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七十九师二三六、二三七两个团被炸晚一天，八十师二三八团也遭到了轰炸。原籍山东荣成的团通信队指导员董传文说：“入朝后第三天早上，天刚亮，团部遭到敌机轰炸，伤亡很大。光我通信队的几个排：通信排、侦察排、电话排等，就炸死炸伤一共五十多人，其中炸死三十多——都是些刚到部队不长时间的新兵，也就十七八岁，一个个都骨肉分家、残胳膊断腿的……”
董传文他们抢救和后送伤员，掩埋死者，“忙活了大半天”，当晚，部队照例按时出发，投入朔风呼啸的冬夜，身后留下了八十师入朝后的第一批阵亡者。
整整十五万大军，陆续从辑安、临江隐蔽进入朝鲜东部盖马高原，渗透到冰雪封盖的狼林山脉的条条沟谷。按照预定的命令，各部昼伏夜行，秘密开进。二十军经由江界、云松洞进至柳潭里以西及西北地域集结；二十七军由临江入朝，在旧津里一带集结；二十六军由临江入朝，经中江镇进至厚昌江口地区集结。各部队跨出国门进入朝鲜后，立即在西伯利亚寒流挟裹的风雪中开始了各自十余天的艰苦行军。尽管这支队伍的来到过于仓促而缺少准备，尽管他们的武器简陋，衣裳单薄，随身携带着可怜的一点儿口粮，他们没有重型火炮，没有坦克和装甲车，没有空军的协助，但是这支队伍还是义无反顾地踏入了朝鲜东线战场。那时候，朝鲜人民军的残部正成群结伙地撤回北部，与南进的中国志愿军相交而过；逃难的百姓三三两两；城镇和村落是残垣断壁，烟火在寒夜中发出战争的狞笑，但是，九兵团的将士们还是迈着急匆匆的脚步来了！
有谁见到过这样的跨国出征的队伍。他们有的头上包着白毛巾，或是戴着临时用毛毯自制的帽筒。有的披着棉被当大衣抵御风寒。成千上万双穿着单胶鞋的脚踏碎了一处处冻结的冰层。他们吆喝着骡马，驱赶着牲畜前行，驮着不多的几门山炮或是几袋行囊。他们跨过鸭绿江时没有欢送出征的鼓乐，进入朝鲜以后只有扑面而来的风雪的欢迎。行军的队伍也并不雄壮威风，没有飘扬的军旗，军号也不嘹亮——被冻得号嘴和号手的嘴粘住就拿不下来，除非硬扯下一块皮。官兵们脚步疲惫，在冰雪沟谷一步一滑地踉跄不止……他们不久后将被国内的报刊文章欢呼为“最可爱的人”，但他们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爱之处。那时候，他们顾不上其他，只惦记着一件事：什么时候才能走完这受罪的风雪寒夜荒山路，到哪里才能吃上一顿热乎饭，或者能找个暖和的地方避一避这刺骨的北风。他们并不知道，战斗其实已经打响：尽管还没有与美国军队交上火，但是那零下二十多度（夜间最冷达到摄氏零下四十二度）的酷寒已将他们团团包围，而自然界的严寒似乎比美军的炮火更具杀伤力。
八十一师二四三团一连连长黄万丰带领着队伍在“茫茫的大雪”里疾走，他为了防寒，把从国内带来的一条毯子抖开披在身上。气候冷得让他留下极深的印象：“铁器沾手，我一拿驳壳枪，手上就粘脱一层皮”，“行军时，眉毛上是白的，棉帽的帽盖上也是白的。”
这个团二营的军医缄挺进倒是记得大雪中行军时的一点“好处”，他走在队伍里，“渴了可以直接从前边人的背上抓雪吃。”
最难办的是宿营。
所谓宿营，基本是走到哪里天亮了，就找山沟里隐蔽露营。有一夜，黄万丰看到雪坡上有些蒿草没让雪压住，就拢些蒿草铺在雪窝里，再铺上被子，“被子铺一半盖一半，睡一夜，身子底下的雪都不化。”黄万丰还记得，早晨起来时，听见“有人直抽鼻子”，他走到雪坡上查看，发现一个名叫黄克辉的广东兵，“冻得直流泪，鼻涕眼泪弄一脸冻冰碴。”黄万丰上前安慰这个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南方兵，听见黄克辉哭着说：“别说我，我老母亲八十多岁了，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呀！”后来黄万丰拿出了自己的毯子，也让其他连干部拿出各自的毯子，“在雪地剪毯子做手套，分给那些扛机枪扛六○炮的战士用。”
