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这样说，工具理性是个我们主观上认为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但是在客观上，是没有完全的工具理性的。而这个“不完全”到底有多不完全？是90%理性？80%？抑或是60%、50%，甚至更低？我们不得而知。对于一些情感上较为冲动，或较为脆弱，习惯感情用事的人而言，“工具理性”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3.工具理性存在的唯一可能
那么这样一来难道韦伯说的是错的？西方现代社会里的工具理性也是不存在的？不是。上文中我们所说的是，单独的工具理性不存在，或者至少不完全存在，但是，在西方现代社会里就有“工具理性”这回事。什么意思？意思是，工具理性只在一种特定的前提下存在，这个前提就是，宗教在人类精神领域和社会权力体系内占主导地位，像曾经的西方社会那样。工具理性的真正含义是，你可以信仰宗教，持续笃信神的存在与依赖神的庇护，但是同时，知识上可以科学化，政治上可以民主化，经济上可以工业化，生活上可以城市化，思想上可以自由化，文化上可以人性化。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二元分裂，是生存手段与宗教信仰的分裂。因此我们说工具理性与宗教是共生的。在宗教没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国家，工具理性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便不复存在了。在无宗教统治的世界里谈理性，应当是在形容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偏向的时候。因此，韦伯的“工具理性”的更为精准的称呼应当是“宗教下的工具理性”。并且，这里的宗教是我们已经定义过的西方社会里的宗教，特指的是基督教，在天主教的世界里，情况还有所不同3，所以如果追求更确切一点，“工具理性”应当被叫做“基督教下的工具理性”。
六、个人权利
说完了工具理性，再说个人权利。
什么是个人权利？表面意思是个人合法的利益与权力。在西方世界里，个人权利的含义是：第一，人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第二，个人的自主性是正当的，但是“正当”在这里不等同于道德。比如，一个成年人有个人权利看三级片、逛红灯区，但是，不等于这些行为是好的。由于每个人追求的价值不同，但是它们同时又都具有正当性，于是西方现代社会是价值多元的。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由超越个人价值的形式、法律、规定等来维持社会秩序，于是，社会实行法制，用法来统治，公共事务程序优先。这一个系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4.如果把个人权利当作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那么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自愿地与其他人交换，以增加彼此的利益，当然也是正当的，于是市场经济也是正当的；为避免具有自主权利的个人之间发生冲突，每个人交出部分的权利而形成公共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公共权力来自于每个个人的委托，因此当人民不满意的时候有权更换这种委托，这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据。
工具理性把社会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甚至是服从几何定理理性的机器，那么工具理性结合个人权利下的西方社会，就是独立个人之间的契约。正当的社会组织再也不是高于个人的有机体5，而是为个人服务的一个大机器，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和国家也是一个契约体。在传统社会里，契约关系只是寄居在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比如在市场交易中出现，它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而西方现代社会把家庭、社会、国家以至于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体。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由血缘、文化等组成的共同体6或有机体，而是一个大契约。如果按照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来改造中国社会，那么，社会将不再是以血缘、文化等认同某种共同价值来联系的；并且，个人不是服务于集体，而是集体服务于个人。
虽然随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逐渐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新型社会关系，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从一个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但是，如果真地在宏观上彻底打破家庭、家族、有共同价值认同的群体而建立契约关系社会，在微观上将家庭、家族、社会组织都变为契约体，将会撕碎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将全部被颠覆，仅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而言，这都是巨大的损失。
至于构成西方现代社会的第三个要素——个人观念引发的现代认同、民族主义，如果个人权利观念在中国是极难形成，且对文明有害，那么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现代认同和民族主义则更加难以把握。
写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无神论者，工具理性无从谈起，属于西方世界的个人权利，破坏人情味浓郁的和谐社会联系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几乎很难做到。那么，我们将怎样到达摩登社会的彼岸呢？
那就只能靠破坏传统了。有人会说，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什么不可以？转型，就是要推翻旧有的模式，建设全新的发展路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破坏性地摧毁自己的文明、削足适履地去建造西方现代社会呢？
但问题是，人家西方现代社会并不是彻头彻尾地转型而来的，而是在人家西方传统内孕育而生的。
七、理性与个人权利的起源
