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林彪一直处于养病状态。1959年庐山批判彭德怀后接任国防部长，大力神化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策划打倒老干部，拉一派打一派，终于形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解放后林彪长期居家养病，仅挂有军委副主席一职，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才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林彪上任后立即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提出学毛着是学马列的捷径，说学毛着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中央其他领导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也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惟有林彪与众不同，他大讲大赞毛泽东的优点、功绩，他说，1958年以来，党工作中的错误和当时出现的困难，不是中央领导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中贯彻执行中央路线的问题。还特别强调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如同学生上学缴学费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林彪这一显然并不实事求是的发言，毛泽东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毛泽东让田家英等对此讲话作了文字上的处理，阅后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成为“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主次等根本性问题作了全面规定。会后，林彪成为党的惟一的副主席。8月16日，他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在部队军以上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1959年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引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抗争。1967年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问题拍案而起，怒斥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此后，林彪等人继续打击老一辈的革命家。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合伙围攻“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林彪在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十二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为这次围攻作了“总结”。会议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在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在党的九大上，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对立。林彪篡权心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竟丧心病狂地要谋害毛泽东，事情败露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被选为党中央和军委的副主席，并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叶群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九大召开之后，讨论修改宪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出任。毛泽东6次表示不同意，林彪仍然坚持。江青担心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大权在握，也是极力反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围绕要不要设国家主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给争论增加一点理论色彩，陈伯达找来七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称天才的语录，来证明毛泽东是天才，应当当国家主席。陈伯达的讲话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说陈伯达是“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并专门召开了批判陈伯达的华北会议。林彪等人也急忙写检查。
华北会议召开之后，毛泽东又在吴法宪、叶群等的书面检讨上作批示，批评了黄、吴、叶、李、邱，并将矛头直指林彪。毛泽东说，他早就认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他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了招呼。”此处的个别同志即指林彪。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他们搞马列语录一段话旁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教，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这同样是指认为只需用百分之一时间读马列的林彪。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四个伟大”讨嫌。斯诺对他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解释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对于毛泽东这些批评，林彪表示沉默。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似乎又回到了他出任国防部长之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这一期间的活动鲜为人知。他1971年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一次是“五一”晚间在天安门城楼看放焰火，他告了病假，但周恩来坚请他去，他去后同毛泽东、西哈努克夫妇坐在一桌，但坐了几分钟便不告而退。第二次是6月中旬，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罗马尼亚外宾，林彪和周恩来作陪，但林彪只在会场坐了几分钟就退了出来，在湖南厅外的大厅枯坐。
197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焰火之夜，被毛泽东识破野心的林彪怀着满肚子的仇恨，姗姗来迟。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始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耷拉着脑袋，仅坐了两三分钟便不辞而别。与林彪深居简出成强烈反差的是林立果的猖狂活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陈伯达被揭露后，林立果气急败坏地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随后他在与已参加其反革命别动队的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陈励耘、空三军政委王维国的密谈中分析：“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他认为黄、吴、李、邱等“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1970年秋，林立果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乃将其以空军调研小组为基础扩展起来的反革命别动队命名为“联合舰队”，又称“小舰队”。