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音崖战斗中，罗瑞卿身负重伤，比常人大一些的棺材都做好了，但他没有死，却落下了嘴张不大，说话咬牙切齿的毛病。到延安后，他主要办抗大，教育学员们，革命是从挖窑洞开始的。
罗瑞卿，1906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3年考入县立南充中学普通科。
1926年，罗瑞卿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大革命失败后，继续跟随共产党闹革命。
1931年4月，国民党军以宁都为目标，兵分四路向宁都大举进攻，红军主动后撤吸引来犯之敌，准备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但狡猾的敌人在进入根据地之后一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北方形成了从赣江边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的一条不连续的800里防线，以致于红军一直找不到战机，直到5月中旬，狡猾的敌人才伸出一个触角，派出西面的两个师向东面推进，红军总部获悉后，立即命令红一、三军团攻击运动中的敌人。
大军共分三路围歼富田之敌：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绕道桥头和围陂圩从西向东攻击富田侧后方；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团到中洞的大道进攻富田，红四军为右路军，分两路占领观音崖、九寸岭然后进攻富田。从东团到富田、九寸岭，观音崖是必经之路，谁占领此地，谁就赢得战斗的主动权。红十一师就担负了抢占观音崖任务，当时曾士峨任师长，罗瑞卿任政委。
5月16日，二人率领红军士兵们从东面抢占了观音崖制高点，而敌人的二十八师则被甩在了山坡上，处于被动局面的敌人向占领山头的红军疯狂地发射炮火，密集的炮火炸塌了设在山顶的师部指挥所，幸而曾士峨和罗瑞卿都在外面指挥应敌，否则也会被压在里面了。罗瑞卿专注地观察敌情，突然一阵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高大的罗瑞卿是首当其冲，他左颊中弹，子弹打断了脸部左侧颞颌关节，并导致颞颌动脉受损，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满脸满身，顷刻间便成了一个血人。曾士峨命令战士们把罗瑞卿抬下去，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在他生命危急时刻，救星来到了，这个人就是第十一师的叶青山医生。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李治和叶青山为罗瑞卿做了一次较为成功的手术，为了防止感染，李治还在他的创口撒了不少在当时来讲十分珍贵的磺胺粉，但由于在手术中给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后来，罗瑞卿就落下了嘴不能张大的后遗症。手术基本成功，但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一路上烈日暴晒、风吹雨打，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有时还说胡话。
有一天，他稍稍清醒，看到了叶青山，便立即让叶青山回前方去，不要再管他。叶青山答应后，他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一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另一人说：“棺材得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罗瑞卿模模糊糊地知道，这说的大概就是他。
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在昏迷数日后，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要归功于他年轻而又旺盛的生命力。
罗瑞卿这次负伤落下一个后遗症：嘴不能张大，吃饭困难，不能大笑，说话也吃力，显得有些咬牙切齿。后来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时，有人还提出：罗瑞卿太严肃，没有笑容，一说话就咬牙切齿，人们都怕他。叶青山立即解释说：“他受过伤，是我给治的，颞颥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所以以后讲话他一定咬牙切齿，否则就讲不出来。其实他虽然对敌狠，但对自己人很和蔼，是一位好领导。”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罗瑞卿与叶青山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同志友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罗瑞卿被解除了监护，叶青山去看望他，两位老人劫后重逢，不禁回忆起往事来，罗瑞卿情不自禁地说：“老叶，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同孩子们讲，那一次是你把我从阎王那里拽回来的呀！”
叶青山马上说：“你也救过我呀！打AB团，要不是你，我早就没命啦！”说完，两位老人同时开怀大笑！
1935年10月，罗瑞卿随陕甘支队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第二年，红军东征回师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开办红军大学，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进行培训，为抗日战争作干部准备。
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黄埔学生军在国民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办红军大学，就要象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在红大的教育长人选问题上，毛泽东特意提名罗瑞卿，他认为罗瑞卿像邓演达那样具有精明强悍、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担任教育长的最佳人选。
6月1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了。红大初创时期，学校的领导干部多由学员充任，罗瑞卿既是教育长，同时也是一科的学生。那时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后来，罗瑞卿在《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中回忆道：
