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8岁入私塾，后考入新式学校——江津中学。因参与抵制日货事件被迫离校，后赴法国勤工俭学。
江津位于川东丘陵地带，因浩瀚的长江横过县境而得名。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前两天，距江津县城60余里的一个名叫吴滩场的小镇，出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日后会成为中国十元帅之一，成为江津县骄傲的聂荣臻。
他是石院子中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夭折于襁褓之中。夫妇俩为了给这个男孩起个吉祥的名字，遍翻书籍，当翻到《随身宝》上的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时，说就是它了。按照聂姓家谱排列，聂仕先的孩子是“荣”字辈，于是，这孩子就取名为荣臻，号福骈，小名双全。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家庭中，过早担起一家生活的重担，磨练出老成持重，少言寡语，意志坚强，待人处事公道的性格。这种性格全部遗传给了聂荣臻。聂荣臻的母亲唐氏，是乡间的大家闺秀，心地善良，温柔娴慧，她极力分担丈夫的忧愁劳累，勤俭持家，这些也给了聂荣臻极大的影响。
聂荣臻懂事很早，四五岁上就帮助母亲干家务活了，六七岁就闹着要上学读书。由于家庭困难，聂荣臻8岁才被送到外祖父家读私塾。私塾先生是前清秀才，要求学生很严格。虽然聂荣臻聪慧好学，几乎过目成诵，但他很快就对摇头晃脑、咬文嚼字的私塾先生不满足了，他想知道他熟读的《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等书中的意思，就利用空闲去请教长辈。这样，聂荣臻扎扎实实读了4年书。几十年后，聂荣臻回忆说，那几年学习为我以后打了个相当扎实的基础。
那时，聂荣臻在沉闷的外祖父家中，也有难得的乐趣。他三舅在当时的重庆最高学府重庆法学校读书，每次回家，都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聂荣臻读私塾时，正是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国家政治上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他三舅的亲戚朋友，有的是保守的共和党，有的是激进的国民党，常常争论各种问题。聂荣臻年纪小，不懂政治，但他听得津津有味。他后来说，尽管搞不清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已经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这样，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不知不觉地闯入了聂荣臻幼小的心灵中。
在家中，聂荣臻也在努力实践变革的思想。他听了三舅讲男女平等的道理，就请求父母让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出去读书。后来看到妇女小脚之苦，又一再恳求父母不要给妹妹缠足。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后，给家中的来信也多次提到此事，终于使父母放弃了给妹妹缠足的念头。
辛亥革命胜利后，各地开始兴办新式学校，聂荣臻在私塾无理遭到体罚，被打了耳光，脸、耳红肿多日。于是他就借机离开私塾，进了插旗寺小学，以后又转入离吴滩镇仅20余华里的九如镇高等小学。这所小学开设军事课，设在长江边的沙滩上。无论天阴天晴，学校都坚持上军事操练课，并制作了操练使用的木枪，这一段军事课无疑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这时的聂荣臻，还是一心扑在书本上，借一盏如豆的油灯，静心读书。他专门把古人的一句话“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17年夏天，聂荣臻从九如镇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江津县中学。
江津县立中学，是当时县里仅有的一所中学，它创办于1906年4月，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办起的一座学制4年的新式学校。
中学时代，聂荣臻已十八九岁，他处在动乱之中，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货如开闸的洪水涌入中国，也涌入偏僻的四川。江津县城的百货商店里，堆满日本货，本来就引起聂荣臻和同学们的强烈反感，1919年又传来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学生们先是激昂地议论，终于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表示强烈抗议。寒假中，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同学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在寒假中参加了家乡宣传组，到各地作过几次演讲。后来聂荣臻回忆说：那时演讲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
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闭塞的四川县城并不知道遥远的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也并不知道他们自发的声讨二十一条的行动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聂荣臻是寒假结束后回到学校后才知道五四运动的，他和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学校和江津县城的街头集合游行，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老百姓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