我们应当知道在最初的西方世界里，如古希腊罗马宗教与神学力量的强大。理性精神正是对抗着强大的宗教与神学体系而成长起来的。理性和自由的起源正是一个思考和叛逆宗教的过程。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人类理性本来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通过启蒙，它“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它以自由、平等、幸福诸观念衡量一切，主张人的生活的总体和谐，强调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即它本来是一种客观理性或否定理性。作为理性的人学根基，理性代表着征服自然和使人摆脱世界魔境的启蒙精神。欧洲启蒙主义揭出的理性大旗，正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神学的。为了破除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所导致的迷信、愚昧、封闭、保守、落后，启蒙主义以理性为武器来进行启蒙。针对中世纪神学统治下的迷信盛行，启蒙主义提倡的理性就是要求人们在实施自己的行为时，必须按照人的理智去行事，而不是屈从于什么神的意志。“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这样，在启蒙主义开启的欧洲近代文明中，“人的理性的公开使用应该经常是自由的。”
7.自由是理性的根本目的和原则。以古希腊人为代表的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的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在这里，理性是作为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武器而出现的。在一个没有理性存在的环境的，所谓的自由也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对应着强大的中世纪教会又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向古代理性主义回归，更启动了理性和宗教的二元分裂。此后，经院哲学8中信仰和理性的联系发生断裂，因此马克思将西方现代价值起源归为意大利文艺复兴。
韦伯认为西方现代价值起源于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新教认为，上帝确实代表了无所不能的意志，但是理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和信仰无关的领域中运用。对于一个新教徒而言，他一方面遵循宗教秩序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可以将理性运用到改造自然和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去。
理性精神正是这样一步一步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15—17世纪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社会里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宗教与文化基础。
至于个人权利的起源，早在古希腊城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公民9当作组成城邦的基本单元，社会组织蓝图是，公民的聚合体形成城邦，城邦的联合体形成共和国或帝国。城邦道德规定了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对城邦的责任，只要是公民，都可以根据城邦道德参与统治。公民权利从那时就发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到了16世纪，开始用“individual”（在拉丁文里表示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原子）这个词来指个人，“个人”这个概念将人从家庭、国家等社会组织中进一步区别出来，西方个人观念进一步形成。
历经约3000年的历史，西方现代社会价值虽不断生长、演变、巩固、修正，但始终与3000年前的精神精髓一脉相承。令人赞叹之余，我们说这至少是一种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低破坏、轻阻碍、高效率的发展方式。
人家可以继承传统，我们为什么不行？
八、能不能反传统而改之？
我们的反传统而改之是从何时开始的？
19世纪下半叶起，不单是中国，全人类都被迫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挑战，这就是在被西方国家武力征服后，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由此，全球化冲击下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就波澜壮阔地展开了。我们自此被冠以“现代化后进国家”的名称。金观涛甚至说现代化后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要是不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生存。
10.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大古老的文明纷纷以西方现代社会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俄国宣布解放农奴改变米尔制度，东正教社会痛苦的西方现代化转型自此开始了；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了两次痛苦的鸦片战争，也开始了自强运动；甚至已经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印度，也第一次出现了建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尝试。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系列的应急措施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是，当危机过去之后，我们是否该考虑，应急措施是否必须要固定为常规动作。关键是，抢救型的治疗方案，比如电击，长期内是否能用来医好心脏病人，抑或是能把脱离危险的患者再度折腾死？
一个传统社会如何才能顺利地实现西方现代社会转型？以往的研究，只是强调推动这一转型的物质力量和前提，比如，如何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如何救亡图存，云云。向相对先进的形态学习固然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要学习西方现代化，就要站在西方现代化的逻辑下学习。西方现代化存在着一个先天的逻辑，其实我们在前文中已经隐约提到了，这就是正当性，也就是说，学习西方现代制度必须先在观念上确立其正当性。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对传统文化进行西方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