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镇的建筑风格来看，由于南方移民的迁入，在巴蜀场镇中出现了带有明显南方风格的天井合院建筑。这种合院具有南北兼容的特色，比北方的小一些而比南方的大一些，既具有北方封闭型的四合院特色，又兼容南方的敝厅、敞廊和封火墙，有的大型民居还有花园、楼阁、戏台等建筑。天井合院与巴蜀原先干栏建筑的山地吊脚楼一起，构成了巴蜀场镇新的地域建筑形象。从建筑类型来看，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就是伴随着移民而出现的各种会馆，如湖广会馆、西秦会馆等等。这些会馆建筑的出现体现了巴蜀场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改变了场镇的空间结构，丰富了整个场镇的空间形象。
3.2.3古镇生成发展的衰落时期——近现代时期
清末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也是巴蜀小城镇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殖民侵入，巴蜀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一方面，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又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一社会经济的态势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巴蜀小城镇的发展，表现为：传统的农业场镇开始衰落，商贸场镇则由于小农经济的破产而有所萎缩，而资源性的城镇在近代工业原材料需求的刺激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上来说，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加上天灾不断，导致了巴蜀农村经济的逐渐解体，以服务传统农业为主要职能的农村场镇开始走向衰落。
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会。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的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一大批工商企业及其研究机构虽随之也迁入四川。为了躲避日军对大中城市的空袭，其中的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和学校迁到了离大城市不远的小城镇里，另有一些重要的军事机构则迁到比较偏远的场镇里。这些机构的迁入改变了小城镇的城镇面貌和社会功能，影响了小城镇的发展发展轨迹。比较典型的如宜宾李庄古镇、酉阳龙潭古镇、永川松溉古镇、江津白沙古镇。
从１９４９年解放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巴蜀的传统小城镇历经多次磨难，逐渐趋向衰落。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到“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巴蜀古镇里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传统的宗祠、坛庙被拆毁，精美的家具遭到焚毁，许多具有相当价值的雕刻也被悉数铲除，毁坏的历史文化遗产数量至今难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现代工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周边大中城市的迅速发展，传统小城镇在巴蜀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尽管其数量和规模虽仍有增加，但却日益丧失发展活力，古镇里自然性衰败与人为性破坏现象相当严重，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逐渐湮灭于时光之中。
从建筑演变来看，这个时期的建筑继承并保存了清代以来的形态，建筑类型和建筑风格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受近代以来的西洋文化影响，一些古镇中出现了与原有乡土建筑风格相异的西洋殖民风格建筑。这些建筑的出现虽然反映了近代以来巴蜀受到西洋文化侵略的历史，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充实了巴蜀建筑文化的内容，丰富了原有的巴蜀地域建筑文化。
３.３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特征及其保护导向意义研究
在一定地域内，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缘起与发展变迁总是与该地区的地域综合语境息息有关，并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主要源于其地域语境的三种自然人文要素，即：复杂丰沛的资源环境、依存关联的经济产业、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因此，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特征也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作用的反映。
3.3.1生成由来的多源性及其保护导向意义
