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些年，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就是冷战正式开始于1947年的冷战，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才宣告结束，其中最令人生畏的是军备竞赛，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试图用它们的影响力控制整个世界。与以往战争不同的是，双方都在他国挑起间接的战争对抗，而避免相互间的直接作战冲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1979年）都是这样的例子，“以备战为纲”的显然也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更大牌的国家20世纪50至70年代，美苏军备竞赛如火如荼，到70年代，各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美国长期陷入越战，加之1973年的石油危机，经济滞涨，霸主地位被严重动摇；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军事、经济、外交负担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就像现在我们也不能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一样。这算是为“二落”找个借口吧。
1975年是国民经济的“三起”。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使全国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50页。这三项指示分别为：第一，学习理论；第二，安定团结；第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显然是针对前面“两落”的原因提出来的——不能总备战、不能无政府、要顾人民的生活。再“翻译”一下，就是：要以和平、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政府要强而有力，保障政治稳定、带动经济发展；要将单纯的“增长”转化为“发展”，让人民都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而这三句“经验之谈”恰恰成为了此后30年中国一直贯彻的带来稳定和起飞的纲领。那么这“两落”不能说“落”得全然没有价值。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了，这最后一年也成为了“第三落”，原因呢还是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使得经济工作难以正常进行。
那么这“三起三落”的总的趋势是什么？“一起”和“三落”之间的差距是怎样的？我们把表34再扩充一下，延伸到1976年，拉长成表36由于一些年份的某些指标数值没有具体数据的支持，只能通过比上年增长或下降的比例推断出来，因此可能与实际数值有一些差距，还请读者谅解。不过也请读者放心，表36中的数字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来宏观地看一下这1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
来源：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于景森，《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3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
如果想看得更加直观一些，那么我们在中把主要指标做
成折线图的形式。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这10年当中，各项经济指标有所起伏，但是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且1976年的水平比1966年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样的话恐怕是不准确的吧。刘日新也说，“尽管有‘三落’，仍然有‘三起’。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两倍以上，美国的经济都没有‘濒临崩溃’，怎么能说中国的经济是‘濒临崩溃’呢？”“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扼腕叹息，但是可以叹息的是什么呢？不是“文革”闹得我们经济“崩溃”了，而是如果没有“文革”，经济还能增长得更快、更惊人。
第二个问题
刚刚我好像说了一句，“如果没有‘文革’”。
“如果没有‘文革’”，这样的话我还是不要再说了，没有意义嘛；但是“文革”却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看了这些增长的数字，我想刚刚我在前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自己已经给出了也许粗浅但是却很明确的回答。那么我下面想说的正是第二个问题——除了这些增长的数字，这“十年一闹”，还给了我们什么？它没有直观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却至少告诉我们在之后的日子里，什么不该做。它干了一件又脏又累还不讨巧的好事——试错：没有一个稳定强大的政府来引领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以牺牲人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是走不远的，用备战的状态来面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国家是要过时的。那么这些话的推论是什么？是前面讲过的车轱辘话：要想办法将单纯的“增长”转化为“发展”，让广大人民都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政府要强而有力，保障政治稳定、带动经济发展；要以和平、平和、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地球上的另外的世界。
再往前倒，1949年到1956年，1957年到1966年，我们其实都是在积极建设，虽然乍看起来更像是在积极地犯错。错在哪了呢？总结一句，没有解放思想，不够实事求是。大胆问一句，这是不是就是那“有缘有故的爱”的“缘故”呢？所以，在这多舛的30年后我们听到了堪称伟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开始打破僵化的条条框框，如饥似渴地学习，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改革开放，即使是从逻辑上说，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历史资源”或者说“前在的制度条件”。还用开天辟地来举例子，盘古来开天辟地，那么又是谁孕育了、磨炼了盘古？
第三个问题
说完了经济增长，说完了政策演进，就到了第三个问题了，虽然敏感，虽然复杂，虽然我费了老劲还不一定能说清楚，但是却回避不了，毕竟，这是一些人心中积存了多年的疑问——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这个问题曾经还有一个级别，就是问是不是“搞糟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那么咱们在这就只说有关“搞早了”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流行于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派别，他们偏爱个体小生产，认为俄国只要在个体农民小生产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被列宁斥之为西斯蒙第（瑞士经济学家）式的偏爱小生产的“经济浪漫主义”，是“俄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说我们在生产力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搞早了”。
是，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然要以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虽然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却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要受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当时生产力并不很发达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及其成功与否，不光在于该国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还要看其是否已经有了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政党。
那么来看咱们中国，1952年时经济虽然相对说来比较落后，但也不是没有社会化生产的基础，我们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大工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队伍，特别是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而正确的共产党，这样看来，我们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搞社会主义的条件，不能说是无厘头的“硬搞”。
