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师的作战科长高圣轩入朝前还是二三九团的参谋长。他们团的部队驻在泰安，出发上东北却是到泰安以南几十里的大汶口，可能是因为“泰安车站部队多挤不开”。出发前那天，“大概是十月二十九号，团长、政委、副团长几个上曲阜参加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听朱总的动员报告，第二天团长就从曲阜打来电话，让把部队从泰安拉到大汶口，要求全副武装带背包行李。我通知各营集合出发，把队伍带到大汶口车站，到那里一看，一列一列火车早排好了……”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高圣轩按照团长、政委的命令，让作训股划分车厢，组织部队登车。把各营的干部召集起来，“只告诉他们要上东北，问去东北干什么？告他们去‘看情况’，问看什么情况？告他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然后按团长、政委指示，把营干分到各个车厢，准备出了山海关再进行入朝作战动员……”
十一月上旬那些天，从泰安往南：大汶口、兖州、邹县、滕县——沿铁路线各个大小车站上一派忙乱，人喊马嘶。一列列火车装满了人马物资，机车喷吐白雾，车轮轧轧轰响。由于当时志愿军出兵朝鲜尚未公开，因此，各车站只有匆匆来去、紧张忙乱的军人，见不到欢送出征的人群。
也有极个别的例外——
二三九团二营机枪连通信员赵书林就看到，炮连他的一个叫彭虎的老乡，“他娘儿们挽个包袱送他到大汶口火车站，那娘儿们两眼哭得烂杏儿一样。”
赵书林和彭虎都是鲁中人，两人的村子相隔不过七八里。彭虎在炮连管喂牲口，“值班那天，他骑骡子摔下来，摔晕了，给家里写了信，娘儿们来了，算见了一面……”
后来，赵书林这位老乡最终“没能够从朝鲜回来”。
二三八团团长阎川野是为数不多的享受到妻儿送别待遇的军官之一。他指挥的团队是在泰安登上列车的，列车开动前，他回头看了看站台上十几个留守人员——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夹在当中。“她也是军人，但是那会儿女儿还不满周岁，她不能跟部队入朝”。阎川野在列车开动时，向妻子招了招手，发现“她眼里有泪，女儿却在她怀里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在兖州以北的吴村车站，二十军五十九师政治部的列车即将启程——一七五团二营副教导员方策来送别他的前任万中原。那时候，万中原刚刚由二营教导员的职位上被平调到师政治部当副科长，他“忍着心中的不快，离开二营，随师政治部的车厢行动”，刚刚上任的副教导员方策紧握着万中原的手，再三叮嘱他：“到了上级机关，别忘了咱们二营，多帮助我的工作……”却不料，这一握别竟成了两人间的永诀。若干年后万中原曾想到，如果不是入朝前由方策接替了他的职务，那么后来或许是万中原战死在朝鲜而不是年轻有为的方策。
在二十六军驻地滕县，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七连指导员赵可鉴“非常满意”地督促他的连队登上火车，很高兴“全连两百多人一个都不少”。原因是，他的连队从上海开到滕县后，“一下子补了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过来的四十多个人”，上级要求他们“巩固部队，不能有开小差的”，他跟连长一商量，决定采取措施：早晨起床时，“要求连干先起，起来叫排干；排干起来再叫班长；班长起来再叫战士起。”赵可鉴至今依然“非常满意”这个措施，这让他“把一个加强连两百多人齐装满员地带到了抚顺……”
入朝前，几乎所有的师、团都在山东补了兵，兵源基本都是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士兵或是解放过来的俘虏兵。不少部队采取的措施是列车到站临时停靠一律不让下车，“大小便在车上，用木桶盛，到站派人抬下去倒。”八十一师二四三团一连连长黄万丰对此身体力行，“每回火车停下来，干部都站车门口把着，怕解放兵开小差跑。屎尿派人抬下去，干粮、服装让下边朝车上扔……闷罐车，吃喝拉撒睡全在车厢里，臭气熏得头疼……”
这样的闷罐车也不是都可以坐得上，由于人多车皮少，连敞篷的运货车厢也用作运兵车了。在姚村站上车的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一营，便把营部设在紧跟机车之后的一节敞篷货车上。营长高福成、教导员陈明伦和大家一齐动手，撑开几块帆布，用绳子绑紧在货车车帮上，使这节货车的前半截有了“顶棚”——铺上一抱一抱的麦秸马饲料，大家不分上下级，人挨人挤坐在一起，就连随营行动的师宣传科科长黄苇也夹在中间。列车开动后，“车轮滚、汽笛鸣、骡马叫，加上机车掠过后卷起的冷风、烟尘、灰土和骡马粪便的臊臭，从山东姚村一直忍到通化以南，熬了四天四夜……尤其是从沈阳到通化火车钻山洞，黑烟呛得骡马又踢又蹦，人呛得肺要炸……”