不过，最容易的事情也是宿营：二十六军政治部组织处的干事吕长佐每到宿营地，总是看见管理员“分配山沟”——扯着嗓子一喊：你们上那边山沟，他们上这边的山沟。反正在山沟露营，省得找房子、号房子了……那时候，一般找不到房子，就是偶尔有几间没被炸掉的民房，也不敢放心进去睡。七十六师师部就因为住过一个小村庄，“挨了飞机上射来一阵火箭弹。”当时，师政委孙方甫和参谋长在炕上躺着休息，“一颗火箭弹打到门口，把房子掀了半边。”多少年后，孙方甫总说自己命大，“参谋长惊得爬起来跳出去了，我躺着没动，心想炸死算球了，却是没伤一根毫毛。”不过，七十六师师部还是遭到损失，“有两三个警卫员负伤。”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寒，官兵们想出种种办法应付。八十九师一位叫秦叔宝的营长就发动大家“剪棉被做成手套、帽耳”，减少了部队冻伤。五十八师一七二团八连副指导员孙荣臣说，他们从杨根思连学了个好办法：“巧做帽耳。”他至今仍非常怀念和他在一个团战斗过的三连连长杨根思。“我们是南方部队，南方人多，入朝时单鞋大盖帽，杨根思想了个办法：把衣裳兜扯下来，再从被子角上扯些棉花塞到衣兜里，缝在大盖帽两边，当帽子的护耳；再加上头上包上毛巾，这么对付寒冷。”
经历过这种风雪行军和露营，每一个人都对寒冷留下极其特殊的印象。
二十七军政治部的干事宋文记得一个细节：行军时，“每次坐下休息，再起来，就听见屁股沾地‘叭’的一声；脚站一会儿也能冻住，连步子放慢了，还能听见脚底下也‘叭’一声响。”
八十师二三八团七连副连长宋协生，“披个毯子，队前队后来回走”，他并不是不嫌累，而是不敢停下步子，“停一会儿脚就冻了。”他的连队里不少战士“脚冻了，一烤发胀，鞋脱不下来，只好留后边慢慢走；有的手冻得发干发黑……”
九十四师是从福建直开临江的，一入朝就是大雪，“一天一夜不停”，不少人“用大衣包着屁股从山上往下溜”。后来，很多冻坏脚的人“把大衣里棉花掏出来包脚上，拄棍子走。”二八○团九连指导员王祥义沿途到朝鲜老乡的破房子里找爬犁，“把走不动的人拉上。”他听到有的战士抱怨说：“快打吧，打死算了！打不死得冻死！”
九十四师医疗队的女医生于桂兰行军走夜路，吃够了苦头。入朝时，她所在的医疗队带的东西不少：每人十五斤熟干粮，二十五斤大米，随身还背两个军用壶，一个壶装油，一个壶装咸盐，搞医的还要带敷料和药品。可是，“走夜路，又是上山爬沟的，路太滑，摔跤摔得累趴了，到后来摔倒了东西掉了也没力气捡了。”于桂兰看见，背子弹箱和手榴弹箱的战士，“实在背不动了，就弄绳子捆上，拉着走。”“炊事班的行军锅，也是背不动就在雪地上拖。”于桂兰自己也“记不得摔了多少回跤了”，但是她记得摔得最狠的一次，“嘴磕到石头上，把我一口好牙给摔掉了。”摔掉牙的时候，于桂兰二十一岁。“在朝鲜不能安假牙，就那么豁一口牙的漏风嘴在朝鲜呆了两年，回国后才装了假牙。”
每个军的师团都遭遇到深夜翻越冰山雪岭的困难。二十七军的女文工队员潘杰过了鸭绿江后，很快就上了盘陀路，路上全是冰雪，汽车打滑，她看见“好几辆汽车从冰路上滑到山沟里”。而她跟着队伍，“走了整整一夜，转着山路爬，以为离开国境多远了，可是天一亮，回头看，鸭绿江还在山脚下，临江的房子还能看见。”
二十六军紧随二十七军之后，由临江入朝，很可能两个军翻过了同一座山。七十六师二二八团的团报编辑王启哲说：“一入朝就翻一座大山，骡马、重武器上不去。路太滑，骡马硬拽也拽不上去，一路摔到山下不少骡马……火炮的底盘运不上去，炮手只好光扛炮筒上去——后来打响后，没炮盘，就用手扶炮筒开火，有的战士胳膊都让炮筒给烧焦了。”
