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在古希腊、古埃及以及古巴比伦文明等人类童年时期辉煌的同时，中华民族由孔子、庄子、老子、阴阳家和法家为代表的“百家争鸣”，进行着人类秩序的建构努力，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由是形成。
华夏大地的生命史是呈多元形态的，“人猿相揖别”，群体的形成并逐渐发展为群落，进而在特有的图腾下聚合为部落、氏族，再进化为方国，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儿童的好奇、天真和自由的性格，是以体现为先秦诸子学说蜂起的“百家争鸣”，在探究人类更好发展的思考中，又以血与火的列强争雄、七雄争霸，进行着人类更加社会化的进程，最后由秦始皇完成这项历史使命。解构方国而建构国家，在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和文化政策等方面形成大一统。
历史统一运动，促进了广阔的历史观念的产生。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历史，并在《大宛列传》中记载了中国人最早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信息。同时，他注意到了不同地域各异的民俗风习并逐一记录下来。
在西方，足以与司马迁相媲美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其视野不仅限于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还包括了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他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历史不完全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记录，而是人类心灵活动及其物化探索的中心所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历史就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而文学是这个“中心”最生动形象的记忆和表现。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本土化诉求，使地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寻根、扎根和自我确认的意义。本书立足于大地和人之关系的思考，凡是真诚地反映巴蜀这块土地上人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感情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作品，我们便可以称之为巴蜀文学；只要他们的作品里和这块土地建立存亡与共的共识，他的喜怒哀乐紧系着这块土地的震动弦律，就可以被纳入本书的视野。立足于本土的文化创造，必然地要具体落实到地域文化上，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构成等都是建立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一个国家的精神结构和文化表现就是由众多地域文化汇融而成的。这就是本书的基本观点。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建构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形成知识和智慧融合，多民族、多地域、多形态的、互动共谋的大文学观，这也是本书力图凸现的学术思路。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开设巴蜀文化课，得到学生的鼓励，后来在《20世纪巴蜀文学》一书中，作为现代巴蜀文学的背景，我用了几万字将巴蜀文学作了概略式的梳理，获得一些学界同仁的好评，又在《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巴蜀文学与文人》中，继续着我的思考。在读到最近出版的两部巴蜀文学专著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本更具有当今理论特点的、真正以地域文化学视角来研究的、确实具有个人视野特征的论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酿造出来的文字。这种想法得到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立项支持，后来又获得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出版资助，我所在学校也给予鼓励，得到任务通知后，我约请了成都大学副研究员雷兵博士、谢斌副教授参加课题组，分担了一些工作，但他们另有更重要的成果，故本书可能出现的谬误，由我一人负责。在围绕这个课题所进行的多年思考中，我的一些文章和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经常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善意质疑和热情鼓励，也得到许多学术刊物的大力支持，还有在讲授“地域文化”课时，获得听课学生许多好建议，这都是我应该感谢的。
邓经武
2005年于静轩斋