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和麻城人民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黄麻暴动。王树声面对敌人的层层包围，率军猛攻黄安城，活捉敌师长赵冠英，取得了黄安战役的胜利。
处于大别山区的湖北省麻城县的乘马岗，风景秀丽，物产富饶，是附近百里的富庶之地。1905年5月，王树声诞生在麻城县乘马岗项家冲。
1926年春，王树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树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湖北实行残酷的军事统治，国共两党的活动只能暗中进行。王树声作为一名党小组的成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暗地里在亲朋好友中展开了革命宣传。
在大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乘马岗区的其他许多村子在王树声等人的领导下办起了农民协会。胡静山任农会主席，王树声任组织部长，王树声的兄弟也都参加了各农会的领导工作。
农民协会在群众中公开后，立即领导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减租减息斗争。王树声看到大家情绪高涨，但在实际行动中或多或少还存在着畏难情绪。他想，要真正调动大伙的积极性，自己必须做出表率。于是他便向农会会员们宣布：“我们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发誓消灭压迫和剥削，就决不再跟土豪劣绅站在一起！从今后，我王家的地不再收租收息。”
王树声说到做到，他当众向租种王氏家族田地的佃户们退押，焚毁了地契借约。在王树声的带动下，其他农会领导人也起来效仿。穷苦农民们看到这些，深受感动，纷纷奔走相告：“跟王树声他们一块儿干吧，人家是真革命！”随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在王树声的带领下，被发动起来的农民又继续打击了其他土豪劣绅和嚣张地主，横扫了在乘马岗、顺河两区民怨极大的豪绅。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将麻城变了一个天地。广大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喜笑颜开，但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为了挽救革命成果，中共麻城县委决定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遵循八七会议精神，贯彻湖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在麻城组织农民暴动。
王树声和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等县委领导人一起，迅速分工分村活动，村村寨寨到处贴满了他们写的标语：“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没收地主田财！”“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一度沉寂的黄麻地区焕发出崭新的革命面貌。
从9月下旬起至10月间，整个黄麻地区，特别是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多次召开了千余人至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继续大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王树声等带领成群结队的群众，拿起大刀、长矛发起了九月暴动。几天之间，他们就把乘马岗、顺河两区的仓湾、林家山、杜家洼、土门、李家楼等乡的地主恶霸张继全、徐树第和彭世新等捉拿起来，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打击地主豪绅的同时，王树声还迅速着手恢复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
九月暴动，使土豪劣绅吓破了胆。他们一方面继续勾结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疯狂向黄麻两县人民进行反扑，一方面四处网罗流氓地痞，组织“清乡团”，残酷报复革命群众。
由于黄麻两县年轻的党组织缺乏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进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但是，这次暴动在群众心目中树起了土地革命的光辉旗帜，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复辟活动，为今后更大规模的起义准备了条件。
九月暴动停顿下来以后，中共湖北省委及时总结了暴动的经验教训。由于黄安和麻城两县已具有良好的群众运动基础，并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武装，有条件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遂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准备在黄麻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13日，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池的带领下，起义军很快攻破黄安县城，他们直捣县府，活捉了反动县知事贺守忠和其他贪官污吏多人，共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90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革命群众和农会干部。
