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僮约》利用顽奴“便了”所说“要安排做什么事，必须在买约上注明；买约上未列的事，便了不能做”的话，将计就计，为之安排了春夏秋冬从早到晚家内家外无所不包的事，其苛刻至极，令对方立刻痛哭流涕叩头认罪，连称再不敢作恶，这是一篇游戏之作，却记录了当时社会人生的一些具体生活形态和生活内容，并且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多变，人物形象鲜明，可以说是赋体的民间故事。后来的“川剧”中的恶奴形象以及“三花脸”角色，似乎也可以于之找到源头。此外，其历史价值也很重要，有论者称：“文中不乏椰榆、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以至于这篇作品成为研究中国茶文化史的必说对象。《责须髯奴辞》先将别人的美髯夸赞一通：“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因风指靡，随身飘飘。尔乃附以丰颐，表以峨眉；发以素颜，呈以妍姿；约之以绌线，润之以芳脂！”“相如以之都雅，颛孙以之堂堂”，写到此处作者忽然急转直下，一声棒喝：“岂若子髯，既乱且赭；枯槁秃瘁，劬劳辛苦；汁垢流离，污秽泥土”，并且“薄命为髭，正著子颐。为身不能庇其四体，为智不能御其形骸。癞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最后浩叹：“为子鬚者，不亦难哉！”前后对比鲜明，波澜曲折，形象生动，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且前文音节舒缓优雅，后文语气短促，如急风阵雨，扑面而来。其艺术构思的精妙，这就是《文心雕龙·才略》概括的特点：“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本篇与《僮约》同属于“诙谐杂赋”，明显带有民间寓言故事、隐语的特点，以完整的叙事性、语言的通俗性、民众的趣味性而体现着汉代文学的创新探索，因此，有专家指出：“王褒的《僮约》、《责须髯奴辞》是现存最早最典型的诙谐杂赋”。
王褒其他作品亦有一定价值。模仿《九歌》、《九辨》所作《九怀》，以及《四子讲德论》和《圣主得贤臣颂》等，虽是歌功颂德之作，然而构思新巧，也有可取之处。《四子讲德论》虚构“文学”问学于“虚仪夫子”，认为“显名号，建功业”，才能不枉生于盛世。“虚仪夫子”叹无人引荐，于是二人结伴公游，路遇“浮游先生”和“陈丘子”二人“乘辂而歌”，歌声“咏叹中雅”，二人于是“以士相见之礼友焉”，问其所歌，原来是益州刺史王襄所作，云云，这是歌颂王襄而作。《圣主得贤臣颂》借骑手与千里马“人马相得”来“喻圣主得贤臣”，比喻非常贴切自然，语言也自然畅达，有可取之处。其《碧鸡颂》呼唤“金精神马”和“缥碧之鸡”从“南之荒”“归来归来”，充盈着大汉时代思潮对新奇、宏大的向往。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谪居云南期间还曾把这篇颂辞刊刻在滇池西山的石壁上，可见影响之深远。
总的来说，王褒的作品颇有文采，组织绵密，构思独特，音韵较美而意味隽永。《华阳国志》称王褒“才高名隽”，确非虚美之词。王褒把专以游猎、女色为题材的赋，转变为以细小的物件题材，在壮阔宏大的汉赋，添加了秀丽纤弱的抒情内容；在堆积铺陈、排比夸张等汉赋表现手法之外，尝试着密巧细致的描写和叙述等创新。《文心雕龙》称“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说的就是其创作的鲜明形象性。《洞箫赋》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与《七发》类似描写相比，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这是一个进步；多用骚体句，但杂以骈偶句，这也是首开其端的。自此以后，辞赋中的骈偶句也像散文一样，渐渐地多了起来。《僮约》和《责须髯奴辞》都是游戏笔墨，大约都是为了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制作的。也就是说，王褒的代表作既开了后世的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也启迪了后来蔡邕的《青衣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并且是最早的诙谐杂赋的模式建构代表，这就是一个巴蜀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王褒一生留下辞赋16篇、《桐柏真人王君外传》1卷，《隋书·经籍志》有《王褒集》5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王谏议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五节）汉代其他巴蜀作家
大汉帝国的盛世，通过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的赋体创造得到充分体现，巴蜀文化亦由此首次在全国产生辉煌，围绕着这三个标志人物，还有卓文君、李尤等人的文学创作。
李尤字伯仁，广汉人。与班固、张衡齐名，年轻时就以文章在当地显露声名。和帝时，侍中贾逵推荐李尤，说他“有相如、扬雄之风”，因而被召至东观（皇家图书馆），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共同撰写记载东汉时期历史和人物的史书《东观汉记》，又撰有赋、铭多篇及《七叹》、《哀典》等，事迹见《后汉书·文苑列传》。其《长乐观》中“激水，转石，嗽雾，扛鼎”等句，是人们称道的名句。顺帝立，迁乐安（今属山东）相，卒年83。所作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28篇。《后汉书·文苑列传·李尤》、《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均有载。
李尤被时人视为放纵、倨傲之徒，这似乎就是他能够对文体进行多方面实验探索的地域文化性格基础。从总体上看，李氏将当时上流社会的各种事物，无论巨细，皆笔之于铭，并且咏物中寄寓着人生和社会的内容。如《麈尾铭》，麈尾为东汉贵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讲授儒家经典的学者所常用。在李尤生活的时代，麈尾代表着传统道德规范和伦理思想，与后来士人手中的麈尾相比更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再如《鞠城铭》：“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琴铭》谓：“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乐，乐而不淫”，可见其咏物之作其实具有丰富的人生哲理。此外，李尤作品还记录着当时生活的众多方面，如《平乐观赋》“飞丸跳剑，沸渭回扰”，说的就是一种游戏或市井表演的杂耍。在其《几铭序》中，李尤对“几”的来源进行了考证，曰：“黄帝轩辕，恐事之有阙，作与几之法”。其《漏刻铭》曰：“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昧旦丕显，敬听漏音”，所言正是当时的时间计量方式。又如《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亦是。