九兵团几个军当中，二十七军最先由杭州湾北移山东；十一月一日，又最先开始从泰安登车北上赴朝。但是，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二十七军的入朝上演了“二进宫”，兜了大圈子绕冤枉路不说，还真成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从泰安出发前，按照兵团部署，二十七军计划由泰安直开沈阳，再东至梅河口，折向以南的通化、辑安辑安，今集安市。由辑安过鸭绿江入朝，投入朝鲜东线战场。但该军部队行车途中被拦截，转道沈阳以南的安东安东，即今丹东市。
二三八团所乘的列车在沈阳被拦：车站军运处上来人通知车长接电话，被指定为车长的二三八团团长阎川野下车到军运处接电话——“是东北局书记高岗责成秘书长刘英打的电话，要求我们的列车改变原定行军方向，不去通化、辑安，而转道安东……”
阎川野奉令率部队由沈阳南下，连夜赶赴安东。“到了安东车站已是第二天上午，是十一月四号了，我按刘英的交待，找到五十军首长接受任务——五十军政委徐文烈命令我团当日黄昏登车入朝，进至南市洞车辇馆地区参加歼灭英二十七旅的战斗。”
当晚，作为二十七军先头部队，二三八团便在阎川野的率领下，“坐火车连夜开过鸭绿江”。
二三九团的列车原本在二三八团的前边，“一直过了沈阳，向东开到梅河口才给拦下。”因此，他们的车不得不“跳线”折返沈阳，再南下安东。
据该列车的车长高圣轩回忆，他们团“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的二营合编乘一列车，列车编号为三○一三”。车至梅河口时停下，上来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自称是车站的站长，要列车上的指挥员到站长室接电话。
高圣轩下车到了站长室接电话，“是东北军区打来的，让我们这趟列车赶快到安东去。”高圣轩想，原任务是到辑安入朝，现在列车已到梅河口，离通化、辑安不远了，再绕回沈阳南下安东，不是走冤枉路了吗？他这么想着，就随口向对方说，二十七军的命令是让我们到辑安。却不料对方说，他是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姓王，“你们只管调头去安东，一切由我负责任！”高圣轩又问对方，三○一三号车上是两个部队，还有七十九师二三六团的一个营在车上，咋办？对方回答：“都去，二十七军都去安东！”
都问明白后，高圣轩心里踏实了，才让梅河口的站长给他的列车“跳线”，折转头返回沈阳奔了安东。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车到安东，却找不到上级指挥员。高圣轩先来到“窗子大开、乱纸满地”的站长室打听，站长让他到隔壁找军代表；军代表又让他去找安东军分区……“找到安东军分区门口，看见了我们师参谋长，向他报告，他说好好，赶快组织部队今天入朝。我说，我二三九团后头还有一列车人呢！参谋长说，别等，你们先走……”
当天晚上，高圣轩带着队伍“坐火车过了鸭绿江桥，对岸新义州一片漆黑……”
阎川野率二三八团是十一月四日夜过的鸭绿江，而高圣轩所率二三九团一部则比他们晚一天过鸭绿江。二十七军各师、团差不多都是在这两天匆匆由安东入朝，集结在朝鲜新义州以南几十公里靠近西朝鲜海湾的南市洞一带。遗憾的是，当时志愿军发起的第一次战役已近结束：十一月三日，美第八集团军已全线撤退；十一月五日，志愿军司令部已“下令各军停止攻击”——第一次战役遂告结束。
为准备粉碎美军的再次进攻，志愿军计划发起第二次战役。十一月六日晚，总部令四十二军主力于十一月七日凌晨撤出黄草岭阵地，转移至柳潭里一带防御，待九兵团入朝后再移至西线战场，而二十七军则由战场的最西端撤回安东，绕道辑安以东的临江，随九兵团进入东线战场。
这样，阎川野所率的二三八团在朝鲜南市洞“焦急和不安地等了两天”之后，于十一月六日傍晚急行军经新义州返回安东；而高圣轩所在的二三九团，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后，只在朝鲜待了一天，“听说英二十七旅撤了，第一次战役结束了，而东线紧张，要调我们到东线去”，于是又急行军徒步走回安东。
作为女同志，八十一师文工队的潘杰第一次入朝时没有过江，因为“车从长春绕回安东，没过鸭绿江大桥前，停了车，让车上的女同志都下来，然后部队坐火车过了鸭绿江……没过两天，部队又回来了，说要转移到临江入朝”。
