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给我印象很深的教授就是来自苏联的列别捷夫教授，他在我们学校主要带研究生和来自全国名校的进修教师，有时也会给我们全系师生做学术报告。他讲的课十分生动，从不用讲稿，效果却非常好。他对学生很严格，严师出高徒，刘盛纲院士、周炳昆院士、张克潜教授都曾是他的学生。刘盛纲院士，当时是学校颇有影响力的优秀青年教师。他十分刻苦，成绩优异，曾经在几个月内自学了俄语，是列别捷夫的研究生兼专业翻译。他是我们又红又专的榜样，学校经常号召我们向他学习。后来我极其荣幸地成为他的学生，他勤奋刻苦，严格要求自己及在科学上的创造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是成电老师的一个缩影。梅贻琦老先生曾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何谓大师，有师之风范气魄，诲人不倦者是也。大学因为有大师方显其大气与厚重。我何其有幸能得恩师当年的谆谆教诲，在科研路上一走就是几十载。
社会的发展急需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将刚改为五年制的大学在次年变回四年制，很多同学在大四都边上课边工作。毕业后，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留校的机会并在503（超高频）教研室工作，在学校开始了科研与教学生活。刚开始工作时，硬件设备比较差，但整个团队士气昂然，无怨无悔，加班加点，大家为人朴素、踏实、肯干，不张扬，都只想着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无追名逐利之心。“文革”十年，所有的科研被迫停滞，大家不得不放下心爱的科研工作。“文革”后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们的文化层次相差很大，从小学到高中与中专毕业的都有，教他们时有不少困难。“文革”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们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科研室，重新开始科研与教学。
科学的路上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成功来自我们坚定的信念，来自长远的谋划，并且耐住寂寞坚持下去。我们从事的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上半导体飞速发展，频率较低、功率较小的微波真空管器件（微波管）已逐渐被半导体器件代替。当时有人认为半导体固态器件将全面取代微波管，国内有些大学在微波管方面的研究工作都纷纷下马，研究人员也纷纷转行，但我们相信半导体固态器件与微波真空管有相互竞争的一面，绝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它们各有特色与优势，各自都在发展。于是我们便像移山的愚公一样默默地坚守着微波真空管这一块阵地，即使是有一年因科研经费少我都拿不出钱来给大家发过年奖金，大家毫无怨言坚持着努力着……
我们在刘盛纲院士的带领下坚持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并将其不断地扩展。刘盛纲院士高瞻远瞩，在本学科的国际前沿不断开拓。他奠定了微波毫米波电子学基础，还开拓了电子回旋脉塞、回旋器件、等离子体电子学、太赫兹电子学等新的研究方向及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使本专业焕发出新的活力。现在在刘盛纲院士的带领下，2010年在国内首次研究出了220GHz大功率真空太赫兹源；我们坚持了回旋器件方面的研究工作，建立了研究团队与研究基地，现在也迎来了该领域发展的大好势头；宫玉彬教授领导的团队在毫米波行波管研究方向上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该方向发展顺利，前景喜人。
母校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五十多载，2007年新校区开始投入使用。刚建好时我去看过，甚是开阔、清新，看到校园里的柏油路，挺拔在路旁的银杏，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校舍，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来来往往，不禁追忆起我的大学时代，那难忘的记忆。现在学校的科研经费逐步提高，学校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生在和平年代的同学们一定要有崇高的理想，努力学习，莫要耽误这大好的学习时光，青春就该有所作为，为以后打下坚实的基础。
整理张丽羊绍林
起伏不平科研路
李在铭
