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教学等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忙于武斗和政治运动，一些人就做逍遥派，而成电的科技工作者则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中来。60年代，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彩电攻关，组织各个学科的100多位老师参与攻关。作为彩电攻关南方片区的主力军，我校会同南方18个省市的技术专家，从零开始，直接跳过黑白电视，成功研制出了彩色电视接收播送系统，赴北京参加展览时得到了中央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展现了成电的科研实力。
60~70年代，另一项重要的科技攻关项目就是保密通信机的研制。这一项目也组织了全校100余名多学科的老师和相关研究所参与攻关。项目的成功研制让国内同行认识到成电的科研实力，也密切了我们与国防各单位的关系。
70年代，我校接到为北京地铁研制无线接续信息传输系统的任务。利用保密通信机的研究成果与关键技术，我们出色完成任务，研制出地铁运行需要的无线接续信息传输设备，使得地铁各站点、列车与总站之间的实时联系成为可能，保证了地铁运行的高安全性。为了做好测试技术工作，科研人员都会在每天晚上地铁停开以后，于0：15下到地铁测试，凌晨5：10地铁运行前准时回到地面。每天一个通宵，一直工作了将近一个月。
一系列的科研成果使得成电声誉大增，也让科技界认识到我们的科研实力。60~70年代，聂荣臻、王震、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学校视察。
60~70年代科研攻关的成绩固然突出，但更让人感动的是科研人员热爱科研、钻研科研的奉献精神。
彩电攻关期间，通宵干活对大家来讲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到晚上12点钟，食堂师父就挑着两只大桶送夜宵来了。一桶面条，一桶馒头，成为无上美味。吃完饭，接着干，除了工作，大家脑子里没有别的事。60~70年代，电力供应不足，主楼也常常停电。停电了，大家只得放下工作回家睡觉；电来了，同志们就像约定了似的，纷纷赶到主楼工作，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两三点钟，几乎天天如此。后来主楼安装了专线电源，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学校领导羊君度等同志，也常常在夜里来到同志们中间，嘘寒问暖。没有加班费，没有人强迫，但科学研究的无穷魅力吸引着同志们忘我投入。
在保密通信机的研制攻关中，为测试产品，科研人员住在成都军区招待所，在夜里通信最少的时候做实验，从晚上一两点钟一直干到天亮，天天通宵，就这样持续工作近一个月。有的同志身体状况不好，但仍然坚守岗位，心里只装着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为祖国作贡献的信念支持大家克服困难，愉快地工作，愉快地干出成绩。
“文化大革命”中的科研工作，没有一分钱奖金，但同志们熬更守夜，就着煤油炉煮厚皮菜、煮面条充饥，毫无怨言，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心无旁骛。同志们对科研的热爱与对学校的热爱同样赤诚。下雨了，自己家里的窗户来不及关，却光着脚丫忙不迭地跑回主楼关办公室的窗户；加班回家晚了，去沙河买碗面条对付晚饭；两三百万的课题，给科研人员提供的福利仅仅是二两茶叶……
正是在这样一批科研人员的忘我工作中，我们才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项目。地—地火箭遥测遥控设备、数据传输纠错检错设备、“O”型返波管、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系列高水平的项目奠定了成电科研的基础与声誉，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
60~70年代的大型攻关项目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为学校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当时，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成为研究的主力军，即使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加入攻关队伍，这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后来成为学校科研工作的栋梁。攻关项目也使得学校有了一批当时非常先进的仪器设备——误码测试仪、宽带示波器等，也为科研人员的成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执著的投入、无私的奉献，筑就了成电追求卓越的精神，奠定了成电深厚的科研功底，为成电赢得了一片赞誉……
整理黎藜
奠基在古城墙砖上
林劲先
筹建时，我校最早叫无线电工程学院，这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拟定并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工程。
1952年国内一批高校毕业生部分被派到苏联学习，另一部分分配到各地将要建设的厂、研究所、研究院，他们后来成为经济建设的骨干。派出苏联学习的这一批人回国后都达到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但建厂还需要一批国内技术工人和各层次的管理技术人员。第二机械工业部里当时的苏联专家莫热诺夫非常有远见地建议：要在中国建设起无线电工业，必须有无线电学院，同时还要办中专技工学校。