学校第一期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几个经过学生自己修补起来的破石窟；他们没有任何像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堂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作笔记的惟一活动书桌了。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可罗瑞卿仍然满腔热情，积极工作，想方设法改善学校条件。当时，由于国民党封锁，纸张极为缺乏，学校要印讲义、课本都很困难。那时，蒋介石常派飞机来骚扰陕北，动辄撤下成千上万的传单，花花绿绿地从天而降。罗瑞卿发现用油光纸印的这些传单，背面很粗糙，但仍然可以用来印讲义，他便建议各部队搜集传单送到红大。
1937年，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罗瑞卿继任教育长。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抗战初期，八路军几次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提高了八路军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在广大爱国青年之中掀起了“到延安抗日去”的热潮，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通过八路军在南京、武汉、兰州等地的办事处和各地党组织纷纷来到延安，抗大扩大了办学规模。
同时，校舍拥挤也成了难题。罗瑞卿在进行了周密调查后，动员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他说：“现在爱国的知识青年不断地来到延安学习，他们是慕名而来的，要参加八路军，我们怎么办，当然要热烈欢迎，现在最困难的是校舍不足，中央决定要抗大学生自己动手建校舍，怎么建？盖房子要砖要木料，这些都缺，惟一的办法就是向陕北老乡学习，挖窑洞！”
在罗瑞卿的鼓舞和率领下，100多名教职学员扛着老镢头开向凤凰山。经过半个月突击，他们在凤凰山山坡上挖出了175孔窑洞，还安上门窗，糊上了白纸，粉刷了墙壁，还在山坡上修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这成了延安的一景，到延安访问的斯诺、史沫特莱满口称赞这奇特的“窑洞大学”。
毛泽东称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他说：“在这次伟大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
“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发扬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对于罗瑞卿来说，带领学员挖窑洞不仅是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也有对知识青年进行劳动锻炼的想法在内。1934年，罗瑞卿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青年战士成长的道路》一文，他说：“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挖窑洞，毛主席对抗大的学生讲话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随着抗战的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屡次重创日本侵略军，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知识青年不断涌入延安，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那时，许多人来信询问学校情况，开始，校部秘书还亲自复信，后来就应接不暇了。罗瑞卿便指示印了一个招生章程，上面刊登了校歌、校训和学校课程，还派人为学校写了横幅，粉刷了墙壁，请来延安城最好的师傅给抗大校门照了张像，以后再来信，便寄去一份印有抗大校门的招生简章。
抗大的壮大，令罗瑞卿倍受鼓舞，他以做马克思的学生自勉。当时，虽然也有许多教职员重视这份工作，但军人的本性使他们更乐于到前线去真刀真枪地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罗瑞卿开始也有这种想法，但有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办学校，我办过几年，开始也是动动摇摇，在延安时，主席有过指示，‘死了就埋在清凉山’。”毛泽东这句话使罗瑞卿和许多老干部、教员安下了长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而把其主要兵力转向进攻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地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陕甘宁边区又遭受严重的旱灾，导致边区财政极度困难，中共中央号召边区人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后来，罗瑞卿在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回忆道：
在延安时，何应钦不发大洋，“委员长”也不发大洋了，怎么办？毛主席在抗大演讲，提出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饿死，第二个是解散，不发大洋，没有津贴么，第三个办法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手拿锄头开荒，这个叫自力更生。
罗瑞卿响应党的号召，召开了抗大活动分子大会，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计划每人开荒2-3亩，共开垦荒地万余亩，生产粮食6600余担，生产单、棉衣共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套鞋袜和绑腿，全校肉菜亦由学校自己解决。
那时农具不够，就造；铁不够，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就来支援，抗大里面再选出几位大师傅，你教我学，不久抗大里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很快，每个学生手上就有了一把新锄，同学们拿着锄头，喜笑颜开，开玩笑说军队拿枪打日本鬼子，我们拿着新武器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