临近高中毕业时，经过老师的介绍，我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产生兴趣，抱着必上的信心填报了这个学校。揭榜的那天，看到自己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录取时，我欣喜若狂。1956年夏末，我告别家人，来到了成都，正式开始了大学求学的生涯。年少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从此，我会和成电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时光荏苒，在成电学习的日子犹如记忆中璀璨的宝石，越是经历时间的打磨，越是熠熠生辉。对新的学校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融为一体，我也渐渐由稚嫩变得成熟。记得当时沙河校区的周围都是农田，到处是灌溉稻田的纵横沟渠，流水潺潺。当时，沙河河面宽、水清、流急，两岸水草茂密，有高大的树木，学校还把临近校园的河段拦上，放有数十只大小游船供同学们课余划船用。记得1959年以前，同学们还常在沙河里游泳。沙河边很幽静，是我们早读和休闲的好地方。
刚上学的两年，学校还没有修好，下雨天，到处是泥泞，走起路来经常要摔跤，有的地方脚陷得很深，高一脚低一脚的，满脚都是泥。田径场是泥土的，跑道是炭灰铺的，许多同学还打着赤脚。当时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参加建校劳动，修路、建楼等。学校的风气非常好，大家学习、锻炼的劲头很高。老师们讲课认真、仔细，批改每一位学生的作业，有时还检查、批改学生的笔记。学生上课前要预习，听课做笔记，课后复习、修改笔记和作业。每门重要的课程都要参考一至两本参考书，多数课程都有相应的实验。听课后，图书馆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场所，在那里借阅图书与自习。扎实的基础就是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自己的努力求学中建立的。
春天，树木吐露新芽；入夏，知了声声不停；初秋，银杏金黄一片；寒冬，万物沉寂无声，宁静的校园给了我一颗平静的心。成电的生活，简单有节奏，快活而充实。早上六点过，我就起床去晨练，然后去教室自习，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夜幕降临时，先去操场跑几圈，再回寝室冲个冷水澡，再睡觉，舒适极了。身体是精神和知识的载体，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除去平时的锻炼之外，周末的时候，我还要抽出半天去运动场锻炼，长此以往练出了强健的体魄和坚忍的精神。学校要求我们定期地参加农村劳动，春耕或收获时，学校要停课大致一个月去帮着播种或收获。下乡劳动中锻炼了身体，快活了精神。
1956年开始，学业是五年制的，到了第四学年即1961年3月份，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和部分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为筹建无线电导航专业，我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修学习飞机无线电导航的相关专业课程。半年后，我被派去研究所参加“中近程导航系统”研究工作，两年多后，回到了学校，一直到1970年，我都专注于无线电导航专业。此后，我一直从事通信工程专业教学与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1973年国家派我参加一个代表团去日本京都，参加CCITT相关研究组会议，那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5年我被派去南京参加卫星地面站研究工作一年。1980年经过国家统一考试、选拔，派往英国LEEDS UNIVERSITY作为访问学者研究、进修学习两年。凡事持之以恒则勤能补拙，坚持的学习与研究给了我快乐和进步。
在校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通信工程教研室主任、无线电技术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教授职称评审组组长等工作。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荣获“光华科技基金”二等奖。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科技论文100多篇。指导硕士研究生近100人；博士研究生近30人。
在成电的日子里，我教过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担任过教研室和系里的领导工作，辛苦而充实。看着一批批成电学子成长、毕业，我心里充满了快乐与成就感。对每一个进教研室做研究的学生，无论博士、硕士或本科生，每一个礼拜我都会与他们讨论、分析技术问题，检查和布置工作，也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如今，我已经退休了，仍然十分关心学校，经常参加一些学校布置的工作，到校里转转，锻炼身体。几十年过去了，看着成电一点点地变美、变大，非常高兴、非常欣慰。
整理吴娜李洋
激情燃烧的岁月
廖品霖
我是1956年在成都石室中学毕业，进入成电上学的，和成电结缘源于国家对国防工业建设的需要，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是被选拔进入成电的。当时成电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重组刚刚成立，1956年是第一届招生，主要是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
