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上旬，红三军在鹤峰走马坪与卢冬生率领的湘鄂西独立师3个营会师。这支队伍是1932年9月在洪湖苏区突围时与红军主力失去联系的。后来他们在远安县与荆门、当阳的独立团合编为独立师。1933年1月独立师攻克兴山县城，获悉红三军区转移到湘鄂边，遂决定寻找红三军主力会合。
会师后，中央分局在走马坪召开会议，研究今后行动方针，决定将部队改编成红七、九两师和教导团，由段德昌任红九师师长，宋盘铭任政委。接着，红三军军部及中央分局进驻建始县的官口店，后迁至巴东县的金果坪地区。3月24日，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分析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议上的发言中，不但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杀得不彻底，今后要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更深入彻底地进行“肃反”。除此，他还悍然作出要解散湘鄂西的共产党，取消红军中的全部党组织的决定。
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段德昌严肃批评了夏曦的错误。指出洪湖根据地的失陷，主要是夏曦所搞的错误“肃反”和他坚持的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他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错误地开展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罪恶”的控诉运动。他愤怒地说：“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
贺龙、宋盘铭、王炳南等也一致支持段德昌，否定夏曦提出的取消党组织的错误主张。段德昌鉴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当前的处境又极其困难，提出了打回洪湖去，利用洪湖地区革命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建议。他曾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四十条短枪，批准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长。”
夏曦早就将段德昌视为他推行王明路线的障碍，便诬陷段德昌“打回洪湖”是想带红九师逃跑。他独断专横，要继续进行“肃反”，在他的控制下，分局又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认为需解散党及团的组织，重新登记”。就这样，省苏维埃政府被取消，另外成立了受夏曦操纵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千上万先烈们前赴后继用鲜血缔造起来的湘鄂西苏区的党组织被夏曦轻而易举地取消了，结果造成只剩下4个党员的局面。
金果坪会议后，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执行任务。肃反委员会以军部的名义通知段德昌到邬阳关“开会”。段德昌接到通知后，当即赶回邬阳，竟遭夏曦下令逮捕。
段德昌被捕后，大家十分关心他的安全，贺龙等坚决反对打击段德昌。可是夏曦却以：“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为借口，坚持要杀害段德昌。
1933年5月1日，夏曦在金果坪主持召开“公审”大会，宣读段德昌的“罪状”，将段德昌以“改组派”的罪名杀害，年仅29岁。
在英勇就义以前，段德昌向红三军的全体指战员作了永别讲话。他说：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在全国胜利的那一天，希望红军能回到我的家乡，转告我的亲属：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曾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1952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曾中生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一破落地主家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服从党中央安排，认真积极地开展工作。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乳名光斋。190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东乡犀牛坳。后来，曾中生考入了湖南省郴州第七联合中学，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异，品行端正，深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革命思潮也在郴州第七联合中学迅速传播开来。曾中生也为新思潮所吸引，新思潮开阔了他的思想和视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爱国浪潮很快波及到全国。在湖南，毛泽东等进步知识分子领导各阶层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曾中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罢课游行，发表演讲，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搜查日货。
1922年，曾中生中学毕业后返乡。他目睹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救民于水火。那时候，他觉得武力可以救中国，便决定投笔从戎，到军队里去找出路，于是便参加了军阀沈鸿英的部队。由于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不久，就提升为参谋。
一次，沈鸿英部向广西进发，受到唐生智部阻击。沈鸿英便派曾中生带着他的书信去唐生智处活动，一番调解斡旋之后，终于化解了一场干戈。在沈鸿英部曾中生虽然深得赏识，但他渐渐认识到军阀内不过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而已，靠这样的军队救民于水火显然是绝不可能的。于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毅然在1923年离开沈部，去寻求新的救国之路。
1924年春，曾中生来到湖南衡阳中学。在这里，他找到了正在衡阳三中读书的弟弟曾希圣和在衡阳三师读书的资兴同乡黄义藻等好友。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早在1921年冬天，毛泽东就在三师建立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1922年5月2日，毛泽东本人在第三师范筹备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正是在三师曾中生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从《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中，学习了崭新的革命道理，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正是当前贫弱的中国应走的道路。
这年秋，曾中生千里迢迢步行来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这里生机勃勃、处处充满革命气氛，他受到感染很是兴奋。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了，孙中山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一所新式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曾中生于1925年报考了黄埔军官学校，半年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是军政并重，军校设有政治科，当时任职的政治教官有着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在他们的教导下，曾中生深入钻研《社会主义》、《政治学》、《农民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受到了深刻的革命理论的洗礼。尤其是他还经常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和报告，逐渐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在黄埔军校时期，曾中生还参加了革命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在李之龙等共产党的领导下，曾中生负责青年军人俱乐部的一部分工作。他积极活动，利用《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革命刊物做宣传，把许多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为了抵制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军校里的一批反动学生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这个组织专门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他们千方百计地向进步学生寻衅滋事，制造事端。