江津县城守着长江，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但是所有的商店都是日本货，担任江津学联宣传委员的聂荣臻和同学去动员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大商号不理睬，小店铺也跟着跑，谁愿意把花钱买来的货物积压下来呢？这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学生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几家大商号进行搜索，对查出的日货一一登记，封存起来，准备烧毁。学生还沿江巡逻，不准装有日货的船只靠岸。
这一行动惊动了江津县长，他亲自出面调停，想用武力压服学生。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聂荣臻带领江津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冲上街头，与事先串联好的别的学校的学生汇合，一齐把封存的日货搬到东门河坝，同时学生代表去做江津县长的工作，迫使他同意参加焚烧日货的大会。
这次焚烧日货的大会是江津县史上的一件大事，参加大会和观看者达数千人之多。聂荣臻看见自己领导的斗争获得成功，十分兴奋，在浓烟滚滚的烧货现场发表了长篇讲演。他列举大量事实，分析了“凡尔赛和约”划分势力范围，加紧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侵略罪行，声讨了卖国贼的奴才行径，批驳了大商号老板坚持贩卖日货的错误行动，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1922年夏，聂荣臻(左一)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时留影。烧毁日货后，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买通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下毒手了。这样，聂荣臻和几名学生代表在学校再也待不下去了，他们趁暑假离开学校，到了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办法。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很缺乏劳动力，因此，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成了。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省是湖南和四川，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有30多人。聂荣臻没有在重庆读留法预备学校，他和同学商量，与其在预备学校学法文，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经过反复与家人商量，终于得到家人的同意。
1919年11月下旬，聂荣臻和同学办好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签证，从重庆乘船出发。
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12月9日，聂荣臻和同伴乘坐法国邮轮“司芬克斯”号从上海的杨树浦码头启航，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航程近9000海里，历时30多天，于1920年1月14日抵达法国的马赛港。
聂荣臻抵达马赛，休息了两天，游览了马赛市，然后随专门来接他们的华法教育会的代表到了巴黎。
在欧洲学习期间，聂荣臻参加“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并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军事。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北伐战争，率先攻入武昌城。
在巴黎等待分配学校的时候，聂荣臻约上好友，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等名胜古迹，更细细地瞻仰了巴黎公社社员墙。聂荣臻站在公社墙前，伫立良久，望着墙壁上的累累弹痕，对巴黎公社的英雄们肃然起敬。一种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充满他的心胸，他痛感出国留学负有无穷的责任，决心立百折不回之志，学不成，誓不归。
很快，聂荣臻被分配到蒙塔尔纪中学补习法文，在这里他结识了陈毅、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
不久，聂荣臻因为蒙塔尔纪中学中国学生太多，被转到法国北方的德洛中学补习法文。他从家中带来的钱，除一半用于轮船旅费外，剩下的也在德洛中学花得差不多了，就去了一家橡胶厂做粗检工。那时法国工厂好进，报上的招工广告多得很，写封信去，答复很快。初到法国的两年间，聂荣臻跑了许多城市，进了许多工厂，但是法国的工厂都差不多，学不到什么技术，尽是粗工作。他进的第一个工厂是检查轮胎，肉眼看一下，是否合格就行了。因为学不到技术，干了两三个月聂荣臻就走了，换了个克鲁邹钢铁厂。他炼过焦，以后又做过钳工、车工。但是还是学不到手艺，于是又换了工厂。聂荣臻去莫斯科前，是在巴黎的西门子工厂。
在法国的两年中，工厂进了不少，但学校只有两所补习法文的中学。在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中，大多如此。做工的多，读书的少。虽然战后的法国生活水平不高，法郎币值也低，一个银元可以换十来个法郎。但是，聂荣臻的家庭无力支助自己的爱子，他只有打工，交了房租和伙食费后，所剩无几。经济不允许，因此求学很难。聂荣臻在苦闷中并没有改变实业救国的初衷，他还是想学一门技术，这与他后来在几个职务中挑中了国防尖端科技一样，他对科学技术永远有一种热爱。当然，后来的他已经不是实业救国论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