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吕斯忙于街垒的事，没有注意酒店内的情况，对这个被抓获的密探也没有留意。当他在日光下看见受刑者跨过街垒去被处死时，才认出了沙威。他猛然回忆起蓬图瓦兹街的这个侦查员。此人曾交给过他两支手枪。这两支手枪他正在街垒中使用着。他还记起了他的名字。
但这回忆如同其他思想一样，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他还是不能肯定，在反复琢磨：
“是个警务人员，叫沙威？”
如果他出面为此人说一下情或许还来得及。但那样做首先要弄清楚此人究竟是不是那个沙威。
“安灼拉！”马吕斯喊了一声。
“什么事？”
“他叫什么名字？”
“谁？”
“那个警察。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当然。他自己说过。”
“叫什么？”
“叫沙威。”
马吕斯听罢站了起来。
也正在这时，蒙德都巷子那边传来一声枪响。
接着，冉阿让回来了。他向人们喊着：“处理掉了。”
马吕斯那忧郁的心立即哆嗉起来。
二十死了的有理，活着的无过
街垒开始做最后的抗争。
一切因素都给这至高无上的最后时刻赋予了悲剧的庄严性：空中，响着千万种神秘的爆破 声；街上，传着行进中骑兵部队断断续续的奔驰声，炮兵部队阴阴沉沉的震动声。整个巴黎枪声 密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圣美里警钟呜咽。上，温和季节阳光浮云点缀着灿烂的青天。下，绚丽时光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舍。
从昨晚开始，麻厂街两边的房屋巳经变成两堵墙，变成两堵不让人接近的墙。这里门窗紧 闭，犹如墓壁。
那个时代，与我们现在的情形不同。当民众认为国王赐予的宪章和立法政体存在太久、认为 需要结束的时候，当愤怒的情绪普遍存在、城市允许掘去自己的铺路石、起义者向市民轻轻耳 语、把口令传下而听者以微笑回报的时候，居民可以说充满了暴动的情绪，这样，他们就成为战 斗者的助手，而那些房屋和依赖房屋而建的街垒就友爱地结为一体。当时机尚不成熟，群众否认 那个运动时，起义就得不到支持，战斗就变得毫无希望。那样，城市将成为沙漠，人心将成为石 头，房屋将成为协助军队夺取街垒的掩体。
我们不能凭空无故地要民众违反自己的意愿而加快前进的步伐。谁都不可能强迫人民去做他 们不愿意做的事。民众决不听人支配。他们会对起义者置之不理，甚至抛弃他们。那样，每所房 屋都能成为峭岩，门窗都能成为铁壁。它们本来可以成为你的救星，但现在却成了铁面法官，宣 判你的死亡。阴沉的、紧闭的门窗是没有生命的，但它的里面却有活着的人。那里面的生命好像 终止了，但却存在着。24小时以来没有一个人露面，可一个人也不缺。在这石窟中，人们在活 动，睡觉，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有吃有喝；人们在提心吊胆。这是可怕的！害怕么，还有什 么好讲的：冷淡，惊慌失措，这些都可原谅了。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惧怕变为激情，惊骇 变为疯狂，如同谨慎变为狂怒一样。不是有这样一句深刻的话吗：“疯狂的稳重。”极端的恐惧 可以萌发出新的因素一怒火。“这些人想要什么？他们永远不得满足。他们想破坏别人平静的生活吗？革命，革命，还不够多吗？我们可是受够了！你们来我这里干什么？你们自己脱身吧！你们是自作自受，活该！这与我们无关。街道都被毁了，子弹乱飞，这我们巳认倒霉。你们是无 赖一群，甭想进我的门！”于是，房屋就成了坟墓。起义者在门前垂死挣扎，眼见到霰弹在身边 开了花，眼见到剌刀捅了过来。如果他们叫嚷，会有人听见，但不会有人出来。墙可以保护他 们，人可以营救他们。这墙有肉做的耳朵可以听清，但这人却是铁石的心肠，闭门不纳。
这怪谁呢？
怪所有的人。
怪这个不完善的时代。
原来只是乌托邦现在变成了起义，原来是哲学的论争，现在变成了武装的抗拒，密涅瓦转变 为帕拉斯，是一种冒险，急躁冒进是乌托邦的弱点，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要行动，于是 他们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灾祸。它为那些否定它的人们大干一场，毫无怨恨，甚至还为这些人 辩解。它是高尚的。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出现障碍，它不屈不挠排除之，出现忘恩负 义，它温存体贴之。
这是不是一种忘恩负义呢？
从人类的角度看，它是。
从个人的角度看，它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的生活常态，是人类的一致步骤。进步在行进；它天上地下大 巡游，向着卓绝的、神妙的方向迈进；它有时会停一下，等待着落后的人，然后一齐前进；它有 时会歇息一下，以便在进人一个即将豁然开朗的出色的迦南面前沉思；它也有人睡的时刻。思 想家对此是绝难容忍的，会感到痛心疾首。可要知道，人类的精神免不了会被阴影笼罩，人类是 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困境在所难免。
“上帝可能巳经死去。”有一次，热拉尔·德·奈瓦尔曾对本书作者说了这样一句话。看 来，他把进步与上帝混淆了，这样，运动的暂时停止，就成了上帝的死亡。
绝望是不应该的。进步必然会苏醒过来。他沉睡时，你会发现，他实际上成长了。他站起来 时，你会发现他长高了。进步与河流一样，是不可能永远平静下去的。不必筑堤，也不必投石。设障会使河流产生波涛，会使社会出现沸腾，造成混乱；当然，混乱也不必害怕，因为即使出现 混乱，混乱之后，人类又前进了一步。在秩序建立之前，即世界和平建立之前，和谐统一普及大 地之前，进步总是把革命作为自己的驿站的。
什么是进步？我们刚才巳经说过，进步是人民永久性的生活。
然而，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个人眼下的生活在与人类永久性的生活相对抗。
