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小说里有作家的思想背景，但绝不是思想，小说不是去说明什么伟大的发现或对历史重新书写，小说永远关注人在时代意志下的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和处境。小说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分析的。我对好小说的评判标准是：阅读完一部小说，像是重新活了一次，会百感交集，看待世界的目光会拉远，对世界的看法在那一瞬改变。即使只是一刹那的改变，也够了，因为这个坚硬的纹丝不动的世界终于有了柔软的时刻。
七、小说的结构应该像一棵树，自然生长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也是结构的艺术。小说的结构往往是作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作家不能够为了某个理念去设置一个结构，结构不能过分强势。如果结构强势，那一定会格式化生活的丰富性，格式化人物的复杂性。好的小说结构应该像生活本身，要像一棵自然生长的树。
《风和日丽》的写作终于抵达终点了。重新打量这部小说，我惊讶地发现，这部小说具有奇异的对称性。在《风和日丽》这棵树上最初萌生的众多嫩芽，随着时间的流逝，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成了树枝，向天空展示出它们各不相同的身姿。在小说结尾处，枯枝重现，开头的元素一一浮现，小说结束在开始的地方。这种对称性不是刻意为之，更像是自然造化塑造而成。
对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反思
我谈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一、情感信服力的不足
情感信服力是写作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老老实实地写，现实主义地写，当然不存在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一开始就受到现代主义系统性训练，对现代主义的技巧心领神会，所以，再想要老老实实写就比较困难。大家都知道，现代主义文学有几个关键词：存在、冷漠、异化、绝望、隔阂、荒诞等等。看看这些词就知道，小说没有人的正常的情感。这几年我们生产的小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种情感状态。比较热衷写丑陋的事物，充满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叙述，什么奇怪的想象都有，但缺的可能就是人的正常情感，也很少处理人之所以为人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时刻在规约我们的伦理关系。
我看到很多作品，喜欢把人物从正常的生活推进到所谓的荒诞境地。这本来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如果写得有情感信服力，那当然很了不起，但作者往往采用一种漫画式的夸张的平面的处理方式，采用一种超现实的处理方式。特别是那些同读者建立的契约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读者要求你老老实实写，结果，作家并没有这样的耐心，让人物飞了起来，成了其理念运行的符号。
我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文本当中，我看到很多描写父子关系的小说，理念也相当现代，讲述父子之间的疏离，可这种疏离往往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处理，比如不说话，不交往等等，这样粗暴地处理后，人物之间的精神对峙都被取消了，根本不顾及这种疏离中人所要面临的伤痛。同样写父子关系，库切的《耻》里写得就很令人信服。主人公因为犯了桃色事件，到了女儿的农场，父女俩关系很隔膜。一天，来了几个黑人，先把父亲打昏，然后强奸了女儿。父亲醒过来，发现女儿穿着睡衣，父亲很想拥抱女儿，问女儿好不好。但女儿看到父亲的狼狈样子，说：你怎么搞成这样了？女儿是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她先关心的是她的狗，她钻进了狗窝。这时，父亲也跟着进了黑暗的狗窝。在这个场景中，人物的正常情感都在，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那种引而不发的伤痛和怜悯。而不像我们，反正也没有正常的情感，怎么编都可以。
又比如写到“文革”，我们往往满足于对“文革”的公共想象。“文革”的恶想当然地成为一个符号，甚至可以没有“恶”的人物形象。这是多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恶也是要有形象的。而我们只要一个符号就可以了，只要让符号去打人、杀人就可以了。
文本的背后一定存在理念，存在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没有理念恐怕是很难结构一部长篇的。但小说肯定不是理念，我们为什么写小说是因为这世道有着我们的理念无法说清无法概括的困境存在。这当然也是老生常谈。
总之，对小说人物我的想法比较古典。要写好真切的复杂的有正常情感的独特的人物，并且令人信服，是件不容易的事。处理这种正常的现实的情感关系并且要有深度，需要的是更深的洞察力，也是要有想象力的。我们对想象力的理解往往是以为书写那些怪异的不着边际的事物就叫想象力。其实，对人物的复杂性的深度理解和挖掘也叫想象力。
二、社会反思能力的欠缺
现代主义文学其实有一个反思社会、反思人的处境的功能，但80年代，我们在学习这一文学传统时，即在所谓的先锋实践时，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形式上，并以形式的名义走上了一条所谓“纯文学”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气息基本上是那种远离尘嚣的气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文本，可以发现，当时的写作喜欢把历史和现实的背景虚化，在某个封闭的环境中，去探讨所谓永恒的人性。当时的口号是给文学减负，承担它能够承担的。
但是我想，文学肯定不是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肯定离不开当下面临的问题。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精神问题，人的处境肯定不同以往。而我们应该关注这不同之处。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条鱼在大海里，叫自由，在鱼缸里也叫自由，我们恐怕还得研究这条在鱼缸里的鱼，也就是中国问题。而不是把一切虚化，去寻求所谓普遍性问题。说到鲁迅先生，他其实一辈子就在探讨那小鱼缸里的鱼，而冰心却在写大海里的鱼，她提出的比如和平、博爱等，确实是普世价值，但中国有着自身无比复杂的问题。鲁迅的伟大是显而易见的。
我因为在文学刊物做编辑，接触不少很年轻的写作者，令我惊奇的是，他们的文学热情往往是因为热爱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他们的写作也是从模仿这类文学开始的。可见，所谓的先锋文学已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我们是不是对文学有一种狭隘化的理解？对所谓“纯文学”的理解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想当然的惯性？如果文学具备社会反思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文学去承担这种功能？
这些年的写作，也不能说没有反思社会的作品。但那种关注现实中人性处境，既具有人性深度又有社会反思能力的作品确实是不多的。
三、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
前面讲到，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确实擅长描写丑陋的事物，擅长揭示所谓的人性之恶。这当然有其历史原因，就像我们迅速接受20世纪现代主义观念一样，自有其社会演进的价值逻辑在。
新时期以来，原有的道德乌托邦崩溃，那些道德英雄因为脱离人性而不再被人接受，人性恶的观念普遍被大家接受。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擅长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所擅长的。
如果说，在道德英雄主义盛行时期，在小说中涉及人性之恶还有其启蒙意义，但现在，这个观念已成为一种常识。人们只要看看身边的事实就可以明白：食品是假的，药品是假的，当然情感更可能是假的。人们早已明白人性的贪婪了。现在你如果再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指出人的丑陋，人们可能是会腻烦的。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渴望的恰恰是温暖人心的东西。从某种意义说艺术得以成立是因为人们的心理需要，是因为人们需要精神抚慰。所谓的文学史，据我观察，其实是一部时代精神需要或精神渴望的历史。
可是，要写出人性的温暖，并且要有深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比写丑陋更难，更需要想象力。比如，我在《天涯》杂志上看了关于徐本禹的资料，我很感动，像他这样的人，真是近乎圣人。我们的小说里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把这个人物写到小说里，我猜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对这类人物有令人信服的叙述。这是相当奇怪的事。我们所掌握的这套话语系统无法去叙述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叙述，那也必须通过“小人之心”的办法，从这个人身上看到所谓的“私心”。这样，我们才会放心，他终于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这类人物面前无能为力，正好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也证明了我们所掌握的话语其内在的精神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