临江是辑安以东的又一个中朝边界的小镇。从安东到临江，必须乘火车先北上沈阳，再到沈阳东北方向的梅河口，再由梅河口南下通化，经浑江后到达，“足足一千好几百里，结结实实绕一个大圈子。”更何况一支几万人的部队，枪炮物资、骡马车辆，几经上下火车的折腾，赶到临江时，已是十一月十三日了。
不过也不能说第一次入朝那两天没一点儿收获。二三八团由南市洞返回安东时，经过新义州，阎川野他们“看到了美军飞机轰炸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新义州炸平了，死伤遍地；鸭绿江大桥炸得七孔八洞，还着了火……这一方面增强了部队对美军的仇恨，另一方面，咱也见识了美国飞机的厉害，增强了咱以后的防空袭意识”。
高圣轩的二三九团收获更具体些，他们“得到了两个不错的朝语翻译”。原来是他们团从安东入朝后，见到“三三两两的朝鲜人民军往北后撤”，后来，有两个人民军少尉找到团里，“汉话说得很好，表示要加入我们队伍，说他们原来是四野的，家在延边……后经请示上级，把这两个少尉留下当了翻译。”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那就是二十七军由于第一次入朝后又返回，再由辽宁的安东折返吉林通化东南方的临江，实施第二次入朝——时间上的延宕，倒让他们有机会在沈阳、皇姑屯、通化、临江等沿途车站补充了一部分冬装。“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是比起头戴大盖帽、脚穿力士鞋入朝的二十军，那我们算是幸运了。”
差不多就在二十七军由安东折返沈阳准备去临江方向的同一天，在沈阳东站，九兵团机关乘搭的一辆军列在夜色中出发，直奔通化。除了兵团司政机关乘用的几节客车厢之外，列车拖拽的大都是闷罐车厢，载着兵团直属的警卫营、工兵营、侦通营和电区队等单位。
在电区队搭乘的一节闷罐车厢里，刚刚十八岁的周茂峰望着车顶悬挂的两盏马灯，听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剧烈震动声，想睡却又睡不着。那时候，他感到了寒冷的威胁：从车门缝隙处，总有一丝丝让人觉察不到的寒气透进车厢里，尽管区队上至队长下至摇机员六十多人挤在一起，底下还铺着一层厚厚的麦草，还是觉得身上暖和不起来。
这位年轻的电台工作人员虽然仅十八岁，但也颇有资历了：十五岁参军，十六岁在华东通信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司令部电台工作，随九兵团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之战。现在，他又要跟随九兵团入朝了。到底还是个年轻人，想法有时不免幼稚：“不是准备解放台湾吗，怎么大老远的往北跑？要是南方的部队管打台湾，北方的部队管上朝鲜，那多好，双管齐下嘛！九兵团要是去打台湾，那总比上朝鲜强些，台湾海峡虽然不容易强渡，但总不似这边冷得让人受不了呀！”
想想十月初在上海时候，还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的，可一到山东曲阜就感到些凉意了：夜里值班时穿着单裤两腿就“凉得发麻”。后来棉衣还没发下来，又要往东北开。他记得，十月底朱总来兵团做了入朝动员后，部队马上要登车出发，“当时兵团机关管理部门只向我们传达两点：一是上级指示去中朝边界保卫祖国北大门；二是棉衣暂时不发，因为南方的棉衣到东北不顶用，东北军区已给我们准备好了，需要的东西到了东北再发。”
可是没料到，“车出山海关气候突然变冷，电台值班人员不得不披上棉被御寒。”到了沈阳后，每人只领到一顶棉帽，棉冬装只有一件：领了棉衣的没棉裤，领了棉裤的就不给棉衣。
只有兵团首长情况好些，连首长的秘书也搞不了特殊：副司令员陶勇的秘书苏荣“也只搞到了一条棉裤”。
周茂峰也领到一条棉裤，“是马裤式样，干部穿的两边还有两条红边”，可是上身怎么办呢？总不能下半身过冬天，上半身过夏天吧？
“由于天气很冷大家都有些怨言，就传达指示说凡个人冬季装备未发齐的等几天运到后一律补齐”，于是就登车向中朝边境开。不过，周茂峰心里真没底：沈阳是东北军区司令部驻地，是大城市，在沈阳都没装备上，往下边去怕是更困难了。
周茂峰的预感果然准确，几天后，他还真是“一条棉裤过了鸭绿江”。
列车穿过寒冷的夜幕驰向通化。周茂峰双手抱着两肩，瑟缩在车厢板上铺就的麦草里，合上双目，试图让自己尽快睡着，以暂忘却周身的寒冷。这时候，有人从人缝中爬起来，走到车门一侧放的尿桶旁撒尿——哗哗的尿声溅起，“敲在桶帮上很响”，就听得有人被吵醒不耐烦地喊：“开开车门尿外边，哗哗的烦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