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学所发掘的箜篌早于史料所记载的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1996年，新疆且末县托格拉克勒乡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了两件箜篌。据专家鉴定，这种箜篌并不是竖箜篌，而是属于古代弓形箜篌的一种。有可能这种箜篌经过发展变化，最终成为竖箜篌传入中国。然而卧箜篌来自何处，则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考证。
3.角的传播
角是汉代鼓吹乐中一种常用乐器，形状类似动物的角。乐道类集载：“筚篥，说文曰：乃羌人所吹角屠觱以惊马。”说文云“羌，西方牧羊人”。《后汉书》云“羌，三苗姜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关之西南羌是也。”《史记·本纪第四周》也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沈括《地志》言：“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可见，角乃是西南羌人所使用的乐器。
汉代，羌人曾多次谋反。《汉书·卷六武帝纪》载：“……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汉书·卷八宣帝纪》载：“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六月，有星孛于东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汉书·卷九元帝纪》也载：“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三年春，西羌平，军罢。”《史记·八书第八平淮》载：“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又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史记·列传第四十九李广》载：“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
由于羌人常反，汉族与之多年征战，因此从羌人那里学得乐器角也是自然之事。
4.琵琶的传播
《文献通考》载：“秦汉琵琶，本出于胡人弦发之制，圆体修颈，如琵琶而小。”此是最早的琵琶，常被称为秦汉琵琶，又名秦汉子，或汉琵琶。东汉刘熙《释名》载：“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坚贞不屈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这种琵琶流行于魏晋时期，因阮咸善弹，因此这种乐器被称代为阮。
《杜氏通典》载：“蒯朗而得铜者，时莫有识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为之，声甚清雅。”《文献通考》载：“阮咸琵琶，阮咸五弦，此秦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时，蒯朗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为之，声甚清澈，颇类竹林七贤图所造旧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前弹之故也。”
田边尚雄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中认为所谓阮咸与秦汉琵琶乃是一脉相承的乐器，此种乐器的始祖为一种被称为弦鼓的乐器；并认为究其实质说来，秦汉琵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琵琶。关于弦鼓的起源，《杜氏通典》载：“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发而鼓之。”“弦发而鼓”，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发不可能弦而鼓之。如果弦鼓是在秦朝修建长城的时候出现的，则有可能是这个时候在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中学得的。秦修建长城，地处边境，除了汉族被役使之外，应该也有少数民族被役使，因此修建长城时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可能性大大增加。田边尚雄以弦鼓与埃及、波斯国的哈铺相似，认为弦鼓乃来自于西方。此说实难考证。《兼名苑》载：“琵琶，本出于胡也，马上鼓之，一云魏武帝造也。今之所用是也。”这里所说的琵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琵琶，按其说法，可能从西域传入，也有可能是魏武帝命人制造的。因为魏晋时期民族交流增多，外传的可能性极大。
5.各民族的融合及音乐传播活动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迁徙最多的时期之一。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之后，实现了大统一的局面。在战乱期间，百姓为了躲避战祸，四处迁徙。而在实现了统一之后，统治者为了保证边疆的牢固统治，往往将内地民众迁移至边疆，而又允许少数边疆民族进入内地居住。这样，民族的融合就开始了。
汉初，匈奴为患。《史记·列传第五十匈奴》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乐彦《括地谱》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应劭《风俗通》言“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匈奴的首领名为单于，当是处于奴隶制社会初期。秦汉时期，匈奴多次侵犯边境。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军攻入今山西境内的晋阳。刘邦在与匈奴作战失利之后，采取了和亲的政策。汉武帝时期，摒弃了和亲的妥协政策。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军率军打败了匈奴军队，杀虏匈奴近达四万人。匈奴的昆邪王降汉。汉于是设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大军远征匈奴，大获全胜。
汉代不但经历了伐匈奴的战争，还打通了去西域的道路。汉代，西域共有三十六个国家。张骞出使西域，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辗转之后，终于于公元前115年回到中国。张骞了解到了关于西域国家的许多信息，为汉朝对西域各国的战争打下了基础。后来汉朝通过对楼兰和大宛两国用兵，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通往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南道，从长安出发，至敦煌，然后至阗，越过帕米尔高原，继续西行可到达大月氏、安息、条支、大秦。北道从长安出发，至玉门关，然后到达疏勒，西行至大宛，往西北方向到达康居、奄蔡等地。
打通了西域和北方的道路之后，各地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增加。一些西方乐曲流传进入中国，如摩诃多勒曲。西方的戏剧和舞蹈也进入中国，被称为胡戏。东传的乐器包括琵琶、笛、横吹和角等。《古今注·音乐篇》言：“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多勒》一曲。”按此理解，摩诃多勒曲应为张骞带入。然而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张骞盖不懂音乐，且在出行过程中连年疲于奔波和应付，无暇去学习胡曲，倘若是带回来一种乐器，尚可为真，带回来乐曲，实不太可能。但有可能是张骞同行的人带回。
除了征伐匈奴和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汉代还征服了卫氏朝鲜，统一了闽越和南越地区，征服了西南各夷，打通了去往西南的道路。这一系列征伐促使了各地区民族的交流，不但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出去，也带回了外族的文化。
尽管在这样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音乐交流和传播应当是很频繁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文献之中对音乐的交流活动记载不多。因为涉及政治人物刘邦，仅巴渝舞的传播有较多描述。《汉书·礼乐志》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其中所说是“巴渝鼓员三十六人”为巴渝地区的一种舞蹈。巴即巴人，渝即渝人。沈括《地志》言：“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然而巴在秦汉之际是独立的部落，不属于蜀。渝乃是巴与蜀之间的地区，今重庆所在地。相传刘邦称王汉中的时候，曾得到巴渝人的帮助，因此在其军中保留巴渝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髃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刘邦与巴渝人的交情盖始于此，借兵为己，然后安之。关于巴渝舞，该文说道：“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由此可见，巴渝舞虽是巴渝当地的地方乐舞，却是周朝之《大武》传入后变化所得的。
上文所述的“板楯”也是蛮夷的意思，在此统指巴渝。《晋书·乐志》又称为宾人，并详列巴渝舞的乐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和安弩渝本歌曲四篇。由于这四个舞曲的歌词晦涩难懂，无人能够知道其中的含义，魏王粲改变了这四个乐舞的歌词，更为新福歌曲，用以颂扬魏的功德。
除了巴渝舞，史载的西南音乐还有莋都夷诗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囏，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化。’’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膎，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段话表明，莋都夷诗歌是四川犍为、邛崃等地的当地诗歌，并配有乐舞。并且，其语言与汉民族是不尽相同的。莋都夷诗歌三首至此得以由西南流入中原。
莋都夷诗歌虽然得以流传入中原，然而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还记载了一件西南夷乐外传的事件：“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之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掸国在今云南广西边界之迤西地区，大秦即罗马。由此可见，在汉代，音乐传播不限于今之中国境内，与海外也有了音乐交流。
经过多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到了东汉时期，胡乐充斥汉朝的角角落落，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黙、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可见，非但音乐，从西域传入的东西包括衣服、蚊帐、坐椅等。
在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汉朝的音乐文化也会往外输送。西汉时期，刘邦为与匈奴讲和，使用和亲政策，必然要带去大量的音乐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习俗。《汉书·西域传》载：“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乌孙公主让其女到长安学习鼓琴，汉朝赐以车骑歌吹，使其国能够仿效汉朝的礼仪，这是汉文化外传的一个例子。
由以上所述可见，中原地区与西南边境的官方音乐交流在汉代已有发生。民间的音乐交流当更为频繁，只是乏于史料，难于考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