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检查磁芯板和存储器的稳定与否，要对存储器进行读写测试，在众多存储器检查测试方案中，“下雨”则是一种特殊的检查方式。它通过将一定有规则的数据图案循环地写入磁芯存储器矩阵中，然后读出进行符合比较。这是对磁芯存储器的一项极严格的考验。如果在读写这些图案循环中，将读写驱动线上流动或者感应的电脉冲送入音响电路，由于数据位分布不同，声响频率也不同，在喇叭中就产生了“叮叮咚咚”的似水滴的声音。如果把这些信号接到示波器上，在那小小的绿色屏幕上，一排排一屏屏的光点图案，随着音响的叮咚声逐屏下移，真像是“下雨”一样。亲眼看见和亲耳听到这“下雨”情景的人，都感到这是多么美妙的比喻，多么动听的音响啊！
每当“下雨”，我们总盼望这“下雨”声能连续不断，清晰悦耳，这表明存储器正经受严格的读写测试，如果存储器不稳定和有故障，“下雨”之声会杂乱无章，模糊涩耳，示波器屏幕上的图案也会乱七八糟。当“叮咚”之声戛然而止，我们的心里总会冒出遗憾的心境，“唉，又不下了？”尤其当“下雨”断断续续，更会搅得人心烦意乱，于是，几个人又再次躺在地板上，靠在机架上，一次次测脉冲波形，调脉冲时序，直到那下雨声接连不断地响个几小时，十几小时，乃至几天，我们这些计算机迷才会伴随着这叮咚之声，在机房地板上香甜入睡，那轻微的鼾声与“下雨”声和谐得如此之好，如此优美动人。听惯了这计算机“下雨”声的老一辈计算机工作者，把他（她）们的青春默默地、而同样是热烈地献给了这崇高的事业。当我在课堂上把一块缀着几千颗比菜子还小许多的磁芯存储器板展示在学生面前时，在稍许静默之后，惊异声、赞叹声不绝。磁芯板如同珍贵文物一样，从你的手中传到他的手中，人人捧着它都不想放手，那双双眼睛都想通过这细纱帘般的磁芯矩阵去窥视那时尚风采。是的，这里面有老一辈计算机工作者的献身故事，有因长期穿磁芯引线而落下眼疾的工人，有为中国计算机设计、制造和研究事业而奋斗的计算机专家们。
五、奋战三五一
机器的联调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在刘心松老师的主持下，成电的老师、学生、工厂的技术员、车间的师傅和工人一起夜以继日。工业控制过程（光学玻璃退火）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过程下来就是几天时间。控制现场离计算机机房有相当的距离，现场热电偶等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和计算机处理后的控制信号通过模拟量与开关量（数字）的转换形成了一个闭环控制的系统。当然，开关量和模拟量工作和转换的电路设计也是我们课题组的重要任务。经过若干次反复调试和修正，最后，我们DIY的这台计算机经受住了考验，使企业破天荒地生产出了优质产品，98%的一类产品，2%的二类产品，次品没有了！
JKX351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研制并成功应用在当时业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国家标准是机器运行的平均无故障时间是50小时，但JKX351机神奇地达到了1000小时（一个多月），成电计算机控制的名声也一度弘扬国内，成电人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该项目一举获得国家兵器工业部一等奖，电子工业部二等奖和1978年四川省科学大会奖。
光阴似箭，时过境迁，回忆昨天DIY计算机的整个过程和30年后再DIY计算机的过程，真是天壤之别、今非昔比，使我更加认识到：成电人的聪明刻苦、自强不息，他们的自力更生、创新和创造精神是成电精神的宝贵财富，他们无愧于我国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排头兵！
80年代的外事工作
廖品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步实现了真正的开放办学，我校的外事工作也实现了质的突破，转变了观念，拓展了交流途径，从少量引进外语教师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及进修教师，并大量引进科技专家进行短期讲学和交流，从3个人的外事组到外事办、外事处，学校外事工作的全面铺开也为80年代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上台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世行贷款与“三心一所”
1981年，学校获得世界银行贷款600万美元（后来追加至800万美元）。就是利用这笔钱，我们建设了三个研究中心：微波中心、计算中心和材料分析中心，引进了一批先进设备，在硬件上走到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微波中心引进了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等先进仪器，通过派出国学习、请公司高级技术人员调试设备等措施为我们培养人才、开设讲座，既使师生们熟练掌握了先进设备的应用，又开拓了大家的视野。计算中心引进了从大型机到小型机的大量设备，材料分析中心引进了扫描电子显微镜，使中心的电子实验手段在国内高校中均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些先进的设备使教学科研得以在较高平台上开展。
同时，学校还利用联合国发展组织无偿援助的60万美元建立了微机所，开发了微机软硬件设施，开发了UNIX操作系统及国内较早的微机“紫金2”，周明天、刘锦德、卢显良、熊光泽等也成为微机所及学校教学科研的骨干。
三心一所的建立引进了设备、培养了人，成为成电80年代快速发展的基础。
留学80年代
70年代封闭办学的格局被打破以后，留学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当时留学的国家多为欧洲各国和美国，而师生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因此语言能力的提高就成为当务之急。学校首先成立了外语培训中心，每年引进10名左右外教，通过课堂教学、交流讲座等形式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英、法、德、日等语种的培训。