辑安方向入朝的二十军也碰到同样的困难。五十九师在翻越牙得岭时，“从晚上爬到天亮才到山顶。”一九四一年入伍的一七五团财粮股长杨金华非常感念股里的一个挑夫。“当时我们财粮股用马驮部队的粮票、钱票，编制上有个挑夫，但是牙得岭太陡，冰雪滑，牵马怎么也上不去，全凭挑夫用担子挑上去，那个挑夫的手脚都冻坏了。”
五十九师指挥部和前卫团一七六团在翻越牙得岭时，“转来转去找不到路。”戴克林师长和何振声政委“来回来去看那张日伪时期的老地图”，终于搞明白，图上标明的一条小路，原来是一段从前采矿石用的铁轨道！没办法，军情紧急，戴师长与何政委断然决定顺铁轨攀上山去！牙得岭是狼林山脉主峰，海拔两千多米，积雪覆盖，气温又骤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让五十九师官兵吃足了苦头。大家“用毛巾裹着手，抓着铁轨向上爬；手冻僵了，使不上劲，总是爬上去、滑下来，很艰难的”。“枕木被雪盖了一尺多深，前边踩过去，后边再踏就滑得很。”幸好，下山时可以“把枪抱在怀里，顺着铁轨往下滑”。
师部女文工队员们更加困难：一位名叫高景清的女队员来了月经，“卫生纸冻得硬木头一样，磨破了腿，一迈步就疼。”宣传科长黄苇和几个人脱下大衣举起撑开，“背对着高景清围成一个‘帐篷’，由女队员马迪先用卫生员送来的棉花纱布帮高景清换下冰硬的血纸。”下山时，他们找来两根树棍，用背包带子把树棍和两个女同志的背包一起捆上，上边再搭上高景清的棉被，让高景清和马迪先两个女同志坐在上边，“两个男队员抓着背包带，顺铁轨一步一步拉着她们向山下滑，停停歇歇，一直走到黄昏才下了山。”
一七六团的宣传干事缪俊清爬牙得岭时，由于穿着翻毛皮鞋，“底硬、滑，一下子摔了五跤，一点劲都没了，让别人硬拉上去的。”他们宣传处也配有一名挑夫，负责背油印机。下山时，缪俊清看见，那个挑夫“很聪明，把油印机放在肚子上，躺着，一点点滑下山”。
这个团后勤处的管理排长见到的情况更糟糕：“从一条小铁路爬牙得岭，一直下雪，爬了一夜。骡子带驮子摔下去，一阵哐哐响，好几分钟才能听见摔到山底。”曲肇录排长说，“当时气温到了零下三十七度”，他亲眼看见“一个炊事员的耳朵冻肿了，鼓胀得跟皮球一样大”。曲肇录承认，他“当兵多年，没见过这么苦的时候……”
五十八师文工队指导员王棣荣，因为入朝时妻子送他一双羊毛袜，才总算保住了脚，但是“脚趾也冻烂了”，不过他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不少只穿胶鞋布袜的人，“脚和胶鞋冻在一起，一脱边连皮粘带下来。”有一位给他挑东西的运输员，“因为挑担子胳膊不能动，手也不能动，到宿营地僵了，一烤火完了，耳朵也肿大了……”后来这个运输员冻伤送下去了，王棣荣“以后再没见过他”。
整个九兵团里，战役打响前开进距离最远的是六十师。这个师入朝后，不停地翻山越岭半个多月，一直向南，插到下碣隅里以南的富盛里和古土里之间。由于入朝时随身携带的干粮“几天后就吃完了”，部队立即陷入饥寒交迫。一七九团一连战士侯方仁他们，“饿得不行，就上老乡家找。村子让飞机炸了，有地窖，找些土豆子用行军锅煮煮吃；也有时能找到点棒子粒、豆子，炒一炒，一人分点嚼巴嚼巴，凑合着……”还有一次，翻一座大山，两天没找到粮食，就杀了老乡一头牛。“俺连长豁着犯错误，见老乡家房炸了，拴条牛，做主让把牛杀了，分给各班煮，不等煮熟，又开拔了，只好一个班背上一块半生不熟的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