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弘扬中华传统茶艺文化，挖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茶文化之精神文明，四川资阳市金迪飞龙集团董事长刘官银先生，从2006年初开始邀请和会同川内茶界有关学者、史学专家，寻访、查阅有关资料，足迹遍及我国茶源属地。《圣茶祖师王褒传》初稿，完成于公元2009年初。尽管距西汉王褒的时代相去两千多年，但王褒遗存的文献和相关史料，却完全可以证明王褒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茶文化始祖。
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中国茶艺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茶界学者提出“复兴中国的茶文化，研究我国的茶艺历史，保护茶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茶界学者研究证明，茶文化萌芽于西汉，成形于唐宋，之后渐渐传入日本。而今人们津津乐道唐宋明清的茶艺文化时，竟有人称茶之起源在印度和英国。然而，印度也好，英国也罢，均认为茶之起源在公元几百年之后，而中国茶之起源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却是公元前59年四川资阳人王褒之《僮约》。后人在研究茶之起源时，虽然有“茶发乎神农氏、闻（传说）于鲁周公”之说，但这些说法却没有切实的依据。当茶与茶具及茶叶贸易正式进入文字记载，王褒所著《僮约》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的第一人，比之印度、英国自称茶之起源早了五六百年。由王褒的“烹茶尽具、已而盖藏、武阳买茶”十二字记载足可证明。王褒的时代，茶艺就已形成，“烹茶”便是一种茶艺，“尽具、已而盖藏”则是对茶器茶具的清洁及珍惜保管。值得珍惜的器皿当属上乘器皿。而“武阳买茶”则说明茶已形成于市，茶之贸易已很广泛。《僮约》之“十二字”关于茶的记载，足可证明王褒是迄今为止研究茶文化之第一人，当是记载茶文化的祖师。
正基于此，为挖掘王褒茶文化精髓，刘官银先生高度重视，以弘扬我国茶文化为己任，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大胆赏识，组织有关学者，决心完成茶文化起源的挖掘工作。王褒遗存的文献蕴涵了王褒清晰的生平。《僮约》如同当年农耕大百科全书；一篇《益州记》又印证了王褒踏遍了现今纵贯川西北到川西南的遥远足迹。正是《益州记》从现今甘肃武都县到四川松潘，经汶川到广汉至都江堰，再到彭山、峨眉、雅安、西昌和宜宾，王褒的足迹可称遍布川西。循着王褒当年的足迹，考察团队往返成都、雅安、蒙顶山、蒲江、夹江、彭山（古武阳）等地，搜集王褒茶艺文化形成的渊源，从而决定以“茶艺文化”为主线，以王褒现存文献为脉络，将王褒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加以文学提炼，这便是《圣茶祖师王褒传》。
为王褒作传，除根据王褒现存文献为依据外，其相关地市名胜及其故里遗迹也为王褒传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此，作者以王褒文献的发生脉络，以《九怀》《中和乐职宣布诗》《四子讲德论》及《益州记》《僮约》为据，撰写了王褒在故土和益州（即现今成都）的生活经历，并依据史有记载的王褒同时代名人的事迹加以佐证。同样，又以《圣主得贤臣颂》《洞箫赋》《甘泉宫颂》等文献，著就了王褒在宫廷辅佐汉宣帝、侍奉太子（即汉元帝）的系列生活。最后，以史实为依据，以成都、西昌以及今之昆明“金马碧鸡坊”为证据，完成了王褒受汉宣帝重托寻访“金马碧鸡”及贡茶而客死他乡的遗憾人生。
王褒一生舞文弄墨，酷爱音乐，善吹洞箫，而《僮约》之“烹茶尽具、已而盖藏”及“武阳买茶”则奠定了其喜茶的基调。故而全书写王褒以文求仕、以茶会友、以茶明志、以茶清心并将茶事带进宫廷、娱乐宣帝及其王公大臣便是顺理成章了。这也便是《圣茶祖师王褒传》命名之由来。
如今，金迪飞龙集团金迪大酒店专设“王褒茶艺馆”，意在进一步挖掘王褒茶文化精髓，弘扬中华茶艺文化，从而确立我国茶艺文化生发的基础渊源，使人们对茶艺文化的发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便是此书意欲达到的目的。
本书冠以“传记”而不是演义和传奇，其基本原则是在现有文献、实物古迹以及有史可查的资料基础上形成，并非人为杜撰和编造，因而命名为“传”。当然，由于作者阅历、目力以及资料所限，本书必有诸多不足或不尽完善之处，恳望茶界学者、史学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曾清华作序，并得到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前先生、四川省茶协会、四川省旅游局、中共资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旅游局、市旅游协会及雁江区委、区政府、区政协、区旅游局、雅安市政协、名山县政府、雅安市旅游局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著者。
200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