巴蜀地域广大，丰沛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经济产业构成了古镇的生成条件，导致了古镇的衍生。相较于江南古镇单一的“市镇”缘起，巴蜀古镇的生成由来呈现出多源性的特征，即古镇的生成源自于不同的诱发因素。这些缘由包括：农业垦殖、商贸服务、交通运输、资源开发、军事防御等因素。
１）农业垦殖
巴蜀自古以农为本，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适宜的气候，为巴蜀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考察整个巴蜀的农业发展史，我们发现，正是由于巴蜀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开发区域的拓展，促使了巴蜀农业垦殖型小城镇的不断生成。
先秦时代的巴蜀农业仅是一种“园艺式”农业，即“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刀耕火种农业，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耕作技术手段上都不能与后来的集约农业同日而语”［７３］，农业耕作范围一般仅局限于城市周围，但土地上已经出现较多的农业村落，“农耕村落已初步兴盛”［４０］。不过这时候的村落规模较小，尚未出现真正意义的农业场镇；秦汉时期，随着铁农具与牛耕的出现并普及，加之农田水利的普遍推广，巴蜀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农耕村落开始出现在离城市更远的地方，规模较大的农耕村落开始具有场镇的部分功能；唐宋时期，随着耕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村落农业人口增加，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场镇开始在较大的农耕村落基础上完善生成；明清时期，由于“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先进的耕作技术被引入巴蜀，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新开垦的耕地上，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成了一大批农业场镇。至乾嘉时期，因农业垦殖而生成的场镇几乎已覆盖整个巴蜀地区。
在目前的巴蜀地区，因农业垦殖而生成的典型古镇如成都龙泉的洛带古镇、雅安上里古镇、合江福宝古镇，潼南双江古镇、酉阳龙潭古镇、秀山梅江古镇、奉节竹园古镇、巫山庙宇古镇等。
２）商贸服务
巴蜀古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随着农村商业贸易的繁荣而生成的。秦汉后期，随着农业聚居点逐渐向城市远郊拓展，农民的商品交易已不可能在城市进行，进而就在农民聚居地的附近逐渐产生了一些简易的商品交易点。由于这些交易点多有定期交易集市，逐渐有人常驻于此，于是因商贸服务而形成场镇便有了可能。
唐宋之前，巴蜀农村的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农村聚居点的数量和交易规模较小，不足以支撑商贸场镇的兴起。进入唐宋时期之后，巴蜀经济发展较快，在农村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商品交易点，其中以“草市”较为典型。“草市”的最早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不过巴蜀地区有记载的“草市”出现却是中唐以后。这种“草市”
一般位于州城、县城以外，设有固定店铺的商业点。由于商业设施比城市商业区中的商业区简陋得多，因而常被浮薄之人蔑称为“草市”。“草市”的兴起与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赋税制度有很大关联，它是巴蜀商品经济发展与财税管理方式变革直接作用的结果。到了唐末，巴蜀藩镇成为占据“草市”的豪强，“他们往往在草市设置镇寨，差遣军将，主持镇务，勾当商税，于是草市又多带镇号”。北宋开国之后，罢黜镇将，保留监镇，设立“镇市”，“草市”被正式承认并纳入行政管理［４１］。随着管理机构的建立，商贸交易量的增加，城乡人口的聚集，以商贸服务的“草市”就逐渐地演变为正式场镇，这也成为一种新的城镇生成方式。除了由这种固定的“草市”演变成为场镇外，还有不少商贸服务场镇是由聚集到寨堡附近的零担商卖发展而来的。由于这类场镇因为由市场交易（民间俗称“赶场”）而生成，因而常以“场”称之。
目前，巴蜀地区保留下来的因商贸服务而生成的典型古镇包括隆昌云顶场，涪陵大顺场、丰都高家古镇、酉阳清泉古镇等。
３）交通运输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相对闭塞，区内外的物资运输和人员交往主要通过陆路驿道和江河水道来进行。在驿道或岸线上，或因为人员的歇息停留，或因为货物的运输中转，常常会在关隘自发形成一些歇息点，又或者人为地在交通要冲设立一些驿站。大量的客、货停留和转运，往往又会吸引一些人员来此从事经营服务性的食宿行业，形成一批常住人口，久而久之这些交通点就会逐渐演变生成正式的小城镇。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先秦时期“自然形成、民办民管”的交通模式逐渐转变为“干道官营为主”，政府在驿道的交通要隘处开始设置驿站，进行交通服务和运输管理，这些驿站便成为往来客商驻足停留、换乘马匹的交通枢纽点；而此时的长江上尚有许多险滩，航运不便，其水路运输主要在支流上进行，水陆中转点布设较少且功能单一。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运量的增加，刺激了巴蜀地区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陆路上，由于新开辟的驿道上“驿站渐多”，往来客商也日益增加，为来往客商提供服务的商业便在驿站周围应运而生，继而逐渐演变成为场镇雏形并最终生成场镇；在水路上，旅客、井盐、租赋、边防驻军的粮饷通过长江、岷江、沱江和嘉陵江及其大小支流等水路沿途输送，在岸线上产生了大量的停靠或中转点，其中一些停靠中转点因客货转运繁忙而成为区域性的货物集散中心。随着客货量的增多，这些地方也逐渐聚集了一批商业服务人员和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生成为场镇。不过，并不是所有巴蜀滨水场镇都是由水陆停靠中转点演变而来，有一些滨水场镇是因为地处险滩，来往船只必须搬滩转运，由于客货的短暂停留而聚集商业和服务人口，最终发展成为场镇的，比较典型的如酉阳的龚滩古镇和自贡的仙市古镇。
