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古老并且还在存活延续的国度。在欧洲人眼中，18世纪以前，她们代表着财富和智慧，而之后，则是停滞、战乱和贫弱。
1820年时，中国以占世界35.5%的人口创造了占世界28.7%的GDP；印度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9.6%，是仅次于中国的经济强国。1820年的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总量上排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尾随其后的是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奥地利、西班牙、美国和普鲁士。1820年，在世界最强大的前十大经济体中，排名后八位的八个国家的GDP总量超过了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以上，就这个比例来说，20世纪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不能和当时的中国相比。
20世纪初叶，中印两国人口总和约为7亿，这些人蒙受着饥饿，疾病，倒退；20世纪50年代，两国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共和国，似乎都踏上了发展的轨道，但却遭受着饥荒，中国在人为地“大跃进”，印度在承受着自然灾害的困扰。
又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再议论中国和印度时，很少有人提及她们的失败或古代智慧，而是生机勃勃的现代经济。《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发表文章劝大家不要害怕中国的经济实力；美国更是通过立法抵御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竞争。
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在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相对来说最近似、最具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促使了这两个大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的成就？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在规模、效率，还是在模式等各方面都与印度有所不同，那么，是什么导致的这些差异呢？因此，对两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分析逐渐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在谈到推动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改革一般总是要被放在首位的。拿印度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独立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5%；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以后，印度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2002年财政年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加明显。除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投资自由化、放松产业管制、减少垄断、鼓励贸易及竞争等市场导向的措施外，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税收制度的改革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凭什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税收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在中国和印度到底有多重要？税收制度改革是刺激还是拖累了经济增长？国民经济是否由于两国不同的税制设置以及不同的税制改革道路而得到了不同的增长？各自的税制设置是否有良好的经济增长意义？税收收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和印度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印高速增长的趋势在未来还能一直保持下去吗？发展是趋同还是分化？这些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本书正是以比较分析中国和印度的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主题，那么稍稍具体点说来我想要做什么呢？
触摸中国和印度实际
说到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这方面的研究是由来已久。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税收的作用的研究也于同时起步，足见其意义的深远。
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基于西方国家实际的理论分析。那么，当人们想知道中国和印度本文中所讨论的中国和印度，主要是指1950年以后的新中国和新印度。在下文讨论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也会特指近三十几年的中国和印度。在下文中笔者会说明。这样的东方国家的情况时应该怎么办？它们和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吗？在处理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现有的西方财税理论的很多判断很有可能根本不适合中印两国的国情。本书的目的正是基于中国和印度的实际来探讨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多年来，中印两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和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经历了税收制度的初步改革（1984-1994年）和深化改革（1994年至今）两个阶段，尤其是于1994年开始的税收制度改革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在印度，拉奥政府自1991年7月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围绕改革税制，对财政政策做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随后执政的瓦杰帕依政府又进一步推进了税制改革。两个国家，改革起步的时间相似，改革的核心内容都是增加税种、扩大税基、上调税率以及实行增值税制度等，最终使得税收收入大幅度地增长。而这个时间段，也恰恰是两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那么这里面是单纯的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内在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是不是因果关系？这些联系是什么？在两个国家中又有怎样的区别？
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比较分析。但是，现有的文献中对于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比较分析还比较少，尤其是对中印两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更始寥寥无几了现存的和税收有关的中印比较文章只有童锦治、朱斌（2008）的一篇，本书正是希望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通过分析中国和印度发展过程中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入地了解在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还可以为两国进一步的税收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揭示税收是否超经济增长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是税收收入的源泉，同时税收收入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起着调节器的作用。政府的税收政策既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在实施税收调控措施时要综合考虑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这两个因素，使得税收收入既要满足每个时期内政府支出的现实需要，又不至于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要考虑到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的问题。