当时，我校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留学名额较少，学校开辟渠道，从教育部、科技部、电子工业部、机电部、四川省等各处争取名额，从世界银行贷款里扣钱出来资助留学，通过校际交流争取奖学金，这一系列的措施打开了我校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进修的局面，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及进修教师逐年增加。从最初一年三四人到80年代后期的每年几十人，仅1989年一年就派出了45人出国留学，整个80年代共派出300余人次出国留学，并且大多数留学人员都归国效力。这组数字背后隐藏的不仅是出国留学人数的剧增，更是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先进教学资源的引进，同时也是优秀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历程。
80年代初，不仅留学名额来源五花八门，出国留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短期访问到长期进修，从访问学者到攻读学位，活跃着成电师生的身影。最初一批出国进修的老师已成为业务骨干的教授、副教授，如陈星弼、刘锦德、肖先赐等。后来陆续出国访问、进修、攻读学位的一大批老师，如周明天、卢铁城、刘亚康、向敬成、陈艾、李肇基、唐明光、李宏福、刘心松、陈光、聂在平、杨中海、彭启琮、刘永智、罗瑞林、卢亚雄等，后来都成为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中坚。
对外合作打开了交流的窗口
在组织校内人员出国进修的同时，学校还开展了大量的“引进来”的工作。80年代，通过短期讲学和讲座等形式请来200余名国外知名高校的著名学者。来自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学者，蔡绍棠、赫希菲尔德、葛守仁、陈惠开、雅里夫、格芬尔、舒曼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为我们带来了国际前沿领域的学科信息，指导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其中20余位外国专家还被聘为学校名誉教授。学校还与20余所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一流的学者，高水平的交流合作，为我校师生打开了一扇扇了解世界的窗口，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与国外著名大学和知名学者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请进来的同时，成电的良好学风、扎实学术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也为我校开展更广泛的对外学术交流提供了途径，当时部分师生赴外留学、争取奖学金就是依靠他们的帮助。
同时，我校还与一些国外高校开展了科技合作。如与德国慕尼黑大学开展的民用雷达项目，利用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基金资助，完成了8毫米成像雷达的设计，成功应用于高炉炉面的成像。周明天、刘锦德等老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成功研制出80年代我国较早的微机“紫金2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与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合作开展的机电一体化项目，开启了双方长期的友好合作，我校还与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的娓谷诚教授结下了深厚友谊。80年代的国际交流还为学校引进了生物电子学、管理工程等新兴专业，开辟了新的学科方向。
学校每年派出数十名教师参加各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80年代共160多名教师参加了110余次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同时，组织40余人次赴国外大学进行讲学和合作交流，组织30多个团、250余人次对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管理等进行考察。这些措施使得学校及时了解了各学科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发展动态，促进了教师水平的提高，并扩大了学校在国际电子信息领域的影响，提高了学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使我校一些有名望的教师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刊物中担任一定职务，并联合召开国际会议，联合进行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等。
我校还积极开展与国外著名公司、学会的交流。美国物理学会、电子学会等著名学会，西门子、IBM等著名公司与我校的长期良好合作的基础都奠定于80年代。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打破了封闭格局，80年代蓬蓬勃勃的外事工作给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打开了对外开放办学的渠道，为学校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整理子潇