在现存的巴蜀古镇中，包括北碚金刀峡古镇、磁器口古镇、巴南丰盛古镇、江津白沙古镇、石蟆古镇、永川松溉古镇、铜梁安居古镇、石柱西沱古镇、邛崃平乐古镇等，就是由于传统交通运输而生成的。
４）资源开发
巴蜀地域广阔，盐、铁、煤等矿产资源储量巨大，茶叶、药材和水果等特色物产种类丰富。
随着采掘、栽植、生产与开发技术的提高，在矿产和物产资源产地上逐渐会聚集一批专门从事资源生产开发的劳动人口，这种人口聚集又带动当地的生活服务业的兴起，并以此为基础最终生成为巴蜀场镇。
在巴蜀地区资源生成型城镇中，因井盐开采而生成古镇最具有地方特色。巴蜀盐业场镇数量众多，生成时间各有不同，生成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巴蜀地区的采盐史。自秦汉时期起，官府就已经开始在巴蜀的产盐区设置专门的盐官，对井盐生产进行管理，成为当地的常驻人员；唐宋时期，随着盐井的数量增长，巴蜀中部的丘陵地区、长江三峡的峡内诸州以及盆地西部的西川形成了三大产盐地，其时在产地的核心区域应有大量场镇生成；明清时期，陕西一带的盐商大量进入巴蜀地区，将先进的采盐技术和管理经验被引入巴蜀，刺激了盐井开采，促使更多的盐业场镇兴起。尽管盐业兴场在整个历史时期都有发生，但其基本的生成过程与井盐的规模开采关系密切。在巴蜀井盐储量较大的地方，为了大规模的开采盐井，盐商招募大批采盐工人到盐井长期驻扎生产，由此在井盐产地形成了若干的聚居点，盐商和采盐工人也就成为这里最早的常住人口。依附于这些聚居点，相应的服务商业又很快发展起来，聚居点的功能日趋完善，最后就逐渐生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盐业场镇。除盐井开采之外，因铁矿、煤矿开采而生成场镇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而茶叶、药材和水果等特色物产在巴蜀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出产地域，往往因为物产需要及时运出而形成一些市场，于是就依托于这些物产运输市场，慢慢聚集大量人口，最后逐渐演变生成了场镇。
在目前的巴蜀地区，保存了大量因资源开发而生成的古镇，如：资中罗泉古镇（井盐开采）、巫溪宁厂古镇（井盐开采）、彭水郁山古镇（井盐开采）、云阳云安古镇（井盐开采）、綦江东溪古镇（铁矿开采）、北碚金刚碑（煤矿开采）、永川红炉场（煤矿开采）、奉节兴隆古镇（药材和经济作物采摘）。
５）军事防御
在巴蜀地区的历史进程中，相对安定的几个发展时期之间总是连绵着兵灾与匪患，使得这些阶段中的巴蜀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动乱状态之中。为了防匪杜患或抗击军事入侵，巴蜀地区的地方政府或富裕大户常常在地势险要之处修建具有防御功能的寨堡。一旦社会趋于稳定之后，这些寨堡中的大部分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生存条件而自行消失，而有部分寨堡则因地处交通要冲，容易成为交通枢纽，继而以此为据点带动商业的繁荣，聚集大量人口，最后逐渐由寨堡演化成为一种场镇。
巴蜀的历史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一部王朝更替影响地方发展的历史，不断经历着由乱到治，又由治到乱的历史过程。兵荒马乱、流寇四起、匪患丛生的局面长期严重地威胁着巴蜀社会的稳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不断更替，战乱不断；宋末元初，巴蜀曾是宋元交战的主战场，战事浩大；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又与清兵激战，巴蜀深受荼毒；清末太平军，李、蓝农民起义军又与清兵在巴蜀多次发生战斗。频繁的战乱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度凋敝，使得穷苦百姓大量的流离失所，客观上又促成了匪患的猖獗。寨堡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堡垒，在巴蜀地区很早就出现过。根据记载，最早的寨堡大约是三国时期出现的“纳溪县保子寨”
（枟四川通志枠）；唐代寨堡“从数量，规模都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抗击元蒙入侵，宋军将重庆合川钓鱼山寨扩建成为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军事设施，“并沿嘉陵江、渠江一线建筑城寨。”由于这些寨堡“因地宽水足，田畴交错，可资耕耘。又山高势险，风景佳美，于是初防御性的碉楼、望楼之外，同时亦产生池塘、水井、水槽、民居、街道、寺庙等建筑。”随着寨堡内生活功能的充实，它已不再只是单纯性的防御设施，而开始向功能复杂的场镇转化。“此可谓巴蜀山寨式街道的最先，亦是场镇于山寨内最初的空间框架。”［３７］清末是寨堡大量出现的时期，也是此类场镇生成的主要阶段。为了对付农民义军，清政府提出了坚壁清野的政策，采取修筑寨堡的方式来压缩义军的生存空间。于是，巴蜀境内凡地势险要之处大量出现各种寨堡，其中一部分后来便逐渐发展为各种空间形式的寨堡型场镇。
目前，巴蜀地区里因军事防御而生成并保留至今的古镇已为数不多，比较典型的如：合川涞滩古镇、通江麻石场、宜宾龙华古镇、合江尧坝古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