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林振雄挑起事端，还向共产党员李汉藩打了一枪，虽未打中，但这件事引起了革命师生的强烈愤慨。事后，虽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商讨，并将林振雄撤职查办，但右派的寻衅破坏活动并未停止。在我党指示下，青年军人联合会派出代表向蒋介石请愿，曾中生是请愿代表之一，他和代表们一起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曾中生明确表达了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他还和同学们一起高呼革命口号，蒋介石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黄埔军校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曾中生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他更加积极地靠拢党组织，党分配的任务他尽心尽力地完成。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1925年底，曾中生加入了共产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曾中生被派到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唐生智原为湖南军阀，投靠国民政府后，任前敌总指挥兼湖南省主席，他的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首要任务是攻打吴佩孚。曾中生到职后，根据党的指示，积极推动唐生智率师北进。他还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参加建立和整顿政治机关，对部队士兵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发展党的组织。第八军中由于这些共产党人的推动，军心大振，部队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积极配合。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唐生智一时闻名大江南北，他也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对曾中生更是倍加赞赏。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曾中生在《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他根据党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起，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大力支持和推动唐生智继续北伐，宣传工农运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这一时期的《汉口民国日报》，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喉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中生是讨蒋委员会的一名积极分子，在各种场合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曾中生遂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后奉党中央指示去上海。同年9月，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期间，曾中生有机会认真研究了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等问题。1928年5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和号召更加激发了曾中生的斗争热情，会后他主动提出回国工作。1928年冬，他回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
当时的中央军委在周恩来领导下，与各根据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中生有机会看到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文件、报告。对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有了初步认识。
1930年4月，曾中生被派到南京市委做组织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再三嘱咐他，到敌人统治的心脏去斗争，首先要依靠群众，建立坚强的党组织，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到南京后，曾中生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制定出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他还积极领导开展了在白区的兵运活动，秘密将敌人的一个学兵营争取到我党的领导下。
不久，李立三等“左”倾领导人提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命令南京市委领导学兵营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南京，并任命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曾中生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仅以学兵的力量，在敌人统治中心夺取政权是极不现实的，故提出异议，但被中央否决。后他又提出避开南京，拉部队上山打游击的建议，也未为中央和江苏省委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曾中生只有服从中央决定，他冒着生命危险，执行起义计划。就这样，在“左”倾盲动错误的指导下，南京党组织举行“飞行集会”，组织武装暴动，使许多党员身份暴露，党组织遭受了空前的损失。“仅四个月内，市委机关两度被搜查，全市党员一百多人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此外，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因搞‘兵变’而暴露，惨遭秘密杀害的至少有40人，至此南京党组织已是第六次遭到如此之大的破坏了。”
值此危难时刻，江苏省党委任命曾中生为南京市委书记，以恢复党的组织，拯革命于水火，此时，曾中生已是敌人四处搜捕的要犯。一次，曾中生在公园碰到黄埔军校的几个反动军官。他们一边缠住曾中生到茶亭喝茶，一边暗中通知宪兵前来捉人。在这紧张时刻，曾中生沉着机智地应付托辞有约，骗过了反动军官脱离险境。不久，即被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
1930年，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边根据地主持工作。他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加强鄂豫皖边特委和军委工作，不仅取得了反“围剿”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往鄂豫皖边，11月28日，他到达孝感地区的樊家村(当时鄂豫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会见了原特委书记郭述申。这时，红一军因进攻姚家集与黄安遭受损失，准备脱离根据地，去攻打武汉外围的敌人。曾中生认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和冲破敌人的“围剿”，因此，他派他人去通知远在数百里的红一军回师北上，自己回到七里坪(特委所在地)，准备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的指示。
这时正是各路敌军发起进攻的时候，形势危急，根本无法举行原定的扩大会议，有鉴于此，曾中生立即召集原鄂豫皖特委和临近各县委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鄂豫皖边区临时监委、临时军委会以及三省的工农临时政权等问题，加强了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制定了反对敌人“包围会剿”的计划，要求各级干部都领导群众作直接的革命斗争。在军事上建立了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将原有的补充军集中起来，分三路，由前敌指挥部指挥，配合装备了新式武装的教导队，配合群众斗争来牵制敌人，使敌人不敢冒进与分散。
会后，曾中生派专人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临时特委的决定。红一军奉命回师北上，到商南地区与独立师会合，然后东进恢复皖西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近10万人的兵力，向根据地一齐推进，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着敌人的疯狂进攻，曾中生沉着应付。在他的指挥下，12月红军连克金家寨、独山等，并攻占了苏家埠，直逼六安城下，歼敌3个团和大量的地方武装。后敌陈调元1个师零1个旅分成三路，向皖西方向进犯。曾中生指示红一军集中主力歼灭其中路一个团，继而，在运动中又击溃南、北两路敌军。敌军遭到如此沉重打击，被迫退出皖西，皖西根据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到1.8万多人，取得了皖西反“围剿”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