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集录》记载有许多具体的检验经验，尤其是辨别自杀或他杀很有心得。例如他根据“缢沟”正确区分勒死与缢死。如死者是自缢，缢沟的特点是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若是被勒死者则绳索多缠绕数周，那么脖子上的绳索痕迹是相交的。
《洗冤集录》记录了一种蒸骨验伤的方法：把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窑，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窑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趁着地窑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窑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分明是生前被打。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亡者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还记载有一些急症的救治方法。如救治砒毒，用鸡蛋一二十个，搅匀，和入明矾末三钱，灌进服毒者口中，吐后再灌。如果中毒不深，抢救及时，是可以起作用的。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提出的检验四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不轻信口供原则；调查研究原则；验官应亲自填写“尸格”原则，即使在今日，法医检验仍须遵守。
通过对尸体现象、现场检查、尸体检查情况的归纳，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整理出一整套符合科学原理并与现代医学相吻合的法医检验方法，实为集宋代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之大成。
《洗冤集录》问世后，立即被颁行全国，成为宋代以及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的参考书。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官吏、仵作，大多会随身携带一部线装《洗冤集录》。
因为宋慈的努力，仵作被逐步提升为案件侦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后来，《洗冤集录》的内容流传到国外，近代以来又引起西方法医界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014军医溯源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新归队。
古籍《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5~6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公元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魏书·世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侯萧宝卷在位之时（公元499～501年）。史载，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兵役，不仅有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趣味链接：定心丸究竟是什么药丸
现在，“定心丸”一词常被人们用来形容起安心作用的人或事，但在古代，“定心丸”却是一种军队中的必备之药。
古代的战争激烈残酷，刀光剑影，一场激战下来，伤员很多。受了战伤，痛苦自不必言，那生死肉搏时的场景，足以使人胆战心惊。所以，要治好战伤有个起码的条件，首先要恢复心神安定。于是民间的医生就专门配制了用于安定心神的丸药，取名“定心丸”。
明代末年茅元仪所辑的《武备志》中，记载一种定心丸的配方为：“木香、硼砂、焰硝、甘草、沉香、雄黄、辰砂各等份，母丁洋减半”，效果奇佳。
015古代的行医招牌
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行医招牌、招贴一类的医疗广告。最早的行医招牌，大多数是以模型实物作为行医的“招幌”，如葫芦、串铃、鱼符等。葫芦自从汉代壶公在市井悬壶卖药，便不仅作为装药的器具，而且也成为中医的代名词。店堂门口只需挂个葫芦，人们便自然会进去就医抓药。
串铃又名虎撑，相传唐代医家孙思邈为虎取喉中之刺，以之支撑虎口，后演变成为走方医的标志和象征。而鱼符是用石片或木头雕成的鱼形幌子，门挂双鱼含有太极阴阳鱼之意，鱼又谐“愈”之意；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鱼符也意味着不分昼夜地为人服务。
也有人将皇帝的赐物作为招牌，予以炫耀。如建炎年间，宋高宗太子有疳疾，经太医院御监张元圭治愈，赐金蛤蟆一个。后嗣以医着名，悬金蛤蟆于门上，俗称“张蛤蟆”。
医家陈沂，字素庵，精妇科，曾疗宋高宗妃吴氏危疾，得赐宫扇。其后人刻木为扇以为荣，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八字列门前，以为招牌，人称“陈木扇”。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北宋开封城的繁华景象，而且还绘有与医药招贴有关的画面。如有两个儿科诊所，一处门前挂了一个编织的挑子，上书“专治小儿科”，另一处门前竖有“小儿科”的招牌；而“赵太丞家”门前竖起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书有“治病兼售生熟药”；再有一处药铺，招牌上“本堂兼制应症煎剂”八字依稀可辨。
《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景况，皆有生活原型，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从同时期孟元老着的《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佐证。该书记载，汴京的马行街北有金紫医官药铺、李家口齿咽喉药铺、柏郎中家医小儿、任家产科及香药铺，抱慈寺街有百草园药铺等。
清代医家傅山，字青主，学识渊博，工时文书画，尤精医学。其于太原古晋阳城中立牌“卫生堂药铺”，写有“行医招贴”最为完备，招贴中曰：
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淤；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
招贴中论及了傅氏医学渊源、诊所地址、诊治范围，内容详尽，效验显着，这为当时的黎民百姓诊病问疾提供了方便。
趣味链接：药葫芦的来历
许多人不明白一些正宗的中药店门前都挂着一个药葫芦是何意思？其实这也有一段来历。
《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相传汉代的某年夏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有一天，一个神奇的老人来到长安，他在一条巷子里开了一个小小中药店，门前挂了一个药葫芦，里面盛了药丸，专治这种瘟疫。
凡是来求医者，老人就从药葫芦里摸出一粒药丸，让患者用温开水冲服，就这样，喝了他的药的人，一个一个都好了起来。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便在许多地方传开了，后来一些行医者就以药葫芦作为中药店的标志，这一习俗一直传了下来。
016我国最早的药匠
早在汉代，江宁就有“药匠”开始卖药了。宋朝《景定建康志》记述：“汉，李南……卖药自给，寿八十五。”李南便是见于史载最早以卖药为主的“药匠”。
《景定建康志》中记载，南宋时江宁府有官办药局3个，下属中药铺11家。元、明、清历代沿袭，并有所发展。被誉为全国四大药店中的汉口叶开泰、芜湖的张恒春等中药店，都是江宁上元人在明、清时期创建的。
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称：“龙都之民善卖药。”江宁“药匠”最多，分布最广，名扬大江上下，盖源于湖熟——龙都一带。溯江西上至芜湖、九江、汉口，顺流而下到镇江、苏州、上海，从城市到县镇，都有江宁“药匠”从事药业。
据1931年3月20日《南京市国药业同业会第一届当选委员名册》中记载，南京市国药业同业会共有委员16人，其中13名是江宁人。据调查，南京市药材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药工有80％以上是江宁“药匠”。
趣味链接：我国最早的官办药店
宋神宗熙宁9年（公元1076年），诞生了中医史上第一家官办药店。
这第一家官办药店是王安石批准创建的。王安石在施行变法期间，各地曾多次发生自然灾害，很多病者缺医少药，甚至有人乘机制造和贩卖假药。
于是，有人提出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研制各种剂型成药，由国家专门出售，不许个人或其他部门私自制作；在瘟疫流行时，给百姓发放药剂。
这一建议非常适合当时的需要，王安石当即采纳并组织专门人员落实。不久，在京城开封便出现了“太医局熟药所”，也叫“买药所”，它就是现代中药店的前身。
“太医局熟药所”成立后，既方便了病人，也为政府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许。王安石变法未能成功，但“熟药所”的“生意”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到宋徽宗崇宁2年（公元1103年），药所已增开到7所。几年后，5所“熟药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2所更名为“医药和剂局”。与此同时，类似的药局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
宋代官办药局的组织结构相当完整，有专门人员监督成药的制造和出售，由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及检验，有人专门从事药物炮制配伍的研究工作。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当时的药局内，还建立了很多制度，如规定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急病如不立即卖药材，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及时毁弃等。
宋代官办药局的设立，对我国中成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创制了许多有名中成药，如苏合香丸、紫血丹、至宝丹等，经过了几百年的实践检验，至今仍应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