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十局由王世光（王光美之弟）任局长，他非常关心这个建校计划，学校筹备组开会他时常参加，在他的关心下，学院的选址初步定在“三线”（宝成路沿线）的成都。1955年9月，筹备组开始工作，徐世铎任筹备组副组长，当时计划将交通大学电信系、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的无线电系的专业课老师集中起来教专业课，由当年应届毕业的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毕业生教基础课。三校各派了一个人到筹备组，交通大学派我，南京工学院派刘树杞，华南工学院派吴恒基，筹备组驻在北京，开始制订教学计划、采购设备仪器、计算房屋面积和分配等问题。1955年11~12月，二机部七局吴立人来到筹备组，他后来成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吴立人院长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精明强干、工作扎实，他一到筹备组就带队到三个学院，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从学校的设备、图书资料到教师和同学的思想状况、特长都摸得清清楚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特别注意为学校抓人才，认为人才是办教育的基础。当时他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师生“支援三线建设，为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工业学校贡献力量”，同时深入知名教授家中做思想工作，当时有一位年龄很大、身体较弱的教授刘侃，在他的鼓动下，执意要来成都参加学校建设，在刘侃的影响下，上海一批青年教师都愿意到成都工作。其后，虽然在三校合并中有诸多波折，但像“华南五教授”中的林为干、卢文以及其他一批三校知名教授都到了我校，为我校营造了深厚的学术底蕴。
1955年的冬天，北京的天气像往常一样的寒冷，筹备组成员搬到北京三里河二机部，在被戏称作“广寒宫”的二机部大屋顶下办公，我们工作节奏更加紧张，二机部八局和三校系领导为即将到来的苏联专家议定了专业翻译的人选和他们的研究生人选。刘盛纲就被定为列别捷夫的专业翻译，紧急送培训后就上岗了。我校教授关本康、张其劭就是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二机部从北方抽调了一批中学生培养成熟练的工人，为即将开办的学校工厂和学校总务需要做准备。
1956年4~6月，筹备组进驻成都，在成都本地的高中毕业生中培养了一批办事员和实验室管理员，有了他们，1956年9月学校开学后各方面工作就可以全面开展了。7月，筹备组第二次大会上宣布了学校领导班子，三校搬迁全面开始。
来川后，吴立人院长积极争取了四川省成都市领导的支持，这给我们学校迅速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很多有利条件。1955年，国家的经济还非常薄弱，物资贫乏，要在短短10个月内建成一所学校，不说其他的，就连砖头都不够用，怎么办？在吴立人院长的争取下，省市领导对学校建设给予了全力支持，当即令成都市周边的几个县拆了城墙，四周县拆下来的城砖源源不断地运到成都，运到学校的建筑工地上，成为修建学校的建筑材料。
在母校的一千多个日子
志伟
2004年，我应美国陆军研究院的邀请，参加2004年高性能计算会议，介绍曙光机的研制和应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不仅在市场上售出了1000多套，而且在2004年6月的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中名列第十。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1995年，当我从美国回到计算所时，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9年前，我们的曙光1000刚刚研制成功，还进不了世界500强。26年前，当我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计算机专业时，也没有想到以后有一天，我会在美国首都向国际同行介绍我们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研究。抚今思昔，我庆幸我们“七七级”学生的高等教育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我庆幸自己在一个学风非常好的学府受到了良好的本科教育，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们的老师
我们7712班是成电的第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班。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他们不仅教学认真，而且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除了课堂，同学们还经常到办公室甚至教师家里请教，师生之间更像中国传统的师傅与徒弟，没有距离。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年级的英语教师。那个时候我刚进成电，环境反差很大，两眼一抹黑，要学的东西又这么多，真正觉得茫然。第一次英语课下来，老师主动和我约了晚上7点钟在图书馆见面。那天晚上老师指导了我一个多小时。由于基础差，又不会做笔记，我并没能够很好理解老师讲的道理。但是，老师的这种关爱却让我铭记于心。有这样尽心的老师，你不好好学习，攻克外语这个拦路虎，对得起人吗？老师的关爱成了我的动力，使我在大学二年级就能够阅读英文教科书与学术期刊。
