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施，《决定》指出，妥善安排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交替，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干部制度根本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决定》还就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年龄界限，做了明确的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31《决定》还提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过离休、退休年龄界限的老革命家，这是全局的需要。《决定》最后指出，一定要成功地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并且用党章和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标志着中共政治继承和权力交接制度的初步建立，并在之后不断地完善和发展，逐步发展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层级，并确立了70岁划线离退的年龄界限。
三、干部教育培养
政治精英的教育培养是再政治化的过程，是政治体系运转的重要一环。通过政治理念的培养和灌输，政治精英得以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从而为统一的政治行动奠定思想基础。在中共干部体制中，干部教育培养主要针对的是干部素质问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和为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这被认为是党的力量和战斗力所在，是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干部的教育培养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均意义重大。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一直是极为重视的。陈云的干部教育培养思想主要体现在干部的学习、干部的实际工作、干部的培养、干部的交流、干部梯队的形成等方面。
陈云指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要通过学习来增加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学习要形成制度，要成立学习小组，经常讨论，要做笔记。学习什么呢？要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且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这其中最要紧的，就是思想方法搞对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少犯错误。陈云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32陈云以在延安时期学习毛主席的着作和电报为例，认为学习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而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33对于干部的教育培养，陈云提出要办好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曾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三年，并亲自在中央党校上课。1982年，陈云在同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谈话中指出，党校要轮训干部，也要负责考察干部，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历史。之后，随着党校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干部的教育培训逐步制度化，并且和干部的选拔任用相结合。
陈云非常重视实际工作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作用，他说，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34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因此，干部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1942年9月，陈云针对一些新党员、新干部拒绝中组部分配他们到敌占区工作的现象，强调要大批地分派新党员、新干部到下层锻炼，要使其多走逆风、少走顺风，以磨练意志，并要进行经常性的党性教育。1976年后，针对当时干部老化严重的现象，陈云提出，有两种办法可以供选择，一种是对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不采取措施，而后不得不仓促地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职务；一种办法是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显然后一种办法更有利，必须努力去做。陈云说，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干部只有从实际工作中才能锻炼出来。
陈云在长期的干部实践中，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培养干部的措施和方法，这就是干部的在职学习，干部的基层锻炼，特殊部门干部的长期稳定以及干部的多岗位锻炼等等。他提出，提拔培养干部，既需要党的组织部门去做，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一齐动手去做。为了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35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应该按地区、按部门成立小组一类的机构，由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并且“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
陈云非常重视多岗位交流对干部的培养作用。早在1941年，在《华北党的干部问题》的提纲中，陈云就提出了干部交流的思想和措施——“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应该经过两次的重复交换——各个时期，各得其利，各得其所”。371982年，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伯惠、研究员黄开武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信，反映干部地方化倾向严重，建议实行干部交流制度。陈云在中组部报送的简报上做出批示：“交流制度很好。一个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并不好，容易形成帮派。县级以上也应该轮换。”381990年，党中央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从而在干部交流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干部队伍形成梯形结构、建立后备干部制度，是陈云干部制度化思想的重要内容。1983年，陈云就接班人培养问题指出，要尽快建立干部第三梯队，只要有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只要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就可以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干部队伍梯队结构的形成，对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意义重大。而形成干部队伍梯形结构的关键之一，就是老干部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这是老干部们的历史性责任。
四、干部监督
干部监督的目的是加强、巩固和清洁干部队伍，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等党纪党规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遵守以及廉洁自律等；形式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等。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干部审查，新时期以来，逐渐演变为干部监督和反腐，特别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决定中共命运的重大问题。而对于政治运动式反腐和专门机构反腐的效率和成效，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陈云曾长期担任中共组织和纪检系统的领导人，担任中纪委书记长达九年，对中共纪检系统的恢复和建设贡献巨大。其干部监督思想主要体现在党的铁的纪律、干部审查、民主集中制等党内政治生活、党风党纪和党的团结与斗争等方面。
在残酷的革命环境里，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革命任务的完成，这是陈云一贯的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39陈云在党中央开除不遵守党的分配工作的刘力功的党籍时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根本原则和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只有铁的纪律，才能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党的生存和斗争胜利的一个根本条件。因此，每个党员都有遵守党的纪律的义务，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和特殊组织。而遵守党的纪律，最主要的就是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不得耍两面派，不得阳奉阴违。
对于干部审查，陈云说，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反对怀疑一切，同时又不能放过异己分子。审查干部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干部，以便量才使用，同时发现和清除内奸，巩固和清洁党的组织。审干必须全面了解干部的整个生活和奋斗史，同时针对不同的干部采取不同的审查方式。干部要对党忠实，不隐瞒，乐于接受党的考察。党组织要对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审查要做出结论，并和本人见面，结论必须实事求是。要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审干工作，一般是组织部门的干部科。干部科应根据考察干部的结果，提出配备干部的意见，并做经常的干部登记和统计工作。
建立健全民主文明的党内生活，是陈云干部监督思想的重要内容。陈云是党内较早提出“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领导方式的领导人。早在1939年的《组织工作与领导方式》的讲课稿中，陈云就提出，集体领导要与分工负责相结合，两者均不可少。方法则是集体领导要与跑腿结合，集体领导不隔离下层，当然跑腿也要不妨碍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1939年，陈云在《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指出：民主和集中都不能绝对化，都是不可少的方法。民主可以发动积极性，可以使意见一致并少犯错误。但多数人的主张少数一定要服从，集中不可少。超过了民主，破坏集中；超过了集中，则破坏民主。在这上面，需要唯物辩证法，需要看情形与需要而定。1947年，陈云在《健全党内生活》一文中重申，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但民主又必须集中。陈云后来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一直是陈云考虑的重大问题。陈云在给李先念的信中谈过对当时工作的六条意见，其中之一就是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和工作，这要成为制度。1987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陈云是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党的纪律的，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深刻论断。早在1940年的《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中，陈云就提出，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1979年，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980年，陈云更是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大命题，并要求查处干部“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42这后来成为纪检部门办案的基本程序，既和其审查干部的思想一脉相承，又是其干部监督制度化的重要体现。
陈云认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纪检工作要成为保证和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而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特别是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纪检部门只是查处案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也就是理想信念教育，这才是治本之策。
党内的团结和斗争是干部监督的重要内容。1938年，陈云在《加强党内团结，掌握用人之道》中强调，党内团结很重要，干部要虚心，要互相尊重，要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之后，陈云就干部团结问题有过多次论述，他指出，新老干部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工农干部和知识干部之间、同类干部之间以及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都会存在团结问题。关键是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党组织要公道，不能偏袒，干部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
对于党内斗争，陈云主张，主要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爱护干部的政治生命。对待干部的错误，基本方法是教育，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更反对利用特务手段对待干部。不犯错误的干部是没有的，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评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43这不是党的好作风。
即使在重要关头，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斗争仍须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段。在对林彪、江青的审理工作意见中，陈云指出，文革是内乱，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要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为以后处理党内斗争提供一个正确的办法，这就是“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44这就提出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就是不能剥夺政敌的生命，从而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文明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提供了党内斗争制度化的一个准则和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