我们应当承认，个人利益是不相同的。人们各自谋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什么超越权利的罪名 可言。只顾当前利益的那种利己主义的存在也并非不能容忍。人有自己的权利，不一定为了未来 而牺牲这种权利。目前的一代人自有其在地球上的过路权，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们为后代缩短自 己的路程。这种过路权，他们和后代是平等的。“我存在着。”一个人轻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 说话的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恋爱；我老了，要休息；我有孩子，有家庭，有事业，有房子 要出租，有资金投人政府的企业，有妻室儿女，我热爱我拥有的一切，我幸福，我要活下去，请 勿干扰。”凡此种种，都使人们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采取极端冷漠的态度。
我们还要说，乌托邦拿起武器之日便是失去光辉之时。我们知道，乌托邦是明日的真理，而 战争却是昨天的手段。它是未来，却与过去一样动作。它原是纯洁的思想，却变成了粗暴的行 径。在自己的英勇中它加进了暴力，它应为此而负责。这种暴力成为权宜之计，违背了原则，它 应为此受到惩罚。乌托邦揭竿而起，手中却拿着陈旧的军事规章进行战斗；枪杀间谍，处死叛 徒，消灭活人并将他们抛人无名的黑暗中；利用死亡，以求一逞。这一切都是严重的。这似乎 是，乌托邦对光明巳经丧失信心，而光明本来是它的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使用利剑出击，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是两个刃，一边伤人，另一边便在伤自己。
讲了这些保留，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就要进行赞颂了一他们成功了，还是失败 了，我们都应当赞颂它。他们是为未来而战。失败了，但光荣，而也许正是由于失败了，才更显 出了它的威严。人民欢呼符合进步的胜利，同时，同情一个英勇的失败者。一个宏伟，另一个崇 高。对牺牲者的赞赏，远远胜过成功者。在我们眼里，约翰·布朗与华盛顿相比，约翰·布朗更 伟大，比萨康纳与加里波的相比，比萨康纳更伟大。
战败者需要有人支持。
不可不公正地看待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战斗、以失败而告终的伟大的人。
人们一直在责怪革命，说革命在散布恐怖，凡街垒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谴责他 们的意识，怀疑他们的目的，辱骂他们别有用心。责备他们，说不该与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抗争，不该加剧贫困、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下挖起那黑暗的石块、堆起街垒。人们 在大喊大叫：“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受指责者此次答道：“这恰好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
和平的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妥善的办法。总之，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我们见到一块铺路石的时候，不免就要联想起那只熊。社会不能不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必须得到拯救。故 此，我们必须向良知呼吁，不要开烈性药方，要查明病情，对症下药，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 苦，解除病痛。
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兰西，并以理想的坚定性，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着。即使他们倒下，尤其在倒下的时刻，那表现，是令人敬畏的。为进步事业，他 们无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做完了宗教的行动。一到既定的时刻，像 舞台上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他们大公无私，按照上天所着剧本中安排的情节，进人坟墓。这没有胜利希望的战斗，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们都接受了，目的是要把从1789年7月14日开 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类的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法兰西革命是上 帝安排的行动。这些战士是他的传教士。
在前面的一章里，我们巳经指出了起义与暴动的区别。现在，除那些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 面的内容：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种革命被称为暴动。起义 爆发，就是某种思想在接受人民的考验，如果民众抛下黑球，就意味着那行动将是一个枯萎的果 子，那起义，便成了无为的暴动。
每当空想打算变成事实之时，一声号令，便立即进行战争，这样的作风肯定是不为老百姓接 受的，因为这些民族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着英雄气概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压根儿就对起义有反感，认为，第一，起义往往是一场灾难；第二，起 义的出发点常常是抽象的。