汉安帝时，李尤奉命续撰《汉记》（又名《东观汉记》）的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传等部分，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其良史之才，于之而彰显。史载：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据《后汉书》载，李尤有赋、铭、诔、颂、《七叹》、《哀典》等28篇及《蜀记》、《兰台集》2卷。其《东观赋》、《德阳殿铭》影响较大。“乡党”扬雄的《十二州箴》在系列咏叹组合方式、王褒《洞箫赋》对咏物绘形表现上的启发，是李尤创作特色的文化背景和艺术渊源，地域文化的蕴涵，前辈乡贤激励，是李尤见载史籍的重要原因。
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着赋、诔、颂、论数十篇。
“未能笃信道德”的巴蜀文化，养成着卓文君的“越礼”和“放诞风流”，习尚华美艳秾的巴蜀文风，熏染着卓文君的文学才华。正因为有着过人的音乐修养，她才能够听懂琴音的含义：“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凰楼，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凤求凰》）她又是一个敢于主宰自我命运的奇女，毅然“夜奔”去追寻幸福；思念丈夫的真挚情感，却倾述得如此巧妙：“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的是三四月，却谁知是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榴花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黄，我欲对镜心意乱，三月桃花随流水，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其中又包含着多少智慧？她简直就是一个当代具有自尊自强的女性：“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白头吟》），并附书：“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随后再补写两行：“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惯于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的郭沫若，几乎是原版拷贝卓文君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使之成为彻底反封建斗争的符号。即使在封建统治严酷的古代，《卓文君》故事也见于各类剧种，成为普通民众喜爱的精神消费品，如《孤本元明杂剧·私奔相如》，清袁于令《肃霜裘》传奇，以及《当垆艳》、《文君当垆》等。
其故乡邛崃文君井畔，有后人记其事的一联：
君不见豪富王孙，货殖传中添得几行香史；停车弄故迹，问何处美人芳草，空留断井斜阳；天崖知已本难逢；最堪怜，绿绮传情，白头兴怨。
我亦是倦游司马，临邛道上惹来多少闲愁；把酒倚栏杆，叹当年名士风流，消尽茂林秋雨；从古文章憎命达；再休说长门卖赋，封禅遗书。
不以文学为专务却著述甚丰的，是严君平。其学生扬雄在《法言·明见篇》中赞美道：“蜀严嵁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可以说，被桓谭誉为“度越诸子”的扬雄，其作为魏晋玄学重要学术渊源的儒道兼容的太玄思想，就是源于严君平。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是用直觉思维的方法去看待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企图直接探知天地万物生存和发展变化的根本，摸索天地所由，物类所依的根据，是把道家思想体系化的关键人物，甚至被人视为“另一个庄子”。因司马迁《报任安书》而被后世人熟知的绵竹人任安，担任过广汉县令，是当时大学者，当时京城盛传“居今行古任定祖”，就是赞誉其高风亮节，蜀人秦宓夸赞之为“仁义道行，流名远播”，与同乡董扶交好并齐名京师，后归蜀执教，杜琼、杜微、何宗皆出自其门下。
小结
在西方的罗马帝国，雄心勃勃的奥古斯都（屋大维）责令亲信梅塞纳斯收罗文人，表现帝国的强大声威，形成一个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宫廷诗人贺拉斯在古希腊抒情诗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格律诗体，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其《诗艺》要求以国家的责任感和社会道德感，以高贵的内容和优雅的形式，“敢于不落希腊人的”、“创造出标志着本时代特点的字”，无愧于大帝国的光辉。朗吉弩斯《论崇高》提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必须表现为“崇高”应该包括：伟大、雄伟、壮丽、庄严、高远、遒劲等，尤其是要有想像和灵感，这才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等理论，泽被后世极为深远。
在东方的大汉帝国，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为代表的巴蜀作家群，挟带着大盆地人文精神的大胆和骄狂，以满怀豪气的创新精神，在“国家”平台上通过与其他地域作家的文化碰撞交汇，尽情地表现着自己的才华，成为汉赋的代表，充分体现着大汉帝国的强大声威和煌煌精神。他们在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艺术灵感与想像、作品的结构方式和音韵安排等，都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实践的尝试，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文学的一个自觉时代已经开始。
人类在物质和精神创造方面的煌煌业绩，在这个特定时代，就通过两大帝国体现出来。而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学，正因为巴蜀作家群的崛起及其辉煌的创造，呈现着高度的繁荣，本时期巴蜀作家的地位和价值，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稍后的左思曾在《蜀都赋》中对巴蜀作家群给予系统的评述：“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爵若君平，王褒晔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这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看法。此外，相如状宫阙、夸服饰、美行为（子虚、上林），王褒说茶（僮约）、谈乐（洞箫赋），扬雄论酒（酒箴），巴蜀作家对现世人生的执著关注，亦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