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博瑟阿普，理查德·萨利文（RichardSullivan）的模型也展现出，人口规模越大，创新与发明越容易诞生。博瑟阿普和萨利文的理论都认为科技进步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只要这个社会的科技进步的速率高于人口增长率，饥荒就不会发生。
虽然博瑟阿普萨利文理论有点绝对——当人口过度膨胀时确实是会拖累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科技的发展确实与人口的增长保持着相应的节奏，从而使当时的社会并不至于陷入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危机中，而呈现出一种人口与科技互惠互利的状态。
而在差不多同时代的欧洲社会，黑死病在大规模的爆发和蔓延，劳动力严重匮乏，人力资源的短缺逼迫着人们必须找到其可行的替代品，后来，他们找到了大机器。
6.科技
20世纪70年代早期，伊懋可（MarkElvin，现多译为马克·埃尔文)指出，中国曾经发生过“中世纪经济革命”。当说到古代中国为什么没能更进一步闯入工业时代，埃尔文说，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科技有他自身的增长模式，它跳不过工业化这一标杆，逃不出传统的怪圈，埃尔文叫它“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MarkElvin.1984.‘WhyChinaFailedtoCreateanEndogenousIndustrialCapitalism’.TheoryandHistory.Vol.6（1993)：7-46.。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尽管创新和发明不断涌现，但其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只有现代化的科技可以将这个社会从所谓的陷阱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在帝国时代的晚期，经济发展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埃尔文叫它“quantitativegrowth，qualitativestandstill”——古代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上达到了完美的状态，而科技只是经济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或者说到了帝国时代的晚期中国通过更优的资源配置而非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超稳定国家”（stationarystate）。
从埃尔文的立场来看，帝国时代的中国必然要在内生性工业化面前止步了。然而他的观点也难免有点片面，比如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这也就是说，单从科技方面来说，古代中国是不应当陷入埃尔文所说的陷阱中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创造却没有现代化、工业化的创造（大多是对手工技术的改进和对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并且埃尔文的模型当中的“高水平”（特别是在1600年之后的明清时期）——从宏观角度来看，古代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食品进口，没有长期的、大面积的饥荒，拥有大量的农产品剩余，拥有高程度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尽管她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农民起义、外敌入侵、洪水、干旱以及瘟疫——无形当中也成为了“软禁”了工业化革命因子的一股重要力量。
关于“李约瑟之谜”前文中刚刚提到的李约瑟（JosephNeedham）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繁荣的商业、先进的科技和成熟的农业的古代中国，却没有最先开始工业革命。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NeedhamPuzzle）。西方许多着名学者对此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争论不休。‘李约瑟之谜’的谜，在于中国的古代科技并没有导致中国首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李约瑟是个唯物论者，他关于中国科技的命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生产力（即中国古代出奇发达的科技）为何没有孕育出新的生产关系的命题。中国大陆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争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命题’，与‘李约瑟之谜’殊途回归。可参考JosephNeedham，‘CivilEngineering’，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4，pt.3（Cambridge1971).，邓钢（KentG.Deng）从更为深刻的层面（如思想、文化）细致地揭示了原因，“中国的落伍有很多非科技和非资源的原因，或说是非生产力和非经济基础的原因。这些原因使中国古代科技无法最大化最优化”，比如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率先发明蒸汽机。见K.G.Deng.2004.‘WhytheChineseFailedtoDevelopASteamEngine’.HistoryofTechnology.Vol.25（2004)：151-71.
蒸汽机的奥妙就在于它把一种形式的能量转化为了另一种。欧洲人以瓦特为开端，仿佛最先学会了转换能量的秘籍。
然而咱们来看古代中国的文化，能量及其形式被理解为“阴阳五行”这里的“阴阳”我们可以参考太极八卦图；五行则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木、水、火、土”。
图11宇宙起源（太极八卦图）
在这个古老的图中，活力、动力来源于黑白两个小圆点（它们叫“眼”），每一个眼决定着图中阴阳分界线的位置。阴阳虽然是相克的，但也相生出水、火、金、木、土。与阴阳理论相类似，五行也是相生而又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又克木……而这一连串形成的恰恰是循环，而非新事物！
邓钢说，从本质上看，在这个循环中发生的一切似乎更像是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变化。同时，在这个模型中，能量的进出是达到了一个平衡的可参考K.G.Deng.2004.‘WhytheChineseFailedtoDevelopASteamEngine’.HistoryofTechnology.Vol.25（2004)，p.154.。用大白话举个例子就是，假如水多了，水会克火，那么火少了；由于火克金，火一少金就多了；金会克木，那么木又少了，而土就多了，相应地水又少了，与开始时的水多相互抵消了。在这个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要制造出多余的能量流出这个体系，是不可能的。
阴阳理论起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被道家和儒家学派接受并传承，成为了哲学和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5世纪以后的宋代，它已经成为了信条，到了明朝西方传教士来介绍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知识时，它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的能量体系是闭合的循环，依靠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结果的，这与西方人所强调的有效的能量投入可以创造可观的产出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说是否单纯依靠科技的力量就能托起崛起的西方世界还有待商榷，但是，如果就从科技这一方面来说，晚期的中华帝国还是迫切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力来打破固有的体系，至少可以来警醒她。7.三角结构“三角结构”理论也是由邓钢提出的，关于“李约瑟之谜”，他的模型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因。
注：箭头代表的是相互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GangDeng.1999.ThePremodernChineseEconomy
StructuralEquilibriumandCapitalistSterility，Chapter3.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1）三角结构
由图12可以看出，这个三角结构包含三个要素：①农业及其统治地位；②拥有土地经营及所有权的有人身自由的农民；③中央集权的儒学政府。
邓钢认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发挥着它的作用。首先，农业部门统治着经济，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提供了生存的基本（就业和收入）；这大多数人反过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对农业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其次，农业为政府提供了税收的来源；政府反过来给农业以政治保护。费正清就曾说过，古代中国政府保护和强调农业的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出于财政上的需要。JohnK.FairbankandE.O.Reischauer.1979.Chin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London：GeorgeAllenandUnwin.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是一个古代政府，也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财政收入而以农业为本。比如像中世纪的欧洲，非农业部门例如牛奶工业和商业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有一些研究赞同了这一观点，它们说在明清时期，农业部门吸收了80％～90%的就业，但是产出只占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70%。这也就是说找农业征税不如找其他部门，农业部门的人均GN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5％～22.2%。但是如果考虑到资源（包括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量，农业就显示出它的优势了。
无论怎样，农业它就是无可辩驳地成为了主要的、必不可少的纳税者，这样一种税收结构直到清王朝即将倒台的时候才有所改变（农业的纳税能力从1753年占总税收的70%下降到1908年的35%）。
最后，农民为政府提供了命令的被实施者、官员和军队的来源；政府反过来给农民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和公共产品，如法律、交通、邮政、土地的获得和分配、遭灾时（如饥荒或洪水）的紧急救助等。
这三个部分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邓钢说，由于农业统治着经济体系，中央集权的政府和自由的、拥有土地的农民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组成了“互惠关系”。
形成了“互惠关系”的因素还有位于三角中心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儒学、道教、佛教），环境因素（自然资源的投入、气候和地理条件），土地（占有和分配方式），技术（生产工具和作物品种）以及社会制度（例如家族关系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也影响到了帝国时代中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非农业经济活动。
（2）构建意图
最初，设计这个体系的意图是养民，它是建立在对“民以食为天”的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个框架的中心思想应当是：①创造就业机会；②保证民众温饱。穆德（Moulder）在1977年就曾指出，保证民众的温饱以防止农民起义是中华帝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