刚成立的学校规模不大，只有教职工200多人，学生1000多人。初进学校的场景我记忆犹新，当时主楼正在建设中，周围围着脚手架。宿舍和食堂都没有，我们就睡在主楼未修好的教室里，还有同学就睡在修建中的教师宿舍里。主楼前面都是泥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每逢下雨，同学们走路的情形现在想来依旧让我发笑。“下雨扭秧歌”——当时来自上海、广州的同学从没走过泥路，每每拄着拐棍，在学校泥泞的小路上东倒西歪，样子分外滑稽。
当时，我们上课的阶梯教室没有桌椅，上课时大家坐在小凳子上，腿上搁一块木板学习。对于刚到学校的我们，成电一切都是空白的，没有历史，没有道路，没有宿舍，有的只是成电的未来，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代代成电人辛勤的奋斗。学校的简陋环境，激起了同学们艰苦奋斗的热情，于是我们便边学习边建校。没有道路，我们自己修路；没有运动场，我们自己找炭灰来铺；没有教学楼，我们大家就用课余时间协助工人修楼……
生活艰苦，大家却在草棚搭建的食堂里吃得津津有味。我深深地知道，不是简陋的草棚搭成的食堂做出的菜有多么的好吃，是我们心中的信念驱使着我们，虽然艰难困苦，我们依旧甘之如饴。就这样边学习边建校。这过程，不仅磨炼了同学们的意志，也增进了大家对成电的感情，可以说，我们那一届成电的深厚感情是后来的同学们难以体会的。
我们那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在解放战争中深受洗礼，对国家的兴衰荣辱感同身受，对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人民幸福安定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历史责任感。我们读大学期间正值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五”规划和向科学进军期间，广大学子在学习之余便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之中，同学们到工厂参加社会的义务劳动。我们为此也付出了牺牲，我有两位同学就倒在建设成钢工地和防洪抢险的岗位上。可以说，没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是做不到像这样不顾一切为国家的建设而付出的。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管理层、教师和学生三方的共同努力，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读书时和工作以后，学校对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提出了“一桶水，十桶水”教学理论。教师如果教给大家一本书的知识，自己就要研读消化十本书。教师上课时要列出提纲，精心准备教案，在试讲合格后才能上讲台。当时教师都是不能带讲稿的，长长的方程式公式都要在脑子里记得滚瓜烂熟然后再讲给学生。而且每天晚上是一定要安排答疑的，如果学生不提问，老师便向学生质疑，直到同学们掌握每个知识点。主讲教师还要认真批改学生作业。
学校很重视实验，当时设备简陋，实验器材一般都是自制。每次实验前，老师先总是反复地做很多次，不断提出改进意见，写出实验研究报告，然后指导学生动手。学校还注意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室很重要的环节，每次老师都要求写出上百页的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各环节都要求很严格。也正是这样的精益求精，营造了严谨求实的学风，为大家奠定扎实的研究基础提供了条件。我们学校走出来的很多同学都成为相关行业的骨干，这也得益于当年的严谨实干。
当时我们印象很深的老师有蒋葆增，他是我们的系主任，从美国学成归来，和钱三强是同学。蒋先生给我们上《电子真空技术》，他戴着金丝眼镜，嗓门挺大，他经常对我们说“人活一口气”。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曾在南京创办中央电工厂，专门生产当时国家建设短缺的电子管、收音机，他对国家建设饱含热情。他殷切希望同学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当时的老师还有后来被誉为“微波之父”的林为干先生，顾德仁老师，李乐民老师，刘盛纲老师，陈星弼老师等一大批电子科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他们都学识渊博，专业基础扎实，对学生要求严格，深受大家爱戴。
如饥似渴充满激情的四年求学岁月转瞬即逝。1960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我们那批同学有近200人留校，充实了当时的成电师资力量，大家的一生从此就贡献给了成电。
我认为作为老师不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是不行的，科研是自己的，而教学是大家的。教学过程也是自己提高的过程，教学工作使我的知识功底很扎实，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帮助。60年代初，教学期间我发现晶体管的发展很快，我便主动提出要上晶体管电路这门课，当时我自己没有学过，也对这门课不了解，我就跟着顾德仁老师学习，自己晚上钻研，连续三个月的熬夜苦学终于把这门课弄通了，1964、1965年就开始给当时的一系、二系开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