在胜利的鼓舞下，中共麻城县委、麻城县农民协会在麻城西张店王家祠堂召开了500多人的农民大会，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西张店的农民把当地的大豪绅陈霞庭抓了起来，没收了他的财产，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黄麻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震骇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阶级。国民党中央社惊呼：“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前蔓延。……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
中国工农红军鄂东军在黄麻起义中诞生了。此后，王树声转战于木兰山区，利用游击战打击地主恶霸的反动势力。1929年春，红军趁蒋桂战争爆发的大好时机，在黄安地区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王树声率领部队猛攻姚集，夜袭新洲，远征皖西，立下了显赫战功。
1931年2月，王树声率部攻克反动小王国——新集镇后，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的各种机构都先后从七里坪迁到这里。昔日乌烟瘴气的土匪窝，很快成了面貌一新的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苏区实行的第三次“围剿”遭到惨败。敌人在江西占不到便宜，想到湖北来捞本钱。蒋介石亲至武汉，策划“围剿”鄂豫皖根据地，他调集嫡系刘峙部和南京警卫师，拼凑了15个师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威胁着武汉、南京的鄂豫皖红军。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反蒋空气激荡全国。红四方面军决定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主动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迷梦，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当时，敌人层层包围了鄂豫皖苏区，在皖西有6个师，豫南有5个师，鄂东有4个师。红军主力正当面驻守的是黄安城的敌六十九师，在该师后面的有驻宁埠的敌三十师、驻麻城的三十一师和驻黄陂的三十三师，形成犄角之势。但是，从地形和交通情况看，驻守黄安的敌六十九师则处于孤立突出的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黄安是红军的首选攻击目标。
盘踞黄安城的敌师长赵冠英，绰号“赵瞎子”，是当年突袭黄安城的急先锋，残杀工农自卫军的刽子手。他率2个旅、4个团，约1万人的兵力踞守在这里，城内城外明碉暗堡林立，堑壕、交通沟密如蛛网，鹿砦、铁丝网星罗棋布，火力发射点纵横交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还在黄安城周围的高地、要冲，都安上了即时互相呼应支援、又可各自为战的大小营盘。同时，在城南桃花镇和城西南的高桥河驻守一团兵力，严密控制通往宋埠、黄陂的交通供应线，给攻城造成很大困难。
面对这样的形势，总指挥部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决定围住黄安城，吸引宁埠、麻城、黄陂之敌来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个关系到整个战役胜负的“打援”重担交给了王树声。
根据总指挥部的部署，王树声率领红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协同作战，一路疾进，于18、20两日攻下敌人最敏感的动脉通道桃花镇和高桥河，全歼守敌一个整团，首战告捷。与此同时，红十二师和红十师三十团也在黄安赤卫军的配合下，于14、20两日，占领重要据点东王家、下陈家，并在城东北和城西部署兵力。至此，黄安城外围敌人已全部肃清，黄安城成了一座孤城。
赵瞎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之下，急忙派出一个团，开城门向南突围，妄图重新占领桃花镇，接上与宋埠援军的联系。敌人一出城，就遭到围城的红十二师和赤卫军的迎头痛击。赵瞎子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只好龟缩在黄安城死守待援。
2月7日，赵瞎子等待的援军果然出动了，宋埠之敌发兵两个旅增援黄安。王树声采取挫其锐气、寻机歼敌的战术，先在桃花镇前沿山头阻击敌人。与敌人一阵厮杀后，即主动放弃，迅速转移到五云山一带地势更有利的第二道防线，桃花镇复陷敌手。
敌人得寸进尺，得意忘形，遂于次日拂晓进攻五云山。五云山地势易攻难守，王树声担心硬打会造成较大伤亡，便又给敌人一点“甜头”，抵挡一阵后，又主动撤到第三道防御阵地——嶂山防线。
当红军主动转移到嶂山阵地后，敌人尾追不舍，他们妄想一举攻下嶂山，好报功请赏。王树声利用敌人因啃了点骨头就轻敌麻痹的心理，凭借天然屏障和坚固战壕，指挥他的钢铁部队，分两路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包抄反击。敌人顿时懵了头，乱成一团。红军乘势夹击，一鼓作气吃掉了敌人一个团，重新夺回了桃花镇。
得知宋埠援军失利后，赵瞎子成天胆颤心惊，紧紧抓住“救命稻草”——电台，不停地向武汉求援。坐镇武汉的蒋介石接到求救电报，一面令赵瞎子坚守，一面严令黄陂、宁埠之敌出援。
12月28日，黄陂、宋埠之敌兵分两路，以钳形攻势，再次向桃花镇猛扑过来，志在必得。敌人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桃花镇发起了大规模攻击。整个桃花镇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红军凭借工事勇敢作战，也有不少人壮烈殉难，王树声毅然决定转移。在激烈鏖战后的第二天，又一次忍痛撤出桃花镇和五云山防线，将主力撤到第三道防线嶂山坚守。
接连占领桃花镇、五云山的敌人以为红军已不堪一击，遂像疯狗一样紧咬上来。嶂山是最后一道防线了，“打援”的任务能否完成，黄安城能否被攻下，关键在嶂山能否保得住。王树声深感责任重大，带领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夜晚，敌人组织“敢死队”对嶂山阵地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前卫排警戒一时疏忽，敌人偷袭成功。他们趁着黑夜掩护，爬上嶂山顶峰，直逼红十一师指挥所。