成长的岁月
赵璧全
这一生和成电有约，像命中注定一样。
那年，是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我12岁，从成都市西郊随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的邻居哥哥，一行数十人，步行到东郊，参加红卫兵组织——“成电红旗”。穿城途中，我勉强跟上大哥哥们的步伐，但是心里很亢奋。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第一次走进成电。
那时学校周围很开阔，多是农田，红色苏联风格的主楼显得挺拔。记得走上三楼向东拐，楼梯口都用钢管和沙袋堵成一个狭小的过道。在大哥哥们登记参加红卫兵时（我因年龄小申请被拒），我趴在东头的窗台上，看着不远处田径场上跑步的学生，旁边灰色的教学科研楼隐藏在翠绿的树林下，大学在我头脑中有了直观的印象。殊不知，这所大学，成都电讯工学院，就与我一生结缘。
那年，是1982年，正是现在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前身管理工程系成立的时候。我到校工作，记得到人事处报到的时候，徐处长说管理系成立没有总支干事，要我到管理工程系工作。于是李永楷副主任把我带到了刚刚成立的管理工程系。这年我正好28岁。
那时，管理工程系在当时七系的院子里，院子用红色的砖墙围着。一进大门，可以看到一部军绿色的雷达伫立其中。右拐第一栋平房，其中两间房子就是管理工程系所在地。一间是系办和系总支办，一间是系资料室，人员不到20人。
时任系主任张宏基教授（也是第一届系主任），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容慈祥的笑容和脸上的老年斑，还有他独自推着从校医院借的担架车，吃力地将老伴从校医院推回家属区，在一个斜坡上，几次努力也上不去的情景。
那时，正是国民经济从“文革”动乱年代几近崩溃的边缘恢复和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掀起技术引进的热潮，从日本引进彩电生产线尤为突出。在引进现代化生产线的同时，现代化管理问题日益突出。新成立的管理工程系承担了培训电子行业企业管理人才的重任，先后开办了干部专修班、总工程师班、研究所所长班、计划科长班等，培养了一大批企业和研究所急需的管理干部。
后来，管理工程系搬到高能所的楼上。那是一栋灰色两层小楼，楼下是高能所的高频设备，遇到开机试验，轰轰的声音震耳欲聋。二楼有5、6间房子，是管理工程系所在。1985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班号：85091，专业：工业管理工程）。当年35名学生，考分在全校名列第一（2009年10月，毕业20年后，27名首届本科毕业生聚首成电，他们中有上市公司总裁、加纳知名华商、海军科研高级军官，也有普通公司员工，回首往事，无不感谢母校）。时任系主任是黄锡滋教授（也是第二任主任，从事可靠性研究的专家）。
后来，大约在1990年，管理工程系搬到东院。那是在学生宿舍院中的一个独立的院落，像北方的四合院，红色的砖瓦平房。进门左面是资料室、院办，右面是教务科、学生科、总支办公室，对面是语音室。1992年，在这里成立了管理学院，首任院长郑家祥（1988年任系主任，也是第三任系主任）。这时，学院的办学规模有所扩大，招收学生有专科、本科、第二学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并获得管理工程硕士授位权。
之后，学院又搬迁到主楼中三楼（大约在1994年，那时通信大楼已经建成，通信学院搬离主楼）。1998年，学院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的成绩，学院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和MBA办学资格。唐小我教授担任学院第二任院长（如果从1982年建系算起，应该是第四位领导）。
2001年，为改善学院办学条件，迎接MBA评估，学院搬到信息产业大厦，在2001年9月中国高校第二批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教学合格评估中，我校MBA教育的综合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办学特色居全国第一。2002年8月学院成为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全国首批30所开办EMBA项目的院校之一。经国家学位办审批同意，学院与美国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合作开办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学院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和企业管理博士点，有7个硕士点。开办本科“管理—电子工程复合培养实验班”，2007年，学院更名为经济与管理学院，下设工商管理、经济学与金融学、会计学、管理科学与电子商务等四个系。拥有教师120人（其中72%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各类管理和教学辅助人员70余人，学院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任院长曾勇教授，他是学院第三任院长（如果从1982年建系算起，也是第五位领导）。2010年7月，学院搬迁到主楼，在主楼中四楼建立了教师工作室、学术讨论室/硕士生工作室。院办和其他机关（包括MBA教育中心）在一至三楼和主楼东三楼，教授工作室和博士生工作室在通信大楼七楼。学院办学环境有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