还有一位讲中共党史的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那是一个政治课的补习班，我和张维宁同学经常坐在一起。这位老师不仅对中共党史烂熟于胸，而且他一反当时政治课的八股教条，通过史事给我们传授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不断壮大的道理。听他的课就像听故事，通过听故事又听出了一些深刻的道理，这些道理让我终身受益。现在我在研究因特网技术和网格技术时，还常常参照当年在成电学到的这些社会科学道理。
体现成电学风的专业课例子是俸远祯老师讲的“计算机组成”。他的课程有三个特点：第一，由浅入深、系统清晰的原理阐述。俸老师授课时没有一句空话，听他的课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享受。我还记得他上课时同学们都聚精会神、边听边想，听完以后还要仔细琢磨，生怕漏掉了一句。后来我自己也讲授体系结构的课程了，才理解到要达到俸老师的境界需要何等艰苦的工作和大量的积累。第二，课程提供了全套的DJS—130计算机的图纸，同学们可以通过实例细节，了解原理是如何在一个具体的计算机中实现的。第三，同学们都有实践和动手的机会。我分得了两小时的DJS—130上机时间。我现在还记得上机后通过“手拨13条”启动系统，并让它读入纸带，算出结果的快乐。
我们的同学
我们7712班同学的最大特点是豪爽慷慨。我们的一位老大哥毕礼林同学教给了我很多社会知识，还帮助我背英语单词。邹建强同学与我结伴自学一阶逻辑。李江滨同学是我们的音乐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音乐知识和快乐。黄越江同学是我们班的舞蹈能手，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这个舞盲。我们班的体育高手朱晋蜀、黄大庆、张立等同学不断鼓励我参与体育活动，从不介意我拖他们的后腿。张维宁同学不仅帮助我理解DJS—130计算机的图纸，还教会了我24式太极拳（20年后，当我见到维宁的父亲张效祥先生时，我自称是他的徒孙）。在美国的高负荷研究生学习阶段，我时时从心里感谢他们。
成电七七级其他班的同学也是豪爽慷慨、乐于交朋友的。记得有一位一系的同学，主动找我帮他在DJS—130上做一个天体物理计算。他的论文题目很有意思，叫做“室女座方向超星系团”，后来发表在国内一个杂志上，还特别致谢了我。看起来是我帮助他，实际上他对我的帮助更大，因为他是我的计算机生涯中的第一个“用户”（现在我在计算所主持的织女星网格科研项目，其名字可能就是在20多年前萌芽的）。七系的周长国、张蕾同学的豪爽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们的友谊延续至今，现在我每次去硅谷都住在他们家里。
我们的环境
我们七七级同学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校园环境。比如我们的图书馆，那个时候对同学开架，允许本科生自行借阅各种书籍和学术期刊。从二年级开始，我在图书馆开始看书。进入四年级，我在图书馆度过的时间更多，我的第一篇论文主要是在图书馆写的，后来发表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国际杂志上，为我联系出国留学起了作用。
我们的后勤也不错。我特别记得成电小食堂的麻婆豆腐，味道美、分量足。那位大师傅据说原来在西南局当厨师，手艺高超，对同学也很和善。20多年下来，天南海北的麻婆豆腐我已经吃过上百家了，还是成电的麻婆豆腐排在第一。
现在，我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分管研究生教育。尽管离开母校已有20多年，我还时常从母校的教育中吸取灵感，一个例子就是计算所正在实施的“核心课程工程”，涵盖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网络计算等专业基础课，我们的目标就是俸远祯老师讲授的“计算机组成”这样的精品课程。
扎实的学风、关爱的环境，这就是我们的成电。
成电的第一份专业介绍
刘乃琦
在我的面前，有一份纸张发黄的小册子，但它的封面仍闪着蓝光，红色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八个大字刚毅显目。这是1957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专业简介，也是一份招生简章，也可以说它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第一份正式的招生简介。
翻开这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我们首先看到的是1956年初施工建设的学院主楼照片，然后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介绍和五个专业介绍，配合以多幅插图，把学院教学、科研、学生文体活动等整个概况展示在人们面前。吴敬环、龚绍熊、张宏基等教授们指导学生学习和实验的情景，栩栩如生。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主持、制定了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定了“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作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并制定了计算机科研、生产、教育发展计划，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由此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