随后，他们炮制了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进行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8月14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沿途分别同湖北、河南等7省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指名批评了林彪及其一伙。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的斗争，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还说：“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但是他又说：“犯再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还提到了叶群。他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毛泽东这些话很快由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刘丰(武汉部队空军政委)、顾同舟(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于新野等于9月5日、6日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个手令到北京，在“联合舰队”内密谋杀害毛泽东，策划攻打钓鱼台，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行为早有洞察，他临时改变行程，于9月11日提前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使得林彪集团的谋害计划落空。谋害不成，林彪一伙又决定南逃广州，形成割据，此计又不成，乃决定外逃。
9月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在北戴河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飞机起飞后，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降落时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死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不仅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实际上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
(流云)
早年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后随军北伐，又进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公略回湖南开展兵运，发动嘉义暴动，成为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黄公略，原名汉魂，字家杞。1898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桂花乡。父亲黄秀峰是个落第书生，在家务农兼教书。黄公略自幼随父读书，10岁入附近的峒山小学，毕业后又来到离家60多里远的永丰高等小学堂求学。在这所新式学校里，黄公略接触到了白话文、自然科学等新知识。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目睹国势日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逐渐树立救国救民之志。
年少的黄公略盼望国家能强大起来，常常背诵屈原、文天祥等人的诗句以自勉。他也喜读兵书，一次有感于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后终建功立业的故事，便改名为黄公略，希望自己也能像张良那样建功立业，对百姓、对国家有所贡献。
1914年，黄公略从永丰高小毕业后，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便在家乡当老师。第二年，父亲去世，黄公略打算外出求学，可是异母兄长以经济困难为由，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反而要他弃教种田。黄公略非常气愤，心想书读不成，就去从军，一样能报国。次年底，他离家赴长沙投奔了湘军，开始了戎马倥偬的一生。
黄公略投入湘军之时，湖南军阀正打着护法、统一中国的旗号，和北洋军阀争夺地盘。自1913年到1920年6月间，北洋军阀的汤芗铭、傅良佐和张敬尧先后督湘。他们在湖南疯狂镇压革命，搜刮民脂民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张敬尧督湘期间，湖南更是十室九空，人民苦不堪言。因此，湖南人民对北洋军阀恨之入骨，而对当时遭到北洋军阀压迫的湘军则寄以厚望。
黄公略投入湘军后不久，因其书写绘画方面的才能而得到营长的赏识，被调任营部文书。
1918年4、5月间，黄公略所在的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团部在驻地浣溪圩(位于湖南茶陵、酃县之间)举办临时训练队，兼教军事、文化，黄公略被任为训练队国文教员。在做教员期间，他结识了在训练队学习的彭德怀和李灿，三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好朋友。1920年6月，驱张(敬尧)运动结束前夕，黄公略因工作出色而被提为排长。
在这期间，黄公略从军阀混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要救国救民，绝不能依靠湘军这样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在六团临时训练期间，他和彭德怀就团结了一批人，大家互相勉励，以救国爱民为宗旨，坚决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彭德怀组织的救贫会的活动。1921年底，他和彭德怀、李灿等5人秘密讨论救贫会的章程时，将平日讨论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黄公略为这几条纲领的制定感到非常兴奋，他高兴地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在湘军的这些活动反映了黄公略急迫地想要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他希望从自己做起，能带动一大批人，为着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
同时，黄公略从自身参加军阀混战的经历中也体验到要救国救民，不搞军队是不行的。受这种想法的激励，他于1922年秋，与李灿和彭德怀一起投考了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
1923年8月在讲武堂结业后，黄公略回原部队，任副连长。就职前，他请假回家探亲。在探亲期间，他和农村姑娘刘玉英结婚。黄公略探亲归队后即参加了反对赵恒锡的战争，同年11月升任连长。
1926年6月2日，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誓师北伐。7月12日，北伐军攻下长沙。唐生智将原湘军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周磐任师长。黄公略所在团改编为第一师第三团，他仍任连长。国民革命军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和团、营政治指导员经常向部队讲授革命的道理，还在进步分子中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等书刊，黄公略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了解。
第一师经过短期整训后，随军北伐，黄公略在北伐战争中作战十分勇敢。10月10日，进攻武昌时，他率领连队向宾阳门进攻，但多次冲锋均被敌人打退。这时，他冒着炮火，身先士卒，从云梯爬上城墙，将敌人的机枪炸哑，终率部队冲上城头，他的英勇行动受到上级的嘉奖。
攻克武昌后，部队经孝感、花园等地开赴宜昌过春节。这时，刚好黄埔军校要从国民革命军中招收一批年轻军官到高级班学习。这个高级班是黄埔军校为适应北伐节节胜利，部队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为培养高级幕僚人员而设立的。黄公略对黄埔军校向往以久，获得上级批准后，即去应考，结果一试而中。
黄埔军校高级班设在广州长堤原海军司令部旧址，设有军事、无线电及化学三科。1927年1月开始上课，黄公略就读于军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