这时候就会有人又问了：那么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我们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搞早了？再说白点儿就是是不是当时搞资本主义会更好呢？
我在前文中已经比较过了这30年里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啰嗦一遍，黄金时代的西欧十二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1952到1978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6.5%。这样看来，搞社会主义至少不比搞资本主义差吧。而且中间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经济依然在以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速度增长，我不得不说这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搞社会主义，还就是搞对了呢。
一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会有人说我是老生常谈，说套话。这还真不是套话。在二战后那个特殊的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有其优越性，并且，不仅仅是我们发现了，不论东方西方、不论几多发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现了。甚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手段——计划，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潮流。这么多年来，总有人后悔我们当时搞了计划经济。我说，别后悔，当年的计划，最适用，还最摩登。不信就听我慢慢道来。
先说说什么是计划。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体制，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分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不受市场影响。好，我们看到了关键词——政府。
不少西方经济史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奇迹其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那么政府则是看得见的手，而对于刚刚兴起的发展中经济而言，政府无疑是“上帝之手”。见DaniRodrik.1994.‘GettingInterventionsRight：HowSouthKoreaandTaiwanGrewRich’.EconomicPolicy：AEuropeanForum20（1995)：55-107以及DaniRodrik.2003.‘GrowthStrategies’.NBERWorkingPaperNo.10050.远的不说，就说和我们同时于20世纪40年代末起步的身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我们便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发展初期，政府就像旧时的家长，有严有慈，手几乎插到了从宏观经济架构到微观经济经营的各个环节，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被政府左右。而效果也竟然是良好的，有目共睹。如果还要举出具体的案例的话，我想可以“哈韩”一下，说说韩国是怎样崛起的。
1960年时，韩国比很多地处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还穷，但是，那个时间点之后，韩国的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8%，不仅远远超过了非洲国家，更超过了先前远富于他们的墨西哥和阿根廷。这是为什么呢？正统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标准答案”是说，出口带动了增长。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数的解释都说是归功于“以出口为纲”的外向型经济方针。但是，我们很难测算出这个方针在经济增长中究竟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你比如，可测算的出口利润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可目测”的出口繁荣。同时，出口对于整体经济表现的影响也不至于像传闻中的那么大。所谓的“正统”的考量低估了韩国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经济史学家如Amsden（1989)和Wade（1990)提出，60年代的政策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和比较优势的自由范畴，政府在其工业发展中行使了明显的优先权利和干预手段，依照它预想的设计来重塑比较优势。
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故事就是，在韩国，甚至是在台湾地区，发生了“干预繁荣”。政府首先扫除了阻碍经济起飞的一切障碍，建立起稳定的投资环境，紧接着又动用一系列干预手段，包括对公有制企业的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实际上才是那个真正的“发动机”。虽然不至于公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韩国政府却大量使用了计划手段，用Pack和Westphal的话说，“韩国政府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提供综合决策的中心机构，以协调、建议甚至强制手段来确保政策的顺利执行。政府实施强制措施的能量对于其决议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它会站在集体利益的高度权衡得失，并且经常利用行政手段来奖励听话的和惩罚不听话的”。是不是越听越觉得像计划了？除了这些，韩国政府更加直接到“动手”组织私有企业进行人家原本不想搞的投资，我们有很完备的史料记载了政府是如何积极动员私有企业进行特定领域的计划外的投资的，用Amsden的话讲，“最初建立新的制造业的动力来源于公共部门，60年代到70年代间所有的主要的工业都是政府引导建立的”，“政府规划并指导了早期的进口替代工程，政府让水泥、化肥、石油提炼、化纤等工业都依赖进口，而扶植纺织业大规模扩张，同时还把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工厂改造为现代化机械和造船厂”。
这就韩国的“发家史”，他们也是凭借着强悍政府的力量一路走来的。所以说，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那么搞了，我们当然应该这么搞了，我们何必要舍近求远，再绕个弯子呢？
再具体到我国，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干脆说计划经济，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由国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是从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自然资源的具体特点出发的，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合理地分布生产力，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搞好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看来，刨去所有制这一点不谈，我们的计划经济，有很多要素是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相通的。最多，你只能说我们比他们的计划、比潮流的计划搞得“更计划”一些——我们把对生产资料的权力抓得更加集中，将计划，或者说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施得更彻底一些。但是，谁能说在那个时代那样做是不对的呢？在1952年初步完成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之后，我们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可以说还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要求的。
第四个问题
再谈下一个问题，也是和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有关系——说反正搞国有企业是搞早了，那个时代的国有企业“劳动效率普遍过低，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努力程度都过低”，有的人甚至说，国企是注定要亏损的，国企职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始终在“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