我国茶文化为己任,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大胆赏识,组织有关学者,决心完成茶文化起源的挖掘工作。王褒遗存的文献蕴涵了王褒清晰的生平。《僮约》如同当年农耕大百科全书;一篇《益州记》又印证了王褒踏遍了现今纵贯川西北到川西南的遥远足迹。正是《益州记》从现今甘肃武都县到四川松潘,经汶川到广汉至都江堰,再到彭山、峨眉、雅安、西昌和宜宾,王褒的足迹可称遍布川西。循着王褒当年的足迹,考察团队往返成都、雅安、蒙顶山、蒲江、夹江、彭山(古武阳)等地,搜集王褒茶艺文化形成的渊源,从而决定以“茶艺文化”为主线,以王褒现存文献为脉络,将王褒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加以文学提炼,这便是《圣茶祖师王褒传》。

为王褒作传,除根据王褒现存文献为依据外,其相关地市名胜及其故里遗迹也为王褒传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此,作者以王褒文献的发生脉络,以《九怀》《中和乐职宣布诗》《四子讲德论》及《益州记》《僮约》为据,撰写了王褒在故土和益州(即现今成都)的生活经历,并依据史有记载的王褒同时代名人的事迹加以佐证。同样,又以《圣主得贤臣颂》《洞箫赋》《甘泉宫颂》等文献,著就了王褒在宫廷辅佐汉宣帝、侍奉太子(即汉元帝)的系列生活。最后,以史实为依据,以成都、西昌以及今之昆明“金马碧鸡坊”为证据,完成了王褒受汉宣帝重托寻访“金马碧鸡”及贡茶而客死他乡的遗憾人生。

王褒一生舞文弄墨,酷爱音乐,善吹洞箫,而《僮约》之“烹茶尽具、已而盖藏”及“武阳买茶”则奠定了其喜茶的基调。故而全书写王褒以文求仕、以茶会友、以茶明志、以茶清心并将茶事带进宫廷、娱乐宣帝及其王公大臣便是顺理成章了。这也便是《圣茶祖师王褒传》命名之由来。

如今,金迪飞龙集团金迪大酒店专设“王褒茶艺馆”,意在进一步挖掘王褒茶文化精髓,弘扬中华茶艺文化,从而确立我国茶艺文化生发的基础渊源,使人们对茶艺文化的发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便是此书意欲达到的目的。

本书冠以“传记”而不是演义和传奇,其基本原则是在现有文献、实物古迹以及有史可查的资料基础上形成,并非人为杜撰和编造,因而命名为“传”。当然,由于作者阅历、目力以及资料所限,本书必有诸多不足或不尽完善之处,恳望茶界学者、史学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曾清华作序,并得到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前先生、四川省茶协会、四川省旅游局、中共资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旅游局、市旅游协会及雁江区委、区政府、区政协、区旅游局、雅安市政协、名山县政府、雅安市旅游局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著者。

200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