为什么说起义者的出发点往往是抽象的？这是因为，起义者往往局限于为某种理论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但是，这样，起义就往往成为一种狂热的表现。他们的头脑怒不可遏，于是拿起 了武器。他们的矛头表面上指向现政府和现政体，但实际矛头所向，是更深更远的，老百姓不易 觉察的地方。譬如，我们要强调指出，1832年的那些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那些激进青年，他们的矛头所向，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谈起话来便可注意到，他们 公正地看待路易-菲力浦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认为他有种种优点，没人恨他，他 们对路易-菲力浦，是作为世袭神权王位的代表者攻击的，尽管他是旁支。如果是嫡系查理十世 他们也要攻击。我们巳经指出，他们要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推 翻特权对人权的篡夺。他们认为，巴黎没有君王，世界上便没有了暴君。他们以此为据，目标十 分遥远，异常模糊，但他们不遗余力。他们是伟大的。
事情就是如此。这些人为这些幻影献身；这些幻影带来了这些献身者梦寐以求的东西。总而 言之，他们混淆了人类坚定的信念与梦想之间的区别。起义者把自己所干的镀上了一层金，尔后 又将它诗化。他们一头扎进这可悲的事业之中，并陶醉于即将发生的事变。他们总是想：谁知道呢，也许会取得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进行对抗，但他们为了扞卫权利和自然法 则，扞卫每个人不可放弃的主权，扞卫真理和正义，他们可以慷慨就义，像斯巴达人；也可以勇 往直前，像堂吉诃德，像莱翁尼达斯。既然巳经投人了战斗，就决无后退的可能。他们低着头往 前闯，希望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希望出现更为完善的革命，希望恢复自由与和谐的进步，希望 人类变得更加伟大，希望世界获得拯救，最坏也就是塞莫皮莱的重现而巳。
为了这种进步所进行的交锋往往会遭到失败。原因我们刚才分析过了。民众不愿被驱使。对 他们，民众是麻木的。民众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害怕冒险，而理想的实现总是需要冒险的。
另外，我们切不可忘记，这里有一个利益问题。利益与理想和感情有些格格不人。有时，胃 装满了，心却被麻痹了。
法国的伟大和美丽在于，醒得早，睡得迟；在前进，在探索，不像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大大的，它系腰带时比较灵便。
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家。
理想是什么？是逻辑的最高峰。美是什么？是真的最高峰。一个民族尊崇艺术，就是追求彻 底，崇尚美，就是追求光明。正因为如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它传 给了意大利，从意大利手中接过来的是法兰西。这是些神圣的民族先锋！是他们在传递生命之 灯。
事情是很奇妙的，诗意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因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衡量的。而一个文明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民族。像科林斯那样，对了！像西巴利斯那样，可不行。谁 溺爱懦弱，谁就要衰退。不要做涉猎者，也不要做演奏能手，要做艺术家。文化，不能满足于精 练，而要纯化。只要具备这一条件，我们便能向人类示范理想了。
现代的理想，是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的。照科学法则行事，诗人为社会规划的蓝图 -社会之美，就可以实现。我们将用A + B重建伊甸园。文化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程度，精 确便成了营造壮美不可缺少的成分，科学的手段不仅能够帮助而且可以充实艺术的情感。梦想必 须策划。以征服为特征的艺术，应该把科学作为自己的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坐骑的可靠性是 至关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骑在印度天才身上的希腊天才，就是骑在大象身上的亚历山大。
文化，万不可由僵化的、腐朽的民族来引导。膜拜偶像和金钱，只会令支撑行走的肌肉枯 萎，令向上的意志衰退。沉迷于宗教传统，在商业的交易泥坑中不能自拔，就会使这个民族趋于 退化，降低它的水准，缩小它的视野，在为世界目标奋斗时，失去既属人又属神的智慧，而这智 慧本可使这一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无理想。迦太基也一样。理想，雅典和罗马却具有。经历 多少世纪的黑暗之后，它们仍旧保持着文化的光环。
法兰西与希腊、意大利有相同的民族素质，它具备雅典人的美，罗马人的伟大。除此之外，它还善良。比起其他民族来，它更乐于奉献，更乐于牺牲。只是，这种气质时有时无。这一特性 便把那些法兰西想走、他们偏要跑，法兰西想停、他们偏要赶路的人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法兰 西也曾多次犯过唯物主义的错误。有时，超凡的头脑闭塞了。这时，人们便再也看不到法兰西伟 大的影子，在人们的脑子里，只留下了米苏里州或南卡罗纳州。怎么办？巨人在装矮子，辽阔的法兰西突然变得渺小了。这有什么办法？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无话可说。人民犹如星宿，有暂时隐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