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可以用税收弹性系数税收弹性系数定义为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即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其公式为：ET＝（△T／T）／（△Y／Y）×100%。公式中，ET为税收弹性，T为税收收入总量，△T为税收收入增长量，Y代表GDP，△Y代表其增量。按上式计算，ET＝1时表示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当ET＞1时，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并且税收参与新增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有上升趋势；当ET＜1时，表明尽管税收绝对量有可能增大，但税收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国民收入中税收集中度下降。来反映。在经济结构和税收制度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税收增长应当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也就是说，税收弹性系数通常应该围绕着1的水平上波动。而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少学者，例如王大树、杨长涌（2008）认为，中国的税收的增长速度近来一直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现有的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协调性。那么，在中国是否真正存在这种不协调性？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不协调性是否会损害经济增长？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不仅涉及对中国近年来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性质的分析，而且还会对未来中国财政税收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在这里努力试图揭示这种不协调性到底有没有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文中，我用作考量的指标主要是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总量占GDP总量的比重。同时，还要分析，在印度是否也存在着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协调的情况，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不协调有没有损害经济增长。
推断税收收入合理的增长速度
按道理来说，要获得最佳的经济增长速度，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太高也不可太低，税收收入的过快增长会加重国民税收负担、损伤经济活力。税收增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过快？如果说中国的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过快，那么印度速度是否也是过快？如果说都过快了，那各自应该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比较合理？
找到这个合理化区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两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合理的界定，不仅能够使税收收入保障政府的合理支出，又能对经济运行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思考直接税和间接税改革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应当调高直接税所占比重，构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模式。例如，陆丰泉（2007）主张，“扩大直接税、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间接税、降低间接税比重，税制结构应由间接税为主体向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结构发展；而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数量比例，高收入国家一般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1∶1，低收入国家一般为0.4∶1，从中国今后发展的趋势来看，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调整的目标为，间接税比重大致应降到40％-50%，相应提高的直接税比重大致应达到30％-40%。”
那么，如果说在中国存在税收总收入以及不同税种的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有显着影响的前提下，上述的调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结构下，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各是什么样的？明确了这点以后，我们有可能知道税制调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下，是推行改革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现状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对处于风口浪尖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改革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用实证说话
在回答以上问题时，仅仅靠理论上的阐述是不完全令人信服的，还需要实证分析层面上的支持。但是，前人的研究多是理论分析，关于中印两国税收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尚付之阙如，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与理论存在着诸多矛盾。因此，对中国和印度税收增长效应做出比较清晰、精密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是很有意义的。并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定性分析，而单靠定性研究做出的实证结论是缺乏更为具体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因此，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做定量分析，以更精确的结论来印证历史、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目的解释清楚了，那么下面就要对中国和印度的税收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探索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我还想试图勾画在税收收入影响下的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会呈现怎样的轨迹，与不受税收收入影响的经济增长路径会有何种不同。
一、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相关概念的界定
既然我旨在找出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首先就需要比较严谨地界定与之相关的各个概念。
与税收收入相关的概念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一般情况下，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收入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府职能的范围以及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等是决定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宏观税负问题是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而本书中所讨论的税收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仅指宏观上的税收收入总额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包含了微观上不同税种之间的收入增长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在中国和印度则主要反映为由于税种的变化而带来的各个税种的收入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概念
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能力的增长（尹伯成，1999），通常是指该国家或地区一年内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NationalProduct，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的扩展情况，用一年的总产出GNP或GDP的增长率来表示，本书中以GDP的增长率来表示。
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GDP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反映出GDP及其构成。
二、几个重要的税收增长理论
在探讨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需要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相关的几大重要的经典理论模型。这些基本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的税收增长理论四大类。
古典经济理论的税收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那么他们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努力将使得所有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家眼中的税收收入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多大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都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无论供给有多大，都会有相应的需求与之相平衡。因而在他们眼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供给，这一点也可以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中看出。在斯密看来，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国家所生产的总产品的增加。这又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相对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第二个因素通常变化不大，因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