天亮以后，敌人集中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轮番攻击嶂山阵地。到了下午3点多钟，敌人已推进到离黄安城仅十余里的地方，逼近红十一师固守的最后一个山头。倘若援敌突破这最后一道防线，与黄安城内赵瞎子汇合在一起，整个黄安战役就将前功尽弃，濒于失败。
在这紧要关头，王树声指挥师手枪队、通信连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肉搏战，同敌人连续鏖战三昼夜，击溃敌人的数十次冲锋，阵地几易其手，战场上尸体成堆，战斗进入最紧张的白热化状态。
就在这涉及战役全局的节骨眼上，徐向前总指挥亲率总部手枪营驰援嶂山。王树声和红十一师的战士们顿时精神百倍，力量无穷。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桃花镇又回到了红军的手中！
黄安城内赵瞎子六十九师求援无望，突围难成，完全成了瓮中之鳖、网底之鱼，焦躁不安地坐以待毙。为确保黄安战役的成功，方面军领导决定安排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参加黄安战役。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和飞行员一起到城南的高地上勘察黄安城的地形、敌人司令部的位置和黄安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
23日晚10时，红军总攻开始了。一支支突击队如离弦之箭，又似闹海巨龙，直扑黄安城头。冲锋号、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宁静的夜沸腾起来。
赵瞎子遭飞机轰炸后知大势已去，但他仍垂死挣扎，他以冲出城去“官升一级，兵升一官”的欺骗手段，组成突围“敢死队”向南门突围。为了保全自己的狗命，他再施诡计，让他的秘书扮成他的模样，骑上他的高头大马，指挥这支“敢死队”，而他自己却装作逃兵，混在乱军丛中，想偷偷地从西门溜出去。
但他刚逃到一个小寨附近就被一位赤卫军抓到了，将他带到了王树声面前，说：“首长，这人瞎了一只眼，像是赵瞎子！”赵瞎子一听，赶忙申辩道：“长官，小的姓李，是李瞎子，不是赵瞎子。”
看着他那慌张的神情，王树声心里明白了几分，便故意说：“既然是李瞎子，留着也没有用处，不如就地处决！”胖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颤抖着说：“长官饶命！饶命！我不是李瞎子，是赵瞎子，赵冠英就是小的。”
看着赵瞎子那副狼狈相，王树声哈哈大笑，命令战士将这个漏网的“大鱼”绑好，送总部等候处理。
蒋介石捏着黄安城破、赵冠英被捉的电讯，大骂：“娘希匹！堂堂的一个师长竟然那么容易就当了人家的俘虏，太没用！”
黄安战役全歼敌六十九师、敌三十师和三十三师各一部，加上地方反动民团武装，共1.5万余人，生擒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大小头目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无线电台1部。黄安战役是鄂豫皖红军首次进攻强敌整师兵力设防据点而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光山、罗山等县的红色区域，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大大丰富了红军围城与打援相结合的实战经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黄安战役巨大成功鼓舞下，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鄂豫皖苏区人民，为纪念这一战役的光辉成就，永远缅怀革命先烈以鲜血创建的不朽功勋，在隆重、热烈的庆祝大会上，特地将黄安县改名为寓意深远的红安县。
鄂豫皖根据地丧失了，接着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大搞分裂活动。王树声三过草地，在斗争中王树声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北上。
黄安战役后，面临国民党反动派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路实行战略大转移，王树声率领红七十三师闯漫关，踏秦岭，风雪三千里，在远离根据地，缺乏后勤保障的条件下，克服了山川险阻、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等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川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打垮了军阀田颂尧的进攻和“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六路围攻”。为稳住战局，蒋介石一边给刘湘打气，一边调兵遣将，企图对川北发起新的围攻，积极筹划“川陕会剿”。
1934年10月，川北农田荒弃，废墟一片，疾病蔓延，一派萧条。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苏区军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粮食、食盐、衣被、药品严重匮乏，物资短缺，补给困难。他们即将面临的又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胜负难以预料，红四方面军的前途难以定论。
六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兵力只剩下6万余人，而敌人此次川陕会剿，各路集结兵力达200个团以上，红军明显地处于劣势。自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围剿”以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联系极其困难，几乎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统一部署行动，王树声心里不踏实。
1935年1月，旺苍坝军事会议据中央来电精神作出决议：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
为顺利实施渡江计划，经过讨论决定：一方面出击陕南，以迷惑敌人，调敌北上；另一方面由王树声率红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